五十年来第一场
——《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侧记

本刊记者  春仁


研讨会阵容强盛


    1958年，中共发动大跃进，结果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场大饥荒。在中国，有关大跃进和大饥荒的问题至今仍是危险的禁区。今年是大跃进50周年，由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 、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主办的题为《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大型国际研讨会，于11月17－19日在美国召开。这是50年来第一场关于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大型研讨会，其意义自是不同凡响。

    研讨会阵容强盛，共有60余名学者参加。其中来自大陆的学者有：《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前中央党校党史教员余习广、中国《民族》杂志编辑部主任王东渝、前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室主任姚监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清华大学教授秦辉、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军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等。

    出席会议的北美学者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美国明州诺曼学院教授丁抒、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美国斯瓦斯莫学院教授李丽莲、大饥荒档案网站主持人金和辉博士、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何清涟、《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博士、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授陈意新、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张跃宏、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郭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王天成、21世纪中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任不寐、旅美学人谢选骏、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何晓晴博士，还有来自香港的独立作家张成觉，以及《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王丹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陈一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

    会议第一天是在西东大学举行的。西东大学校长和教务主任均出席开幕式并致词。美国西东大学斯蒂曼商学院院长凯琳。鲍罗芙博士（Dr. Karen Boroff）也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晚间于家中设便宴款待与会人员。会议组织者之一、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遵声出席会议并主持了一节讨论，西东大学教授、《北京之春》编辑顾问杨力宇在会上作了即兴发言。第二天和第三天会议移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举行。会议结束时，由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董立文博士致词。多家媒体采访报道了这次会议，其中有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大纪元、多维新闻网、北美《世界日报》和香港《动向》杂志等，新唐人电视台全程录像。

    今年汶川地震死亡与失踪8万多人，震惊全球；但是5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死亡人数相当于汶川地震500倍即4000万人的悲剧，却似乎已被遗忘。这是什么原因？正如21世纪基金会理事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讲座教授林培瑞在给大会的书面致辞中所说：与“反右”和“文革”相比，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饥荒，灾难主要落到底层人民，尤其是农民头上，而他们缺少发言的机会；而知识分子也应该反省，在记录、研究这一场巨大灾难上是否有失职。中国的执政党认为，正视和直面自己过去的历史错误会影响自己当前的稳定和将来的利益，因此就禁止讨论。这次会议的出发点不同，不是任何执政党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


50年后看大跃进与大饥荒


    在这次研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大跃进与大饥荒的报告和讨论。

    今年5月，香港天地出版公司出版了杨继绳的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被誉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杨继绳为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参考和分析了中外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是，在大饥荒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杨继绳指出，当时中国有关部门曾经统计过这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但是周恩来下令销毁了统计资料。杨继绳说：“周伯萍，当年的粮食部副部长，后来在外交部当驻外大使，这么一个老先生，80多岁了，他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的时候讲到，在困难时候，他们3个人，周伯萍、统计局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长陈国栋他们3个人搞了一个统计，说是几千万人，饿死几千万人。周伯萍他们把材料报给周总理。周总理说：”你马上销毁，不要泄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周公不放心，还问他们，问周伯萍销毁没有。周伯萍说，销毁了，我们3个人一起销毁的，而且连版都销毁了。“”我就为了找第一手材料，我就亲自上周伯萍家里，2003年我去他家里找老先生问这个事。他又讲了一遍，就是这么回事，很可靠。我就问，几千万？他不说。我又问，到底几千万？他不说。我后来问，是不是2000万啊？他说，就是这么多吧。我很后悔，如果我说是3000万，可能也是了。我再问一下，到底几千万？他说，不要再问了，不要再问了。所以，到底几千万，也不清楚。那个数字周恩来已经销毁了，已经没有了。“

    姚监复说：“问题不在于数字，就算是1000万，或者呢，是统计局李局长说的1700万，这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而且是个和平时期，是个正常年景，不是气候什么的大灾荒。阿玛蒂亚。森在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说过：”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是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荒，而印度从未如此。这场饥荒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荒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3000万人民。‘“

    丁抒教授是研究大跃进和大饥荒的先驱，其《人祸》一书堪称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他在会上发言题目是“大跃进期间中国非正常死亡数的下限”。全国两千多个县丁抒看了1000多个县的县志。饿死人以四川最严重，1958到1962年，四川仅农村人口就减少近800万。丁抒说不可能得到大饥荒死亡人数的准确数字，不过根据他的计算可以给出全国饿死人的数字下限是3500万。

    来自四川的王东渝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了他写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此书无疑是有关大饥荒研究最有份量的著作之一。他在会上发言的题目是“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史实丰富，脉络清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者指出，四川省是大饥荒中死人最多的地区，多数学者认为死亡人数在1000万到1200万之间。作者写道：早在中共占领四川之初邓小平主政期间，就形成了高征购、高外调的格局，而农民口粮标准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年代初就发生过饥荒和饿死人的事情，并发生过多次农民暴动，但都遭到当局镇压，还被扣上“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帽子。随后的李井泉之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在58年进入政治局，成为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员，就是看上他能从四川拿出大量粮食支援中央。在59年庐山会议后，四川已经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中央却仍然坚持从四川高征购，理由是“死人也祇能死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上海的人，否则国际影响就大了”。

    李若建教授的发言分析了大跃进时期中共官员造假的行为。官场造假已经成了潜规则，很少有人揭穿。高层干部从容暗示，下面官员互相攀比。前中国中央党校党史教员余习广多年来为研究大跃进和文革作出大量工作，主编了一套《大跃进。苦日子历史研究丛书》。他讲述了自己调查76个饥荒严重的县的情况，重点介绍了“反瞒产征购”加速造成大量农民饿死。

    李丽莲教授用英文发言，她根据北京、南京两个档案馆的历史资料，将大跃进期间的中国大饥荒，与清朝发生的灾害以及其它国家的灾害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大跃进的大饥荒和中国过去发生的大饥荒都不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文贯中教授则强调在大饥荒中公共食堂直接扮演了“谋杀者的角色”，最后毛泽东也不得不还农民退出公共食堂的权利，今天中国当局也应该将退出土地公有化的权利还给农民。金和辉、陈奎德、陈意新、张跃红和任不寐的发言也都讲的是大跃进和大饥荒问题。

    会上还播放了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胡杰拍摄的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该片以口述历史的方式为大饥荒提供了有力的见证。

    谈到改革30周年，与会者都对六四后政治改革的停滞提出严厉批评，并对畸形改革导致的各种问题作出深入分析。秦晖的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归因于低人权优势的观点早已广为流传，这次他的讲演是把中国和南非作比较，指出当年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由于享有低人权优势，也曾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何清涟女士在讲解中国问题时举出数字，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犯罪率是400分之一，干部职务犯罪率是200分之一，法官是100分之一点五。法官是中国最高危犯罪群体。本刊主编胡平的讲演题目是“六四屠杀和中国奇迹”，本刊社长王丹的讲演题目是“国家与社会的黄金交叉点”。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50年来第一场关于大跃进与大饥荒的研讨会十分成功。会议组织者之一宋永毅说，他们要出版一部大跃进50周年研究论文集，将此次会议的有关文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