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中的冯国锵

（河北）党治国


    “你们都是狗！”全场寂然。每一个人都像傻了一般。每一个人都像死了一般。

    仅仅半分钟，却像经历了半个世纪.然后像愤怒的山洪一样重新爆发：“是的，我说：你——们——都——是——狗——！！！”冯国锵的手指从左向右，一指一顿地直刺坐在地上自愿听讲的数百名莘莘学子，最后回到中间，像宣读判决似地吼完了这句话。

    我21岁的青春热血直往头上冲，心中的一些什么东西崩塌了。

    我是狗！我们都是狗！

    冯国锵骂得对。两年前，我曾担任水94班的肃反小组长，也曾领同学参加过斗争反革命份子的会。我们大家都曾高喊“打倒反革命份子冯国锵！”“反革命份子冯国锵必须老实交待！”

    凭什么这样喊？我们了解他多少？他怎么反革命？他为什么是反革命？谁又有权利定他为反革命？即使法院判他反革命罪，我又怎能知道法院的判决就是正确的？即使法院的判决有事实和法律的根据，我又有什么权利，有什么必要去充当为权势者鼓噪呐喊的角色？为什么别人让我们反谁我们就反谁？为什么别人让我们打倒什么我们就打倒什么？祇要权势者唆使，我们的头脑立即停止思考，立即百犬吠声地狂叫起来，甚至猛扑上去。我们不是狗是什么？

    这是1957年初夏清华大学校园.大约夜间9点多钟，校园的路灯放射着黯淡的光，下弦月还没有上来，天上几颗疏朗的星辰冷漠地瞅着大地。夏风嗖嗖地吹着校园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罗曼《公开审判胡风》的雄辩，罗兰《为胡风辩护》的淋漓，马维奇《还政于民》的檄文……像巨雷一样震撼着“清华骄子”的心灵.冯国锵站在胡斋学生宿舍楼前自由论坛的桌子上，清瘦、挺拔、激越，两眼炯炯有神，他刚毅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渲染出的正义激愤的力量，在清华园回荡。

    冯国锵是印尼华侨，1952年他怀着一腔爱国热血回到祖国的怀抱，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年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运动中，冯国锵因有一台收音机偶然听听外台，被打成反革命份子并开除学籍。直到1956年“平反”以前，冯国锵生活无着，卖光了所在的衣物和学习用品。

    肃反运动中，清华大学出了几十名“反革命”，1956年复查全部纠正。虽然肃出的“反革命”都是错误的，清华大学的“肃反运动本身”却是“正确”的。冯国锵因诉“肃反运动”的苦，又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校广播站屡屡播放全校第一名也是最大的学生右派份子冯国锵的右派言行。当播出冯国锵的右派言行和顽固态度时，正在饭堂用餐的冯国锵竟然当众喷饭，仰天大笑。这对批判是多么的轻蔑啊！组织批冯会议，冯国锵全然不睬，倏忽不见踪影，运动积极份子追索到校外的玉米地，连冯国锵的影子也没找到，祇好满脸义愤地失望而归.“右派份子黄万里必须老实交待！”批判黄万里教授的大会开始了，我第一个走上明斋自由论坛：“黄万里不是右派！”我要说真话，我要说我心里的话，从现在开始我绝不要学狗吠，我要作一个人，要说人的话！我和一些同学还积极组织了为钱伟长教授的辩护.接下来我的下场是：被打成“极右份子”，发配到煤矿，先后做了10年井下掘进工。

    1966年“文革”开始，我首当其冲成为侮辱和攻击的对象。“匹夫受辱，拔剑而起”！从1967年开始，我借“批刘邓路线”之名，奋笔而书，写了20多万字批左的传单、小报。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关入“牛棚”，被反绑起来吊到梁上毒打：在以“杀一小批，关一大批”这宗旨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被当成“猎物”，曾报打死刑，无期徒刑，最后判处20年徒刑。在批斗我的会上，我从心里对批斗我的人没有责怪，祇有怜悯；当我被打得皮开肉绽时，我从心里对那些打手们也没有责怪，祇有怜悯。可怜的人啊，你们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人不作，却要听从别人的教唆，踊跃去充当狗的角色呢？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呢？可怜的人啊！说不定明天你们也会成为同类撕咬的对象！

    自从那个夜晚后，我尽力坚守着思想的自由和作人的尊严，经历4次脱壳和飞跃，思想一次双一次升华，一次双一次地洗刷着自己的灵魂，革新着自己的思想，清除着数千年专制文化和奴隶教育移植到灵魂深处的狗性。

    自从那个夜晚后，我坚持用自己的头脑作人的思考，用自己的嘴去说人的话。

    自从那个夜晚后，我历尽坎坷，却终生无怨无悔。

    80年代我回到清华，听说冯国锵1979年专程从印尼返校，要求更正他的右派身份；全校496名右派全部改了正。据说使数十万知识份子及其家属历尽劫难的反右运动“本身”还是正确的，祇是犯了（谁？怎样？为什么？）“扩大化”的错误罢了。

    谨以此文遥寄我对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右派学友的悼念，对异国学友冯国锵的感谢和敬意！

    （本文为作者“人物回忆”系列的第一篇，所涉人物，皆为真名实姓，无虚构影射；如有巧合，绝非偶然。欢迎对号入座，不避官司诉讼.此文写于2001年，在中国大陆无人敢于发表。今再作补充修改，以俟来者。党治国 2004年1月14日）


冯国锵的说明：


    党治国这篇文章，是丁抒转给我的，丁是研究反右问题的专家，着有《阳谋》等书。

    党的文章有失误，须更正。

    ①我在中国期间，没有收音机，也没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李缘有一天我到北京大学找李之虎（印尼华侨学生），宿舍里有3人，正偷偷收听短波收音机，原来是澳大利亚的点唱中文流行歌曲，因李氏不在，我祇待几分钟就走了，后来我以惊奇的口气对同班最接近的彭福鑫同学说：“澳大利亚相距那么远，其音乐广播竟如此清晰”，如此而已。没料到肃反运动一来，这句话竟然成了我“偷听敌台美国之音”的罪状，深受迫害。这是因为政治运动一来，中共鼓吹“大胆检举”，逼人人写检举材料的结果。

    ②1979年我获准赴香港，从北方抵广州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上北京，原来清华大学给我的“右派”案“改正”，接着法院给我终审裁定书，宣告我“无罪”，而不是我从印尼回京要求右派“改正”。须知，早年从印尼投奔中国的革命，一概不许重返原侨居地，我一直到1994年才有机会到印尼旅游（而且是以香港人的身份申请签证的）。

    ③我骂过“你们是走狗！”那是在不断受到歧视、骚扰、侮辱后被迫回击的结果。

    ④在全校万人批斗我的大会上，由于不许我申辩，我当即愤然退出大会，一批党团“积极份子”追我到校外的农田里，我爬上一棵树上，痛斥树下的一群“狗”，这一点，党治国没目击。

    顺带说，我被打成右派后，祇有3个人敢于私下找我谈心。一叫徐赐华，他说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民主自由的种子已播下了。二自称水利系同学的，表示他毕业后要求到边疆工作，便于逃越国境！这个人就是党治国同学，他敢于这样表露心迹，说明他对的我信任，不会出卖他。三自称来自东北的讲师，他邀请我到香山公园喝茶，问我怎么打算？是否想回印尼？我没敢多说话，他被打成右派（？），终日忧心如焚，极度恐惧，后来似乎自杀。

    1958年2月我被开除学籍后，上图书馆，被赶走；到莱岛看书，太冷；躲在锅炉房，满屋灰尘，也被工人逐出，逼不得才逃到北京大学避难，因接触留学生，惹祸，终于1959－3－14深夜被绑架，强送劳动教养，后来因逃亡，被捉回判无期徒刑。1970年决定把我枪毙，祇因华侨，刀下留人。


    冯国锵

    2007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