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
（十三）

（新西兰）周素子


江天蔚


    80年代初，我在右派获得“改正”后，落实在杭州市机械工业学校任教职，同时在浙江省艺术学校及杭州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兴办的“民联业余学校”兼任古代文学课教师。

    我在“民联”兼课达4年之久。这所业余学校的上课时间都在晚上，学生则是因10年“文革”而失学的年轻人。办学者是“民革”中一批在10年文化萧条后，于事业仍抱孜孜不倦精神的老学者，教师则全部向正规学校聘任兼课。办学两年后，“民联”曾评过数名优秀教师，我即是其中之一。在此其间我还差一点当上了“民革”杭州市委的宣传部长，一个不小的官哩！因此我也结识了赏识我的元老、杭州市“民革”领导层人物江天蔚老先生。

    当时各“民主党派”都想重振旗鼓，纷纷扩展有限的势力，招纳知识份子入围，原先如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等本来就是知识份子结集之处，但如“民革”这类民主党派，却并不受知识份子的青睐，而我因在该属下学校教书，近水楼台，不免沾边。其时算得上大知识份子的杭大中文系教授蔡义江，他即在此时被直接提名，担任了北京中央“民革”宣传部长的。他的父亲蔡竹屏为40年代国民党治下的县长，据蔡义江和我说，他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一头衔，还有为他父亲申诉未了冤案的一层含意。反正他是弃文从政，俨然为京官了。我则因老母、哥哥极力反对，加上自身的清高思想，没有当成官。当时的杭州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位合适的人接任宣传部长，据我后来得知，他们希望这位部长是一位女性，40多岁，大学文化，善于言辞，有气度，而且必须是国民党世家。据说他们经过周密的观察、调查，最后选中了我，而我确实是具备了别的40多岁女性所没有的“国民党世家”身份：我的大伯父周六介是孙中山时期的同盟会、光复会会员，参与过光复南京壮举，在光复军中任敢死队队长，光复后任首任杭州知事，接着任上海道台。我的父亲周云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工作。我的大哥周昌澍在中共建国前夕1949年，毕业于蒋介石亲任校长的南京警官学校！我的身世何止是国民党世家，简直是国民党功臣世家哩！加以我所具备的其他种种条件，成为物色目标就在情理之中。所以一个人成为学者、教授并不是偶然的事，必须有环境和自身的专注、勤奋，而从政、当官，往往非常偶然，有其意想不到的因素。

    尽管当时“民革”杭州市委对我若愿意当宣传部长给予许多承诺，包括可以让我长驻北京，以便与中央民革多项联系。还说，2年后即可进入政治协商会议当政协委员，至于物质上的住房改善等当然不在话下了。但是我不愿意当官　，尤其不愿当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官，中共建国以来，我们这个家庭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算得上家破人亡，吃尽苦头，我小小年纪即被戴上了“右派”这顶桂冠，即与国民党世家有密切相关，所以说到“反动”历史，还心有余悸！还有想到我那身为小儿科医生、出身贫寒的祖父莲波先生瞑目之时的遗训，因为他的长子周六介一生戎马生涯，出生入死，最后虽然做了官，但是在36岁的英年即弃他而早逝了，他伤心地说过：“这就是做官的报应！”因而他教训子孙：“祖祖辈辈，耕读传家，不要做官，不要远离祖宗的坟莹”。不要做官，我是做到了，可是现在远涉重洋，祖宗的坟莹已经久不祭扫了。

    国民党杭州市委的上层领导人物江天蔚先生当时在平海街办公室召见我，有民联业余学校教务长徐衡在座陪同，向我申明大意，劝我从政，在我婉转说明自己的想法后，江老先生毫不勉强我，并爽朗的放声而笑。这是我初见江天蔚的神情，而且从此以后，我和江天蔚竟成了忘年之交。10多年来，时时过从，他成为我值得信赖的良师益友，他对我时时有所教益、警策！

    江天蔚浙江松阳人，当时已80多岁了，他满头银发，肤色红润，双目炯炯，有学者风度，真正的“鹤发童颜”！江天蔚早年任职松阳某中学，抗日战争年代，从事抗日运动，不知道他是属于何党派，反正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经坐老虎凳等酷刑。他所受的刑罚后果，可谓终生受用不尽。据他夫人吴凤仪说，他长年浑身关节疼痛，不能安眠，入睡，每晚都是靠床倚枕，坐待天明，睡眠对江老来讲极其痛苦，骨节疼痛的程度，简直是一场战斗、挣扎，也可见睡眠与长命、精力、思维无关，江天蔚几乎日日精神饱满，交际、著述，未见星毫萎靡，直至目前90多岁了，仍一如既往！

    江天蔚在80年代初，还住在杭州平海街附近贯巷，居室为木结构老式大院，显然属“文革”中遭受降格待遇，居处狭隘，厨房就设在室外宽大走廊里，临近天井。我常去他家拜访。夫人吴凤仪原是杭州师范第一届毕业生，那时是抗日期间，学校已迁址碧湖，我也是杭州师范50年代的毕业生，虽相隔数10年，但属校友，故分外亲切。夫人小江老9岁，为高银巷小学退休教师，他俩已是耄耋伴侣了。吴凤仪原为江老的学生，在白发翁媪的日常生活里仍能见出师长的威望与关怀。夫人性格乐观，随和。我们常常谈及杭州师范故事，如在几十年中，共同教过我俩的顾西林老师逸事。

    江天蔚后为民革领导，退休后，进入政治协商会议，“文革”10年后，百废待兴，机构重整，新旧之间未曾衔接，故江老仍兼顾民革工作，有决策之权。他们除创办“民联业余学校”振兴教育外，还网罗社会上的文艺书画家成立了“钱塘书画社”，每年有一次书画展，并将优秀作品结集出版，装帧精美。10几年来从无间断。书画社社友，有国画家吴静初、施祖铨，书法家王漱居、唐诗祝，古琴家徐晓英等，我的诗作也常滥竽其间，以文会友，时有切磋。

    江天蔚能诗，善书法，字宗黄山谷，各地求墨宝者甚众。他的书法，凡绍兴兰亭、富春江严子陵钓鱼台的碑林及外省诸胜地等均有其碑刻。江老极喜诵我诗作，毫不掩饰其赞赏之情，尤其对我70年代所作的古风《扊扅》篇很欣赏。江老于百忙之中，还写有80万言巨著《两汉与匈奴关系史》专着行世，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极有史料价值。江老珍惜时间，安石碎金，时时掇集，1983年他曾亲自为我制订了休息时间表，希望我在教课备课的百忙空隙，抓紧时机，勤于笔耕。他主张持之以恒，每日写作半小时约200字即足矣，一日200字，一月即有6000字，一年即有6万6千字，3、5年以后岂非巨著？他主张锻练身体，他自己在80多岁的高龄，还每日清晨至湖畔断桥、西湖长跑。他说跑到跑不了就不跑了。他给我的作息表是：清晨6点至7点写作，7点至8点是散步、锻练，8点半早饭，然后一日紧张、充沛的工作、学习。许多年来，我虽然未能很严谨的执行江老安排的作息时间，但它使我养成清晨写作的习惯，后来我在《风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记者，所有的文字，几乎都在清晨完成，果然，白天整日的繁琐工作，就不至于影响清晰的文思了。

    江老还帮过我女儿二幼的大忙。1989年二幼将出国来纽，她于198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于浙江美术学院史论系任教职，已有3年，有关规定大学毕业后工作未到5年不予审批出国，但又有另外规定，若有海外亲属关系则可放行。我的堂姐夫方正，早于49年去台湾，在台湾居卫戌司令高位，没有料到原先甚遭中共忌讳，籍以加害的海外关系，这时却大派用场！方正是台湾国民党官员，大陆“民革”机构有台湾官员名录，因此要由杭州市民革出具证明，证实方正的存在。二幼有了这层关系方始准予出国。因而二幼在办理出国手续时，得到江老的帮助，顺利解决了问题，为此她到过江老家多次。有一次，适逢夫人腹疼难忍，而江老坐于窗下看书，像贾迎春观《太上感应篇》似的，若无其事，毫不着急，是由二幼送夫人去医院的，结果证明是阑尾炎，住院开刀，大约夫人平日往往无病呻呤，江老司空见惯之故吧！

    江天蔚从中学教师，以民族之深情，加入到抗日阵线，被关押上饶集中营，严受酷刑，他是国民党员，中共建国后，又以国民党的“革命者”，一直在民主党派中工作，他是如何被划为右派的，有否服过苦役，在何地劳动，中共有否对这样的人物网开一面？均不得而知，也从未听他说起过。

    约80年代末，杭州市在旧城改建中，江老一家从贯巷搬到朝晖新屋，从市区跨过运河的施家桥即可抵达。江老曲折艰辛的一生，于此安度晚年，我每去看望他俩，夫人必留饭，席间谈些养生之道。在江老的谈吐中，时时有“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感。


吕以春


    1979年，右派“改正”后，我先在杭州的大专院校任古代文学教师，20多年的流离颠沛，阶下之囚居然上讲台为人师表了。久长的学业荒疏，祇得废寝忘餐的阅读、钻研，几年的教书生涯，居然能够教学相长。

    到1984年12月底，《风景名胜》杂志社创办，人手甚缺，在友人王翼奇的推荐下，我遂进入杂志社任编辑、记者。这使我从“读万卷书”，转到了“行万里路”的境界。“风景名胜”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已开发又再度荒寂的名山大川，即将开发的深山老林、边陲、沙漠，涉及建筑学、宗教、绘画、音乐、书法、规划、设计、旅游、历史、地理，乃至游记、名作、风俗、人情等等。我在杂志社工作了10多年，直到退休。我的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尤其是那些人迹罕至之处，如内蒙古草原，广西、云南边界少数民族区，山东龙须岛“天尽头”，至于五岳名川那更是必修的课程了。我还有自己的兴趣所在，为探求徽州文化，皖南的徽州6县我就访问了10次，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一地我到达5次。在这10多年中，采访、考察，参与各种学术会议，于是接触了各界的学术权威人士，进而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这10多年的实地考察，广泛接触，使我知识大进。这10多年中的另一收获，是我参与了多部正宗辞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浙江省地名志》一书时，我结识了杭州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吕以春，此书编辑时间达3年之久，我得以与他时常见面，互相切磋。1986年5月，我和吕以春共同参与了在浙江舟山沈家门召开的有关浙江省地名志会议，一起在沈家门开会，到朱家尖、普陀山浏览，因此，交谊更深入了一步。在沈家门的3天会议中，吕以春作了“浙江历史、地理沿革”的讲座，将浙江省的地理、历史沿革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论说，使我对他的学问、修养更为敬佩，叹服。他不用讲稿，娓娓而谈，说到地名沿革时，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地名变化，区域划分，最频繁、变化最多的是中共建国以后，他认为变化频繁对地名学造成的难度无法估量，他提议要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地名。地名学是一门西方学问，近几10年来才在中国普遍展开。地名学的研究，以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陈桥驿为最先开创者之一，他是全国地名学会的领导，浙江省各县的地名志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多年以来致力颇勤。1986年秋《海盐县地名志》出版，我曾随陈桥驿到海盐县参加评审此书，陈朗也受邀请。陈桥驿的记忆力甚强，他引证史书、年月，不用查书，随口而谈，他说海盐方志的撰写，在明代以来一直首屈一指，而当时这本地名志也非常精采，他希望能保持这种优秀传统。那次在海盐，我们游历了明末南京名伎董小宛随冒辟疆曾经芳踪及此的南北湖，登临了能观海景 “日月同升”的云轴庵，并参观了历经荒废新近修复的蒋氏西涧草堂和海盐传统名园绮园等。吕以春在50年代毕业于杭州大学地理系，是陈桥驿的高足，得力助手，1957年打成右派后，发配到原籍浙江诸暨农村劳动改造，20多年的苦难，一直待到70年代底右派“改正”。落实政策时期，凡为教授威信较高者，可以指名提拔学人，陈桥驿遂指名调吕以春回杭大地理系，作为陈桥驿得力助手，凡陈桥驿的学术研究均离不开吕以春的协助。尤其是对于地名志的涉腊。

    1986年的沈家门会议，陈桥驿主持，吕以春宣讲，众人恭听。会议期间，陈桥驿带领与会者若干人浏览了朱家尖岛，在岛上住了一夜，吃了石斑鱼，又去了普陀山佛国。佛寺均遭“文革”破坏，正在修复中，整个普陀山呈一片大兴土木景象。此次会议前后，赴沈家门路经宁波市，我遇到两件意想不到的事；一是能在阿育王寺通一法师的盛情接待中，有幸看到了秘置于该寺藏经楼的佛骨。藏经楼又是坐关和尚闭关诵经之所在，我在通一法师带领下，扣关、入楼，亲见其启锁、取骨，正值楼外4季桂飘香，观看佛骨，崇高之感，油然而生。二是在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竟能登阁观书！天一阁是明范钦私家藏书楼，历经数百年，立下的家规是“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而且“妇女不得登楼”。在书楼哀怨的传说中，说到一位女子，因慕天一阁防蛀芸草，久闻而不得一见，遂改名绣芸，托媒嫁至范家后，始知妇女不得登楼，抑郁而亡，遗言葬于书楼之旁……。我曾在艺校任教时的学生邬向东，此时正担任天一阁藏书楼馆长，他爱师心切，破例让我登上历代登楼者寥寥数人的天一阁藏书楼，我之侥幸愉悦心情，可以想见。

    会议期间所游历的朱家尖，是舟山地区的一个大岛，比普陀山大3倍。早在会议之前，有关方面已决定将朱家尖开发为旅游区，人称“南戴河”。有舟山地名志办公室徐静波携带朱家尖材料，专程到杭州请专家为其若干风景点定名，当时受徐静波敦请的有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正秋，杭大地理系副教授侯慧林与《风景名胜》任编辑的我。我等数人就在徐静波下榻的松木场、八字桥旅社内为朱家尖名胜商讨定名。我对朱家尖该是早已相熟了。

    在沈家门会议期间，唯一携带家眷同行的是吕以春，大约是沈家门地近普陀，夫人籍此浏览吧！吕以春在诸暨农村待罪劳动20多年，结婚甚迟，夫人为一农妇，生有二子。在吕以春右派“改正”返城时，她随行抵杭，住杭州体育场路杭大宿舍内。我在沈家门见到的吕夫人，已是年近50岁了，她不幸患高血压、心脏病诸症，脸色苍白，浮肿，她5官端正，一副忠厚相，沉默寡言，怕见生人，与会数日未见她与别人交谈。在抵沈家门3日后，会议中人赴普陀游览驱车赴渡口，车上座位拥挤，夫人不敢就座，当我为她让座时，杭大侯慧林甚表不屑、不解！回杭后吕以春几番说起，夫人要请我到她家作客，说起夫人曾见我将吃剩的早餐咸菜留存至中饭再吃一事，回家后还谆谆教训孩子，学习我的节俭，可见彼此印象的深刻了。

    沈家门会议后，我只身赴温州，路经定海博物馆，瞻仰建于西晋的祖印寺。定海尚有石板路老街，6座避火石拱门，定海老城是明末义士节妇为抗清者的殉难之处，有陈妃投井处（舟山宫井）、李昌达殉难处（留芳路）、刘世勋自刎处、张肯堂殉节处（雪交亭），还有同时死难的将士臣民万余人合葬处（同归域），我一一凭吊……。

    从1989年开始，我与吕以春同时编纂《浙江省地名志》，此书由陈桥驿任主编，吕以春任副主编，编委若干人，我为其中之一，吕以春负责全书集稿通稿，从格式、文风，查证实地，统一汇编，要求准确，精密……。全省各地他几乎一一亲临，我则在全书中，负责汇编、撰写园林、文物方面的地名演绎、变动。我相信这一部《浙江地名志》将富有权威性。因为一般辞书的弊病，如《全国名胜辞典》，往往足不出门，纯粹摘录他书，古语说“信书，不如无书”，而吕以春为核实条目，几年以来实地调查，逐条考证。我所编写的条目，也是大都亲临其地，搜集有资料的。

    全书经3年努力后，方始于1990年冬由浙江教育出版社付梓印行，此书荣获浙江出版界的出版奖。此书远涉重洋，在地球的角落纽西兰奥克兰市，在奥大图书馆，在时代文化中心等处书架上竟赫然存在。见到吕以春和我们共同为之辛苦、努力得以出版的《浙江地名志》，见书如见人，倍感亲切！

    吕以春在完成《浙江地名志》巨著后，即接着编写《钱塘江志》。钱塘江为浙江最大河流，自西南向东北流向杭州湾入东海，全长410公里，流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钱塘江支流繁多，干流各段名称各异，上流婺源、休宁境内称横江；绩溪境内称扬之江；歙县至淳安、建德（今千岛湖所在），称新安江；衢县至兰溪称衢江；兰溪至建德称兰江；建德经桐庐至萧山称富春江；其间桐庐段称桐江；萧山至入海口称钱塘江；其间萧山闻家堰至杭州闸口段别称“之江”。全河流向曲折，故称“浙江”，浙江省名亦由此而来。钱塘江上、中游地势起伏，变化极大，由丛山峻岭山地而经丘陵，钱江入海处，口广内狭，巨流滔天，万马奔腾，形成中外闻名的“钱江潮”。吕以春为撰写《钱塘江志》，他走遍了4万2000平方公里的流域区，他一直到达婺源钱江滥觞处及绩溪丛林密布的三太子都。他曾对我不无感慨地说，越考察水文，越对郦道元的《水经注》佩服得五体投地，浙江千百条支流，《水经注》竟明白无误地指出它的最初发源地（三太子都）！

    吕以春孜孜不倦于学术之研究，实实在在，不为名利，他非常珍惜右派“改正”后不多的工作机会，他的身影出没在山山水水之间，他的背后，有一位沉默寡言，节俭勤劳的夫人，她不一定能理解他的学术价值，但她用病弱之身支撑了全部家务，吕以春得以全心全意沉浸于工作。我去国来纽已经3年，未知他的巨著完成否？未知夫人病体再能支撑家务，默默奉献否？


李衍德　小赖


    7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告结束，至80年代间，知识份子惊魂甫定，又逐渐恢复了文化生活，各类学术会议在全国各地相继得到开展。开会的时间，常常是定在天气温和的春秋两季，有时会议多了，若不事先适当安排，就会重叠、冲突，则感到应接不暇。这类会议除研讨学术外，也是中国穷知识份子借此获得公假、公款而达到“以文会友”的机会，不亦乐乎！

    1986年春，我在《风景名胜》杂志社任编辑，5月份有两个会议需要参加：一为在浙江镇海召开，以地理学家、《水经注》研究权威陈桥驿教授为主编的《浙江地名志》编纂会议；二为在温州市召开的全国园林会议。两会时间挨得很紧，交通又不便，我以最经济的时间与最合理的路线作了安排，得以先后参加了这两个会议。在镇海会议期间，与会者大都是地理学家、测绘学家，除陈桥驿教授外，还有《钱塘江流域志》的作者吕以春，杭州大学地理学副教授侯慧璘等人。与会期间，对《浙江地名志》撰写作了分工，我担任了编委，负责撰写浙江省文物、园林、名胜古迹条目。并安排时间，一起考察了舟山佛地，及准备开发的处女岛朱家尖为其各风景点命名。会后，我在独自赴温州之前，考察了定海明一代的抗倭遗址，与南明鲁王监国时期的多处遗迹，凭吊了死于殉明国难的万人冢，与陈皇后殉节的死难井。可惜限于时间，竟未能一吊张苍水兵败后栖止遭捕的悬嶴岛！紧接着赴温州，参加了全国园林会议。这次与会的专家学者有百人之多，来自全国各地，如北京陈俊瑜，上海丁文魁，广州刘管平，南京朱有玠等。朱有玠所设计的济南趵突泉、李清照纪念馆建筑群，使他获得建设部授予的唯一的园林建筑大师之称。

    在会期间各家题字赠东道主留念时，我作的雁荡山花诗，因朱有玠擅书法，由他书写，诗中有“静处岩阿岂逞奇，托根白石抱幽姿”句，甚得朱有玠赞赏！及会议结束，我们即成了忘年交，保持以后通讯若干年之久。此次会议为期计6天，前3天在温州市，听取了多次学术交流报告，并集体游历了开发不久的永嘉楠溪江。我还忙中偷闲，访问了温州友人沈沉，探望了重病中的吴鹭山先生（此次竟成永诀）。后3天会议继续在我老家乐清雁荡山召开，住灵峰饭店，众人游历了灵岩、灵峰、大小龙湫，及不亚于四川剑门的显圣门与南合明章纶公故第、牌坊、墓园。我还与上海《园林》杂志总编柏梁真，湖南园林学院沙教授等3人，登上龙湫背东侧道松洞。这是我母出阁前故居，我父曾偕新娘回门，祖父莲波先生、三伯父一鸣均曾登临。可惜经过“文革”的洗礼，凡屋宇楼阁等已涤荡殆尽，如今祇是洞内泉水依然清冽，站在洞口仍能远眺瑞鹿峰及39盘芙蓉岭耳！

    会议圆满结束，皆大欢喜。这类会议有一个特色，要经过数日的盘桓、接触，到会议结束时，来自各地的新友方才开始熟悉，分离时均感依依，而且一次会议总能结识一、二个终生好友。就在那顿最后的告别晚餐上，不知是谁在饭桌上对我说，苏州园林局李衍德也是右派过来的，过去也吃尽了苦头。我立即离席找他，李衍德与我同样的激动，我俩紧紧握手，竟一言不能发，当时喝下的酒都成了泪，模糊了眼睛。大家建议为我们摄影留念。华灯已上，然暮色苍茫，我俩就在饭厅外灵鹫峰下，握着手，留了影。李衍德身材高挑，人物轩昂，热情洋溢！从此分别以后，若干年来，通讯不绝，他几乎在每封信中都邀请我去苏州，说他将安排一切，不作泛泛之游历，每封信上都有他夫人对我的问候。他说，他把我俩的友谊讲述给夫人听，夫人也极希望能见到我。他说他的夫人贤淑、体贴，最可贵的是不但在患难时没有离开他，而给予他支持、鼓励，陪伴他走过那段辛酸屈辱的日子。他赞誉说，他有一位最好的夫人。此外，说夫人还能烧一手苏式佳肴……。苏州离杭州太近了，以前曾去过多次，竟一直未能践约，也没机会尝到李夫人的脍炙。

    约在1993年秋一个周末，大雨倾盆，我独在杭州见仁里家中，敲门进来了一个陌生青年，衣衫褴褛，浑身湿透，祇带一个小包，他向我鞠躬，递上老友李衍德一封介绍信。他是从苏州坐了12个小时的夜航船来杭州的。我让他洗澡，换上陈朗的旧衣，吃饭。综合李衍德的信与他的口述，得知他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某地区师范学院，学历史的，曾任中学教师2年，在“64”学运中参与其事，后期遭到开除公职处分，并且妻子与他离了婚。他一无牵挂，响往苏杭的文化，于是像李白一样，仗剑去国，听着两岸啼不住的猿声，顺流而东！他先到了苏州，觉得并非如想像中的天堂，他祇能在农民的菜地里劳动，参与最繁重吃力的搪瓷厂劳作，糊口。当在铁路上打工时受伤，遂失业，几乎路毙。此时偶然遇到了李衍德，李衍德为他解囊相助，介绍工作，而且在得知他很想转到杭州谋生时，为他买了船票，给我写了请求帮助新友的介绍信。四川青年姓赖，身材矮壮，5官粗犷而端正，毫无书卷气。小赖说，他身边祇有两角钱，若到杭州找不到我，他想在岳坟自杀！他之所以响往杭州是因为它有岳飞、秋瑾、沙孟海等伟人（从古人到今人）。他说他休整一段时期后，准备报考研究生。但是他却不考虑，当夜住哪里？将在哪里吃饭？他还在小包中掏出数张揉皱了的写着新潮的、无章法的字画，说在四川某地他的书法曾得过奖！我无法留宿他，但是有李衍德的介绍信，我也不能不管他 ，我得考虑安置他一个妥善的地方，有睡、有吃，无户籍之忧！我终于想到了一个去处：杭州玉皇山后山，南星桥近处的栖云山，那里有一个栖云古寺，近人徐映璞所著《杭州地理志》中有篇《栖云山志》，记述其历史甚详，此处为元代曲家贯云石酸斋所居地，其地与南宋故宫御花园一墙之隔，寺边残余宋代宫墙遗址。因其地偏僻，寺名不显，我和我哥昌米嫌憎灵隐寺、净慈寺已成闹市，而无栖云山之幽静，寺内泉水甘冽堪可冲茶，能避俗尘，能取一日之清静。且主持广忍法师，松江老衲，慈眉善目，有古风，通佛学，待我兄妹如佛印之待东坡居士，每到寺中，必待以素斋、果浆，且于大殿圆桌铺以纸笔，任我哥淋漓挥洒。那年陈朗从北京来，曾到寺，也为他题诗、写字（有“为问酸斋今曷在，人间戏剧正纷纭”句），并在那里享素斋。我戏谑说，和尚持钵，口吃四方，我们吃和尚的，可谓吃八方了。眼前这个四川小赖，我祇能效仿《水浒》赵员外剃度鲁达将其送往五台山那样，送到栖云山广忍法师处了。不料小赖得知可进寺院，暂度难关，说很愿意，说进寺院就是他多年的心愿。

    杭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褚树青，青年有为，也是广忍法师的文字交并忘年交。我打电话请他与我一道将此人护送上山。我为小赖打点了些四季衣裤，不同于赵员外的是没有重礼，而赠与小赖《杜诗释读》二册，纸笔若干。大雨仍然如注，我们3人几度转车，然后跋涉在野草没径、林木幽深的山径上……。广忍法师碍于我俩情面，慈悲为怀，收留了小赖，让他在西厢房下榻。栖云寺尚未按装电灯，是以蜡烛照明的。小赖终于能在当夜有了吃住的地方。

    小赖在寺中，种菜，接待香客，还算勤勉。我和树青也常常探视他，他对我俩口称“恩人”。他没有吃狗肉、打小和尚，我们放了心。广忍法师甚善待他，凡他工作必给报酬，而膳宿是供给的。半年以后，他终于得到一位香客的帮助，进了浙江大学图书馆工作，假日仍回栖云寺。他将栖云山看成娘家了。

    至于李衍德，我在诸事安排就绪后，给他打了电话。他不胜感激，不胜抱歉，不胜抱愧，说他也并不了解小赖其人，祇是出于同情，说给我这个老友添麻烦了，再次抱歉！

    我若回中国度假，一定要到苏州看看李衍德，尝尝贤夫人的佳肴。四川小赖历经磨难，应该成熟些了，未知他念上研究生否？

    大洋远隔，遥致祝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