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平米的政治空间
——追思包遵信先生

（山东）杨宽兴


    11月24日，按照约定时间赶往江棋生家，没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直接乘电梯上楼，敲开房门，却见江棋生一脸无奈地说警察已经来过，此刻正蹲守在楼下，这证实了我对楼下值班室里几个探头探脑者身份的怀疑。

    警察的侦察手段超出了我们想像，前一天，通知我参加包遵信先生追思会的朋友嘱咐说不要在电话里谈论此事，要求所有的通知均口头转达，这样的保密工作是为了避免追思会再次受到干扰，因为追思会的主要参加人员大多是未能如愿参加包先生追悼会的朋友，另外，大洋彼岸的纽约也将在这一天召开包遵信先生的追思会，这可能会使北京的追思会显得更加敏感。

    江棋生对我说刚刚接到有关朋友的电话，除他之外，刘晓波、张祖桦、浦志强、李海、齐志勇、刘苏里、刘荻等人也被拦在家里，对江棋生来说，这样的阻拦是家常便饭，包先生追悼会那天，他冲前来阻拦的警察愤怒地喊哑了喉咙，仍未能如愿前往追悼会现场，如果今天的追思会再次受阻，他将失去与包先生道别的机会。

    面对那些身体强健的便衣警察，硬闯是没有用的。江棋生不停地给楼下便衣警察的上级领导打电话交涉，希望能够尊重他悼念亡友的心情，在电话里，江棋生特别说明他因为打球弄伤了脚腕，行走困难，“没能力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

    下午3点过后，最终的答复来了，警方说绝不允许江棋生出门。愤怒归愤怒，拖着受伤的右脚，江棋生不可能闯得出去，眼看再等下去就错过追思会开始时间，我祇好向江棋生告别。由于口头通知的消息已经泄露，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我劝一位朋友留下，祇与来自辽宁鞍山的王文江（他不顾我的劝阻，执意要去追思会现场）同行赶往陕西大厦。

    由于在江棋生家的耽搁，到达陕西大厦时比追思会开始的时间晚了10多分钟。两个花圈随意摆放在酒店门外，这显然有点不对劲。果然，刚刚走进大厅，就见酒店保安正对人推推搡搡，我马上猜测这与包先生追思会有关。

    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看到刘霞、薛野和毕谊民，刘霞告诉我，穿酒店保安制服的人（很可能是警察）先是断电，后又把会议现场的桌子、椅子都抢走，就连预定的晚宴也被取消了，与会者便与保安发生了纠纷，争执从会场到酒店大厅，一直没有停止，当我赶到的时候，仍有与会者在酒店大厅里高声谴责这种野蛮行为。这时，有人招呼大家说转移会场，毕谊民要大家在陕西大厦门前站好，匆匆拍了几张合影留念。

    张显扬家离陕西大厦不远，步行走20分钟左右，于是，张家30平米的客厅就成了追思会的临时会场，椅子不够用，祇好把沙发垫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加之大家都身穿棉衣，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后来者几乎无处插脚，我想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拥挤的追思会了。

    作为“东道主”，张显扬首先站起身发言，他向大家简要介绍了便衣警察干扰追思会的情况，并对警方的干扰行为表示愤慨和谴责。

    然后是与会者的自由发言。孙长江、于浩成、顾骧、姚监复、黎明、朱学文、刘米拉、黄钟、毕谊民、雷祯孝、高瑜、王天成、王力雄等多数与会者纷纷发言，发言者不仅表达了对包遵信先生的哀思，赞扬了包遵信先生一生坚守道义、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也通过回忆与包遵信先生的直接接触，再现了一个随和、可爱、豪爽、真性情的包遵信先生，其中，黎明、朱学文、高瑜等人的回忆中涉及的许多往事，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作为后生晚辈，一段时间内我曾与包先生有过较多接触，未能参加11月3日的追悼会，心中深感惭愧，感谢追思会给了我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可是很多曾与包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却连这样一个最后的机会都未能获得，警方的阻拦显得如此蛮横不近人情。

    作为追思会的临时会场，张显扬家的客厅成了无言证物。所幸的是，在破坏了陕西大厦会议室的追思会现场后，警方没有继续干扰这个30平米客厅内的哀思活动，有与会者发问：“18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空间究竟有没有扩大？这个客厅就是最好的说明。”

    包先生的遗像树立在追思会现场，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心情难以平静，以至于在发言时两次语塞，不知该继续说些什么。能够回忆起的事很多，却又从何说起？事实上最该说的是：包先生，以中国之大，竟容不下你的一个追思会，这是我们的不幸，更是中国的耻辱。由于警方的干扰，追悼会和追思会都开得如此艰难，我们需要在未来的时间里一再将你追忆，直至所有旧朋故友都可以自由地聚集在一起，怀念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事业奉献了最后心力的这位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

    追思会结束前，包遵信先生的夫人王淑苓发言，她说自己祇是个普通人，和包先生一起生活几十年，在包先生去世后，包先生的朋友们使她对丈夫有了更多了解和认识。她也指出，家人对包先生所做的事一直很支持，六四后的政治镇压中，许多遭受迫害的家庭都被拆散，包先生从小是个孤儿，“我们不会让他再次失去家庭的温暖，不管外面怎么样，这些年来他后面都有一个正常而温暖的家”。同为政治异议者，我知道王淑苓女士的话对包先生意味着什么，平实而感人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普通而高贵的家庭。

    追思会结束，北京的黑夜寒风刺骨，圆月如冰。警方便衣人员一直盯守在张显扬家楼下，考虑到聚餐会难免再次遭受破坏，饥肠辘辘的与会者（包括80岁的老人）分别离开会场回家。强大的专制政权不仅打乱了这次追思会的计划，也不允许人们一起吃顿便饭。与我一起前去参加会议的王文江先生原是一位国办律师事务所律师，1999年因参与民主党组党活动入狱4年，出狱后失去工作，孤身一人，贫病交加，50多岁的人平日坐上一个小时就会头晕眼花，但在这天追思会接近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自始至终未挪动过一次。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他对我说确实难以支撑长时间的坐立，但为了悼念包先生，他一定要坚持到会议结束。由于已经买好了离京的车票，离开张显扬家他就匆匆赶去北京车站，他没有手机，我无法再联系到他。追思包先生的伤痛与离别王文江的伤感，在寒冷的北京之夜，针一样扎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