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玉碎死，决不瓦全生
——悼亡友邱原

（四川）铁流


    谢泳先生在《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份子的言论活动 》一文中开宗明义写道：“在1957年，像林希翎、谭天荣或者比他们更为人所知的大右派的言论，虽然也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权，但因为他们的言论基本上进入传媒（虽然是作为批判或者罪证），多数已为人所知。对一般思想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已不会被遗忘。我在本文中所用‘民间知识份子’的概念更为狭窄，主要是指那些更不为人所知的知识份子，因为他们所处的地域、职业、本人所有的知名度等等因素，他们没有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或者因为他们当时的思考是以大字报、投稿或给中央领导上书形式出现的，而这些东西既没有发表，也没有传达，它祇是作为一种了解当时政治变化的动态，以情报的方式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评价，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独特的。”我以为在四川除有谢先生提到的川大生物系四年级女生冯元春、成都铁路局李昌明外，还有省文联创作辅导部的邱原、成都二师的徐航、重庆党校的周居正等君，祇可惜这些人后来被杀的杀，被抓的被抓，现竟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为此，他们有过闪光的自由民主思想，连同他们的肉体深深地埋进了坟墓。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中国一代知识精英的悲剧。

    我和邱原先生相识于1956年12月四川省第二次文代会上。他曾在大会上作过有关电影与戏剧创作方面的发言，给我留有较深的印象，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青蛙少年》曾柀收入《四川优秀戏剧集》。由于工作和见解关系，“整风反右”前，我们经常聚集在茜子（本名黄狮威，又名陈谦），《草地》文艺月刊编辑）家谈论时政和有关文学创作问题，大家观点鲜明，直言无忌。后这个聚集的地方被罗织为反革命“裴多芬俱乐部”。其实就这么几个爱好文学的小青年聚一起谈谈文学创作，对现实生活中所见不平发发牢骚而已，此乃人之常情，竟不想惹下包天大祸，使年青鲜活的生命连同才华埋葬土中。

    邱原身材魁悟大头大脸，闪灼的双眼能看到三尺厚地下所埋藏的东西，那直达耳腮青乎乎的胡楂又显示出男人的阳刚之气。他是个道道地地的成都人，一个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的文人。新政前就读于四川大学，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对国民党独裁专政极为不满，常写文章给予无情抨击，曾列入黑名单为特务追捕对象。尔后他用狂喜热泪迎来了鲜花明媚的“翻身日子”，投笔从戎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不久他发现这个“革命”说大套做一套，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开始有不满言论，在“反胡风运动”中即遭肃整，被关押审查，大小会批判斗争，自此失意入，常有奇谈怪论。观点一针见血，剖析深刻。他直指时弊鞭挞入里，纵是今日来看也十分超前和有价值，不愧是抗暴反残的先知先觉者。他的“反党言论”散见于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省文联编辑的“右派言论”和某些“朋友”为洗刷自的“反省检查交待”之中，这里仅将我知道、听道、看到的择其重点，作如下介绍。他说：“官僚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不是作风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终身领袖制度，是个人崇拜的根源。布达佩斯的知识份子上裴多菲俱乐部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拉科西统治下知识界一片荒凉，又不准自由讨论，逼得他们去那里，因为祇有那一小块地方有民主自由气氛。”

    “文学艺术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始于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活》，如果不打破这个框框，中国永远不会有创作自由和真正的文学作品。”

    “文联和作协本应是作家艺术家的群体组织，不是上下级关系，更不是埋葬思想自由的地方。而现在的作协、文联是共产党的衙门，是整人和强制改造人思想的地方。思想是不能改造的。思想是人类生而据有的东西，就像天赋人权一样。”

    “党委要退出文学创作艺术部门，让作家、艺术家自由自在地创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文学没有党性，祇有人性。党性强化教条，人性润育艺术。《三国》《水浒》《红楼梦》是靠党性写出来的吗？”

    “毛主席就是个帝王，他自己写的《沁园春》就表白得十分清楚。他独断专横，指鹿为马，说高铙是反党集团就是反党集团，说胡风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

    “我认为党报上刊登的那些光明面全是假的，阴暗面才是今天社会的真实。领导无论作什么报告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的关系'.1955年肃反运动整错了那么多好人，成绩还是主要的。共产党最大毛病是错了不认错，耍霸道。”

    正因为他的观点立场和客观现实格格不入，被划成“极右份子”，本应送“劳动教养”，但他聪明，不相信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可以重新回归“革命队伍”的鬼话，坚决要求自谋职业。此后锁喉禁声，离开文联以刻蜡板度日，混迹市井。没有想到他逃过了1957年的惩罚，却没有逃脱“十年文革”的血腥，竟壮烈惨死于1974年天明前夕的成都宁夏街市大监。事情是这样引起的。茜子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０日因被指控参予组织“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送到天回镇大湾成都动力机械厂劳改，刑满后仍不许回家，留厂就业继续强制改造，致使家庭破裂。１９６７年趁“文革”动乱之机，逃到成都市找到以刻蜡板和画像为生的邱原声泪俱下说：“我们这一生何曾反对过共产党，祇不过发发牢骚而已，共产党却往死里整，老子现在简直活不出来了，决心跑到国外去反对它，你得帮助帮助我。”

    邱原是位为朋友事愿两肋插刀的人，当即拍着胸膛表示支持，给钱给粮票……茜子企图从新疆后出境未果，又转到上海想泅渡到公海再爬上外国商轮，当然更是痴心妄想，最后潜入山西一个县的煤窑里挖煤度日。不乆全国对茜子发出红色通缉令，很快将他抓捕归案，邱原作为支持“叛国集团”的帮凶也啷珰入狱。公安部门立即对他采取刑讯逼供和诱供，丘拒理抗辩死不认账，最后祇好将其单囚一室，并经常侮辱其人格。邱原是个天生的硬汉子，个性极强，有“勿自由宁死”的风范。狱吏曾胁迫他说“祇要你交待出同伙，我们可以立即释放你，如抗拒不交待祇有死路一条。”。在生与死的两条路面前，在保护朋友和出卖朋友的人格考量下，邱原选择了拒决招认的绝路。

    在小监里你想死也死不了，没有毒药，没有利器，没有绳索，连裤带也被狱吏收去，除此防范极严，每隔两三个小时就有人巡示。为了保护朋友，他立意翻新，将吃饭用的一只竹筷在地上磨尖，然后在一个风雨如磐的夜晚，他盖着被子躺在床用手摸着股动脉，咬牙对准跳动的血管举起磨尖的竹筷用力插去，插进去后再用力不停搅动，直到鲜血汨汨外流时才蒙头睡去。这种死不但需要勇气决心，还需静若止水的毅力，不然死不下去的。到底这种死是种滋味无从得知。北大右派学生宋林松先生在“十年文革”中为了不受辱也选择此法自杀，所幸被人发现而活了下来，将其过程移植在此，到是个很好的解答。宋林松说：“我已受了十年的屈辱，再也经不起进一步的作弄了。有如癌症患者已被癌痛折磨得奄奄一息，岂能再挨。南宋高僧的偈语‘他从东方来，我向西方去’也给我以引导。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我祇能选择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决定之后即写出了离婚申请书，交待了后事——给诸位添麻烦了，不必留骨灰，此时心情到格外平静了。当时物理所已死了七八人，满布暴戾杀戮之气，防范也十分严密，我必须隐蔽些以免画虎不成反类犬，招致提前批斗。夜深人静时我把棉被理为长条状挡在床沿以免血流下地被发现，先用剃须刀片（孰料断裂了）后用剪刀，在以死抗争的心态下竟一点也不痛。开始时有如听到埋在墻壁里的自来水管中潺潺的流水声，后来就糊涂了。大概是作了垂死挣扎吧，把脚头的棉被蹬下了地，侥幸得很，恰有同室舍友起床如厕，发现了半拖在地的被子，把我送往了医院。事后他们说我的右侧颈总动脉已断裂半厘米、还祇剩一边连着点皮，估计是我的头无力下垂后，断裂处又被盖住了，才没有流光血液，不过到医院时已测不出血压，真是又一层的侥幸。 ”

    第二天早晨待狱吏发现时，邱原仰睡血泊中已悄然长逝。后监狱通知他妻子张天秀来领取遗物，那床血迹浸透的被盖重达几十斤。张天秀拿着血被去锦江河冲洗（因家里没有自来水），使半河水都染成了红色。这样的死有如项羽自上吻于鸟江，又如一祇猛虎须中万箭而兀立山头，不禁使人想起宋。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于他当之无愧。邱原兄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