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十二）

（新西兰）周素子


张恩忠


    10年“文革”，生产、教育都荒废，人才断层。原杭州市机械局下属100多所工厂，都准备重整旗鼓，开始生产。1979年，市机械局筹办学校（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自聘教师，招收学子，将为下属各厂培训技术人才，并由市机械局资深干部孙检任校长。孙检是1949年时的山东南下干部，虽行伍出身，但他珍惜人才，尊重学问，自己也写得一手好字，尤其喜爱南宋诗人陆游的字。杭州是座名城，一时向全国各地调聘到数十位优秀教师，并向当时专为落实右派而设的“落实政策办公室”，在数百名经20多年磨难后等待分配落实的右派中，根据他们的档案资料从中挑选了7名右派（另加一名反革命份子），我和张恩忠、吴亮等，都是被孙检青睐而被聘为该校教师的。

    市机械工业学校，没有校舍，暂借用灵隐上天竺庙宇，一时外地的教师并其眷属，及数百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年学生，充溢了上天竺庙宇的角角落落。地处僻静四面环山的胜地上天竺，顿时热闹了起来。杭州素称佛地，自吴越以来，何止四百八十寺？虽历代均有兴废，但自50年代以来，红色政权提倡无神论，毁庙逐僧，庙庵所存无几，尤其在10年“文革”中，千年古寺、大小庵庙被封闭，佛像毁弃涤荡殆尽，除灵隐寺受封闭，大致得到保护外，其他寺院均仅余空壳，均充公，或辟作他用。西山灵峰寺在50年代大炼钢铁时，殿宇拆作燃料，夷为平地。南屏净寺则派作屯兵之处。上、中、下3天竺均辟为工厂，其余小寺庙作为办公室或为办学，或为仓库不等。所有寺庙，均仅有躯壳，内容全无了。

    当时市机械工业学校建校于天竺寺，原大殿放生池等处，仍为高压电器厂占用。学校仅利用原依山而建的寺庙厢房，改建成教室若干间。原香积厨内的泉水，以方池蓄之，终年汩汩不息，仍作为厨房饮水。上天竺寺占地于西山最高处，所以广大师生都能饮到全杭州市的第一口水！老师办公室与校长室则在寺庙建筑最高处（可能是原方丈室），为二层木结构屋，可以俯瞰山门内外诸景，远眺狮峰，10里琅铛岭诸山。原寺外右侧山凹丛林处之僧舍，则为师生宿舍。一所初具规模，充满活力的学校即相安于此了。上天竺寺原即具万千形胜，学校背后翻小岭通9曲岭、石人岭、灵隐法玄弄苦庵等所在。学校虽无现代化建筑，但它的“校园”山水之美，四季山色的变化，乃为其他学府所无！这大批学生亦都是10年文革中的学业荒废者，一经入学，均勤奋向上。我辈教师尤其原右派与原反革命者感于孙检的知遇之恩，感于有机会重执教鞭，敬业精神特好，一时千年古庙中，丛山苍翠间，如初春之万木，欣欣向荣。古寺中传出非诵经声、念佛声，而是书声、笑声。

    在政治的高压政策稍定之后，初春，桑叶尚未爆芽，蚕花未孵，杭嘉湖一带蚕农，又依照千年习惯，到天竺寺祈求蚕花平安。她们成群结队，或戴印花布头巾，腰系百褶短围裙，自带干粮，前来礼佛。天竺寺原供有蚕花娘娘，她们在寺院附近摘些草木，带回挂在蚕室门框上，即能辟邪。于是市机械工业学校的门外，每日香烟缭绕，跪拜者何止千百人！她们临走之时，将一年辛苦所积之粮米、菜油置于我们的校门口，本来是捐与僧人的，现在就被天竺附近生产大队收去！我们这些教师在办公室中踞高临下，见人群川流不息，还接受着信徒们的礼拜，享受人间烟火，真不可思议！在数10名教师中的8名右派、反革命，大约出于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共同经历吧！虽然素昧平生，偶然相聚，自然都格外亲近，我尤与吴亮、张恩忠、汤桢祥数位更为要好些、接近些。

    当时学校无交通工具，大家必须在灵隐寺外“咫尺西天”砖石屏风前，等待公共汽车。从上天竺到灵隐须快步行走40分钟山路，上下班时，我们常常结伴同行。经过半年的相处，人人认为，张恩忠是个最为耿直，即使在九死无一生时也绝不苟且的人，他与圆滑、耍手腕、貌合神离、口是心非等辈绝然无缘，是个正人君子。

    张恩忠杭州人氏，家住吴山脚下清河坊4条巷，与吴亮的住址勾山里相近。他父亲是铁路老职员，早经退休，那时已80多岁了，还每日一卷在手，坐在藤椅上，看的都是英语书。张恩忠高中毕业于杭州第一流名牌中学一中，毕业成绩为全市第一，获得省教育局颁赠的金杯，被保送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简直为神童，令所有为父母者所艳羡！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电部任职。不久，反右斗争开始，在鸣放阶段，他一介书生，个人并没有甚么意见可提。运动后期秋后算账，部里给一些曾提意见的人扣了右派帽子。张恩忠不解了，不满了。他说：“不是让大家向党提意见吗？”“不是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堂堂党中央不是向全国老百姓保证决不秋后算账吗？”“如果这么不讲信用，还能当执政党？今后还能取信于民吗？”他这样一打抱不平，使他也成为右派，而属后期处分最重的右派。因为他不认错，绝不低头认罪，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罪，仍继续提意见，于是他的罪状逐步上升，不时受到体罚，结果以“顽抗到底，拒不改造，反动透顶”罪名，送往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后又被辗转送往北京市南郊团河劳改农场管教。张恩忠1.80米的高个子，剑眉凤眼，方脸，宽口，坚毅中寓有书卷气。但仅40多岁即秃顶，头盖骨显现凹凸不平，从此处即能见出他所受的折磨。原来他当日不肯认罪，不肯下跪，且还据理力争，指出弊端，“左派”就用铁棍击其头部，几度昏死，他就是不跪！……曾听他说起，与他同时在团河关押的有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小家族”干将杜高，与后来闻名全国的作家丛维熙，张恩忠却鄙夷他们，说他们奉上欺下，卖友求荣，自私、圆滑。约在1965年，张恩忠在劳教农场患了胃溃疡病，严重到生命危在旦夕地步，需要进行手术，因而被保外就医，得以回杭州老家养病。张恩忠是独生子，还有两个姐姐早已出嫁。1966年“文革”开始，各派互斗，打、砸、抢、抄家，大字报上街，一时黑云压城，种种怪诞、不合情理之事，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张恩忠在家养病，良心使他不得安宁。他针对报纸谬论，提出己见，也把所写大字报贴到了街上……这里暂且不提这一举动的后果，祇说张恩忠的母亲，自从儿子打成右派、坐牢、劳动教养，已够使她心碎了，不料这个儿子竟在保外就医的时刻，又生事招灾。这位慈祥的母亲终因负荷不起深重的精神桎梏而忧虑、焦急、恐惧而死。

    张恩忠可以忍受牢狱之灾、皮肉之苦，母亲的死则令他痛不欲生，深受刺激，新旧磨难导致精神分裂。其实在落实政策到机械学校任教时，他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祇是孙检校长不谙内情，仅尊重他的清华大学毕业学历，实则他是不能再工作的了。上了几个月的课，学生反映他祇在课堂上大谈政治，分析国内外形势，预测种种政治运动的可能，表现多疑敏感。不久他就赋闲，干领工资了。他不满学校这一处理，要求上课，他仍然日日来上班，所有谈话内容，均为滔滔不绝地分析国内外形势，预测下一个政治运动倾向。杯弓蛇影，且还大段引证“毛选”及《资本论》等著作，原来他10年的牢狱生涯，能阅读的文字，就是马、恩、列、斯及“毛选”等著作，辩论起来，学校的政治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同辈中罕有像他那样潜心研究过这些著作的。他常常到原是右派的同仁家，当然也常常到我家，他一进门，就长时间的讲述目前形势，分析起来，都无非要我们提高警惕，谨防当局的再加害。我和吴亮与他家相隔很近，故所受的打扰也最多。

    约在1983年间，他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他父亲老友的女儿，30多岁尚未出嫁，俩家原为通家之好，故愿结亲家。显然女方对于他的不同于常人处并未深知。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但夫妻俩感情不好。他常向我抱怨说他老婆骂他精神病，要和他离婚云云。他曾问我：“你看我有精神病吗？”我能说他有病，应该治疗吗？至于离婚，他表现得甚具大男子风度——谓悉听尊便。94年秋他曾到过我家，以后再无见面。现我来纽西兰已经多年了，不知张的家庭生活有无起变化。目前国内外形势变幻莫测，日新月异，未知他的分析、预测能跟得上时代否？


何悟春


    何悟春是我中学时代杭州师范音乐科的同学。在中共执政中国多难的数十年中，几乎每个政治运动，都会有我们的亲朋好友被打成敌人，归入“百分之几”的“一小撮”反动行列。在57年这场汹涌的反右斗争中，我们这个音乐班老同学中，就我和何悟春分别在各人后来就读的大学里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我们这个音乐班，在1951年入学时，男女生祇有26名，到第2年二年级时与萧山湘湖师范音乐科合并后才增至30多名。这班少年同学，融融一堂，前后产生过3个班长：第一年原杭师音乐班的正副班长为陈良森、何悟春；第二年并入湘师后，副班长即是湘师来的张希圣。这3个同学都不是那种“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一类，他们后来都卓有成就，名满浙江教育界、音乐界。陈良森在杭师音乐班毕业后，升入上海华东师大艺术系深造，毕业后在沈阳音乐学院任教，文革时期调回浙江，在杭州歌舞团任男高音歌手，任职期间，忽然以“流氓罪”被捕，蹲囹圄年余，受尽体罚并屈辱，待到水落石出，原来是毫无根据，连捕风捉影都谈不上的莫须有罪名。释放时，他已是身心受伤留下了终生的心脏病。到80年代初，杭州师范学院甫成立艺术系，他始荣任为该系系主任，直到退休。他的心脏病亦于两年前开刀做了“搭桥”手术。张希圣于杭州师范音乐科毕业后，虽未人大学深造，但他在宁波效实中学，执教终身，成绩卓著。效实中学是浙江名校，他锦上添花，为效实中学组织了合唱团、管弦乐团，名闻遐迩，使他获得浙江有数的特级教师称号。至于3名班长中的另一名何梧春，他的经历则坎坷得多！

    1953年何梧春在杭师音乐班毕业后继续升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深造，1957年暑期即将毕业，因为成绩优异，已作留校任教打算，而且春风得意，与同班女同学、该学院教授之女恋爱，并将赴苏联参加一个音乐节，任男低音歌手。该年暑假，北京的中国文联等单位已开始反右斗争，尚未扩大到各大学学生中。暑假我在北京时曾到北京艺术学院去看望过何梧春，和另一名也原是杭州师范音乐班的程振幅同学，相见之下，非常高兴，大家都以为前途无量而意气风发，我还向何梧春借了一把二胡回芳草地，以作为漫长暑假中的消遣哩！我那时拉刘天华10支二胡曲，刘天华使二胡这个民间乐器借鉴西洋小提琴的换把、泛音，使它列入了雅乐。就在那年与何梧春相见后，待暑假期满返校各自都被打成了右派。直到20多年后，我得以返城工作，惊魂甫定，才得知何梧春的一些情况。

    何梧春打成右派后，处分很重，发配回浙江原籍东阳县农村务农，受监督，戴罪劳动。后期，因为他能拉得一手好二胡，被东阳县婺剧团招为乐师，于是随团演出，辗转于各村落间，免不了睡戏台、挑行囊，沦为乡村艺人范畴。等到70年代末落实右派政策时，他则久久未被落实，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又不幸卷入错综复杂、人鬼难分的派性斗争之中，受报复、被关押，直到80年代初才被恢复工作，安排在金华市的浙江师范大学艺术系任教。至80年代中期，毕竟他的艺术素养、音乐功力不同凡响，而终究担任了该校艺术系主任。

    我和何梧春的再度会面，是在1989年在杭州召开的杭师音乐班的第二次同学会上。此次聚会由吕英、黄敏如召集，外地同学都集中居住在黄敏如任校长的邮电路小学内，聚会地点则是由我安排在里西湖镜湖厅。此处在葛岭、西泠桥之间，附近原有清代书法名家梁同书墓及当代学者马一浮讲学的复性书院旧址，从镜湖厅引领远眺，能见长堤如带，十里荷花。我们这班同学大多数从1953年毕业后还未曾谋面，均经历了漫长的36个年头，都已从青少年进入50多岁的中年以后，无论各人遭受过何种磨难，无论各人在这大浪淘沙中怎样淘洗、冲击与沉浮，即使头发斑白，颜面纹生，但少年同学的再聚使我们均似回复到天真烂漫的心地，真是难能可贵！同学中有身居学者教授的如陈良森、程振幅等，有沦为酱园店踏三轮车和手工艺者如徐养性、程效曾辈，但老同学相聚不分“贵贱、尊卑”……我和何梧春的相见自有一份遭际相同的感情。他此时已任浙江师范大学艺术系系主任，在其任职间，将极有音乐素养的程振幅与夫人吴一斐（亦是音乐班同学）自甘肃兰州师范大学调至浙江师大。程振幅是何梧春在杭州及北京艺术师大的前后同窗，后来接替何梧春成为第二任系主任。接着，何梧春又将胡树人并其全家自福建三明师范学校调至该校任教。胡树人在杭师音师班毕业后曾与我同时升入福建师大艺术系。他俩都是浙江人，能回浙江任教，从外省调回，在那个年代并非易事。何梧春对同窗之情可谓深厚，功绩不小，也于其中可见他的办事能力。此次同学会中程振幅、胡树人亦都与他相偕自金华同来。当我们再同声合唱“今日我们是桃李芬芳，明天是国家的栋梁；今日我们欢聚在一堂，明天要兴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时，不禁热泪盈眶。

    与他的名字仿佛，何梧春身材魁伟，嗓音宏亮，粗眉大眼，面色黑紫。在学校时，同学送他的绰号是“水牛”，316年以后，同学相见仍以雅号相称，倍感亲切。在何梧春坎坷动荡的半生中，为鱼、为龙，最终能够再从事音乐事业，任系主任，应该是宽慰平生了。但是他最值得庆幸、最可贵的应该是他的妻子，我虽不知道她的芳名，但程振幅多次与我谈起她：作为一个从小住在京城，大学教授的娇女，一旦嫁给了心仪的夫婿，竟然至死不渝相伴终身，同时流放到僻乡，忍受着生活、政治的双重压迫，当许多家庭、感情都在这双重压迫下遭到粉碎时，他俩却在风雨飘摇中坚如磐石！程振幅说，何梧春再度成为大学老师时，也未见她喜形于色。伴着何梧春3起3落，默默承受何梧春被动的“36变”，做到自我牺牲，真正的荣辱不惊，超然象外，让人敬重。


楼百层


    在我平生交往的人物中，有非今雨、旧雨，而祇是偶然相逢，受其关切、帮助，虽时过数10年，仍时时念及、未忘恩波的，有两位医生。

    一位是杭州九溪屏风山疗养院的牙医师某（据说亦为右派），因为当时大幼摔断一颗下门牙，才由此结织了他。那是1968年春，我携带孩子，从陕西富平辗转东下，到杭州郊区龙坞投靠亦是右派的二姐周素琛。离开富平那天，北方早春，天寒地冻，村民白玉欣、白广地送我们到离白村10几里路外的阎良上火车，将趁廉价的夜车赴西安。孩子则坐在白玉欣手推的独轮车上。我们一行人行进在“富平不平”黄土地的高坡、深沟中，曾驻足在枯干的河床深处。仰望天宇，月明星稀。白玉欣对我说：“你们到南方，若生存不下去，还是回白村罢，我一定每天供给你一担水。”黄土高原的水何止贵如油啊！此情此景，在我今后的漂泊生涯中，是艰难中的希望和动力！那晚我们在西安最便宜的小旅馆楼梯下瑟缩了一夜。次日，我与孩子在火车上，我想在锅炉房为孩子将湿鞋烘干，不料这仅有的鞋被锅炉工人扔到了车窗外。在上海转车时，孩子们红肿的赤脚，行走在寒风中……。

    在杭州浙江美院任教的我哥周昌谷，他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人身份关押在该校“牛棚”中。老母原与我哥同住在涌金门韶华巷55号，此时因土改时所划的地主身份，又遭第二次驱逐出杭州市区，住到了龙坞僻乡。二姐家原有5口人，加上老母，与我们母女4人，总共10口，同住在村中原先养猪的茅屋里，泥墻土壁被猪拱得坑坑洼洼（后来由右派好友黄永根修补好），幸茅屋加厚，未被秋风所破。这4代同堂，忧虑的是3餐，惶恐的是村中头目的欺凌。全家团聚的融融之乐，竟未能享受！

    从龙坞乡到杭州市区，须先步行7华里路到转塘（浙江下游之江，在此一个大转弯），才有公车可乘，到九溪后再转车，可达杭城。就在这样地僻无车的山乡，大幼不幸摔断了下门牙，因未及时治疗，致使牙床灌脓，下颚红肿，在万不得已下，祇得赴杭城就医。连日阴雨，孩子又无雨鞋，我背负大幼，在泥泞的田埂路上先得走7华里，然后乘车、转车赴杭诊治。因恐亲友嫌弃，故不在杭停留、借宿，都是当天赶回龙坞的。辛辛苦苦往返多次，断牙要补，必须再往……。有一次在九溪转车时，一个农民告诉我，就在九溪屏风山疗养院内有牙科诊室，可能会接待外人医治，若接待，不必老远往返杭州城了。遵循指点，我找到屏凤山疗养院，这是供单位职工及官员度假、疗养之所在，环境优雅、清静，在茂林修竹间。牙科祇一个医生，约60岁模样，面目清秀，服装整洁，有留洋学者风度，跛一足，态度和蔼、慈祥。我说明情况后，他立刻同意为大幼治疗。他的治疗方法与城内牙医迥异，决断地拔去了大幼的断牙根，说孩子的断牙不用补，在成长发育过程中，会自动排列整齐，不会让人觉得少了一颗牙的，若补上，将后患无穷！他还让我看他的下门牙，原先也是少一颗的，看不出吧？我至今为大幼庆幸能得到他的医治！到屏风山疗养院祇二次，比到城里路途、时间都省略了一大半，而且不用排队、等候。在那个到处白眼、受欺凌的日子里，遇到如此善待我们的牙医，反令我十分惊讶！我本就衣衫褴褛，来自乡间，他大概在我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我的处境和遭遇罢！他不收我们一分钱的诊疗费，一律免费……。多年以后，右派“改正”，恢复工作，我想面谢他，打听他的下落。人们告知，他在“文革”继续深入阶段再遭批斗、抄家、游街示众，大概在给大幼诊牙后不久，即不堪屈辱而自杀了。我没能效仿韩信报漂母，一饭千金，但令我刻骨铭心！

    比大幼治牙更早几年，“文革”前夕，约1964年春，二幼得病后留有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时老母暂住涌金门韶华巷我哥周昌谷寓所，三幼即将降生时。经我二姐老同学吴克敏的介绍，到浙江中医研究所请名医楼百层医师给二幼诊治。吴克敏的母亲是产科医生，与楼百层是朋友。吴克敏说，楼百层出身中医世家，专攻针治疑难病症如不育症等，在同行中享有盛名，然不幸于1957年打成右派，遭压制，不让出头露面，但他的高明医术与宝贵经验，则需他笔录留世，故留在省中医研究所，所谓“春蚕到死丝方尽”吧！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与省中医学院同在原浙江大学旧址内，是否相属不得而知。老浙大旧址在庆春门大学路，中医研究所虽有门诊，似乎未对外营业，受诊治者的疾病当与研究者专题有关，病人不多，环境清静。

    庆春门在杭城偏东北向，为明清杭州十城门之一。民谚有云：“候潮门外盐担儿，庆春门外菜担儿。”庆春门外是菜农聚居之所，门内有菜市桥，为蔬菜集散地，从宋代起，地名至今犹存。早在宋代，直至明清，乃至民国之际，庆春门一带又是文人乐居之地，盐桥、众安桥一带原有多家藏书楼，后毁于太平军与日寇侵华。附近岳家湾，为南宋岳飞家属世居处。左近大学路有浙江最高学府浙江大学（于50年代中期迁新址至老和山文化区），与寓有教化的弼教坊、大方伯、浙江图书馆邻近。近人许宝骙、钱学森故居即在此一带，当代文豪郁达夫亦于庆春门内柴木巷筑“风雨茅庐”，但祇与王映霞在此居住仅3个月。菜市桥近处还有一段壮丽的历史：明末清初抗清义士魏耕雪窦，和抗清民族英雄张煌言苍水先后就义于此，二者均由甬上义士万斯大等收葬于清波门外（魏后又被移葬于石人峰下）。但在30年代后，人们开始崇尚滨湖居住，纷纷筑庐西湖之畔，加之50年代浙大迁校后，庆春门一带则祇留织锦机房与一般市井居民的聚居处了。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即座落其间。

    楼百层医师，当时50多岁，身材颀长，面色黄黑，令人想起《水浒传》中的“病关索”。他不假言笑，态度严肃。二幼经大病后，左手不能举，左边面部瘫痪，左眼不能闭等后遗症。左脚虽能行走，但姿态倾斜、不稳。楼医生经仔细观察后，言简意陔，说二幼的手足他能治疗至恢复，至于面部，他无力回天；但在发育过程中，能恢复一部份功能。后来经楼医师仅针灸了2、3次，二幼的左手即能上举取物了。时当冬令，楼医生认为若是盛夏，效果会更好些。

    往返多次了，二幼已认得从韶华巷到老浙大中医研究所的路程，上车，下车，转弯抹角。我分娩三幼后，不是外婆陪二幼诊治，而是二幼引外婆到诊所的。外婆对二幼的记忆力非常吃惊，但又感奇怪的说，二幼一路上都是自愿而往，但一经扎针，就大哭不止，口眼都歪斜了。楼医师说，孩子面部瘫痪不易针治，就与啼哭时口眼歪斜与扎针的要求相悖有关。至此，楼医生认为他的力量到此为止。老外婆则认为，祇要手脚麻利，脸部瘫痪并不重要。后来在二幼6岁时，杭州海军疗养院开设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专科治疗，我与老母亲陪二幼去就诊过一次，终因下关穴针刺太深，老外婆舍不得孙女吃苦，极力反对而作罢。

    在楼百层医师处，经过从冬到春的一段治疗后，二幼的恢复令人满意，面部稍有恢复，左眼已能随意开闭。大约是楼医师知道我们的困顿处境罢，他免收全部治疗和医药费用。这不仅仅是多少钱的问题，这里包涵着谅解、真情，在当时的环境中，尤其值得珍贵。

    几年之后，我二姐之子小鲁，忽然患了摇头症，听人说针灸有效，我母信赖楼医生，特意寻访他。不料，楼医师竟病故了！惊惜之余，别人介绍说，楼医师夫人也是一位针灸师，且得其真传。于是我们找到了楼夫人，她家住官巷口青年路青年里，是一所30年代砖木结构老式墻门，有多家合住，厨房合用，楼家住楼上厢房，光线阴暗，家俱均甚老旧。楼夫人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女人，脸色紫膛色，瓜子脸，大眼炯炯有光，侃侃而谈，一付精明能干模样。她为小鲁祇针灸两次，症状全消，我母叹为神针。


戴荫远、沈奇年


    80年代初“文革”结束，纠正冤案错案，右派“改正”，所谓“百废待兴”，各处用人又重视学历，而文化、人才断层，正规大学毕业生不敷需求，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成人大学应运而生，接着诞生了通过电视教学的电视大学。除中央、省、市正式电视大学外，各大工厂、大单位都利用电大教材，聘任辅导教师，为培养职工成立电大分校，连平日作为瓶花毫无独立政见的各民主党派，也纷纷效法，开办成人夜大。夜大学大多租用各大专院校以至中小学的课堂，并聘请各大专院校教师以电大教材讲课，学生都是些30岁左右受文革潮流冲击而致失学者、在职者。一时遍地芳草，稷门、绛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弦歌不绝，有教无类！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以科技工作者为主），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以大学教授、社会科学者为主），农工民主党（简称“民革”，以残留大陆之尚有利用价值的老国民党员为主）等。杭州市民革不落人后，力争上流，亦在1980年创办了民联夜大学，称“民联业余学校”。

    当时我已落实在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任语文教师，并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兼语文课。民联夜校兴建伊始，设有诗词格律班，并招收了40多名学生（其中年龄最长的学生是前国民党师长，经“战犯”关押释放后被委任为浙江省对台广播站站长方耀，时已70多岁），已聘诗词家80多岁的盛配（右派）为教师，未及开学，盛配子女虑其夜间外出不便，再请省文史馆馆员章士严为教师，不久又请辞。开学在即，而急待教师。一日，民联教导主任徐衡亲莅武林路阁楼，说是省文史馆向他推荐了我，虽然我当时才40多岁，且脱离了学界20多年，但为文史馆学者所倚重，无从推辞，勉力赴任。于是从1980年开始，我即在民联夜大学担任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与诗词格律等课。1982年民联成立电大分校，我继续任电大古代文学、古汉语课，直至1985年我至杂志社任编辑为止，前后凡5年。在这5年中，教学相长，使我增进了学问，而且在民联的同仁中、学生中结识了许多可贵的好友！

    学校的员工，除兼课老师外，都是些吃过苦头但有学历的老国民党员，如校长王某（忘其大名，身世不详），教导主任徐衡等。我与徐接触较多，他毕业于老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报界多年，共党执政后，在囹圄20多年，“落实”政策后得有机会致力于教育事业，于是废寝忘食，摩顶放踵，不黔突，不暖席，最后在其陋室中死去，当夜大学生陈一江发现时，在床下已毙数日矣！在火葬场遗体告别会上，虽经整容，我还见他指间犹有泥土，大约是临终之时尚在挣扎吧！？

    员工中任刻钢板、印刷者沈奇年，在1958年支援宁夏的乌托邦大迁徙中，作为高中生他去了沙漠边陲，等到发现这是一场变相的无期徒刑时，他带头请愿要求返杭，结果以“反革命首脑”判刑，服苦役竟达19年之久。他手带镣铐尚以《辞源》自习，饥饿时吃过粪桶里的瓜皮。历经苦难，不改其乐。已40有余，尚无配偶。平日于文物搜藏，抱残守缺，如醉如痴，比之居陋巷的颜回，节操犹有过之。后与我同在周采泉门下，有师姐弟之情，甫稍安定，不幸死于车祸。

    奇年之死，与我抱同样沉痛、久久未能去怀者是民联夜大学的组织者之一戴荫远先生。戴先生江苏淮阴人，退休中学老师。抗战时期，避寇浙江，就读严州碧湖师范，50年代初，曾在杭州师范所开设的小学教师培训班就读一年，在校时，我们并不相识，但在一个锅里搅过勺，算是忘年同学。所以他见到我时，用苏北口音称我为“劳同谢”（“老同学”）。他在早年任教于高银巷小学时，被打成右派，于是上山下乡，劳动、发配无复宁日。直至80年代“落实”后民联兴办夜大学，他被难友徐衡相邀出山，已是他退休多年以后了。戴先生高度近视眼，白内障，在闹市行走，靠边而走，随时都怕撞着人。他办事一丝不苟，任劳任怨，早到迟退，即使在假期中还运筹不息。他为民联夜大创办过音乐班、手风琴班、绘画班、书法班。并兼任聘请教师的重任。在同仁中他挚爱沈奇年，即使后期奇年离校他就，彼此亦来往频繁。戴荫远间时特购大蹄膀，由夫人烹饪，一半红烧，一半白烧，为奇年补身、解馋。

    戴荫远夫人是先生在碧湖师范时同学，他俩相识于日寇侵华的国难之际，共度过避寇的8年艰苦日子。1957年戴荫远划为右派，风风雨雨，携老带小又是苦难深重的20年。这是一对名符其实的患难夫妻！夫人身材矮小，从事会计工作，退休之后仍在“民革”某技术处任职。无论严寒酷暑，午休时间都要乘公车赶回家为丈夫备饭。非常凑巧的是，自1986年以后，他俩成为我杂志社所在地的近邻，从此我也享受到了夫人的许多好处。原杭州古城在民国16年前，市内尚有浣纱河、中河、东河、新开河、小河等等7河，左缭右绕，是处有宿舟、河房、拱桥、小巷，是一个“东方威尼斯”，近人戴望舒的新诗《雨巷》，即是杭州深巷的优美写照。我在1985年以后任职的《风景名胜》杂志社，即坐落在马市街小营巷酱园弄12号，大门开处正对着酱园弄垂直成丁字形的银枪巷，东河万安桥下。这些小巷窄窄长长的，非常安静，还保持有昔日风貌。戴荫远一家于1986年初搬迁到银枪巷一号，与杂志社“一巷带缘”，步行毋需2分钟。夏日午休时间较长，夫人回家做饭，邀我同食，我在他家午餐午休，为期不短。夫人和悦以待。

    1987年9月7日，大雨倾盆，我所居武林路阁楼，因楼梯屋顶漏水，似花果山水帘洞。下午4时左右，我自外回家，见门上有戴荫远留言，谓：闻奇年车祸，住杭州红十字医院，约我同往看视。待我急奔医院，得知奇年已于中午在宝善桥车祸当场毙命，医生抢救无效。呜呼奇年，平生受尽折磨，此乃最后一击！次日，我在酱园弄遇戴荫远，他双手紧握我手，以足顿地，老泪纵横，放声大哭！方得知奇年是在他家吃过夫人所备中餐后，因天雨骤寒，回宝善桥寓处添衣途中遇难的。戴先生说：“若知道他是去送死，我必扯住不放！”，几年以后，每次相聚，总要谈到奇年，谈他孜孜为学的精神，谈他对文物的沉醉，谈他对朋友的一片赤子之心……。每次，戴先生必黯然喟叹。奇年一生，戴先生夫妇因为共同的患难经历，成为知已。尤其，对他死前一天，他临时工作的地名志办公室收到上级对他20年冤狱“平反”的通知书，领导准备在他晚间到办公室住宿时告诉他，让他高兴一番，不想是日因雨他回自己的寓所住宿，他竟不及知了。戴先生感叹不置！原来杭州市政协内定，待他落实政策（指“平反”）后，委任他以正式工作，命其撰写《南山公墓墓志》（因早先入葬者甚多名人），他自己亦已着手搜集，考证这方面的材料。不料自己却成墓中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