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中国当局拒绝给我入境签证

周义澄（亚衣）


    为探望年迈的母亲大人和其他亲友，顺便与当年的大学同窗相聚叙旧，作为美国公民的本人于今年9月通过某旅行社代办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申请回中国探亲的签证。在等候据说是调查汇报请示的一个多星期之后，领馆签证处的答覆是拒绝给我入境中国的签证。我知道这个消息的第一感觉，与听到三鹿奶粉事件的感觉类似：初听非常惊讶，细想又不奇怪。惊讶的是那里的国人为了赚钱连得子孙后代的小命都可以不顾；不奇怪的是，一旦社会道德普遍沦丧，也许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与时俱进”，共产党将我放进黑名单

    好在自己留有余地，没有跟刚刚更换了心脏起搏器的老母亲预告我的回国计划，否则被陷于不孝境地的我何以言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与那些盼望我早点回去的国内老同学们做个交待。前不久刚刚与他们通过电话，有些人也知道我在美国一个喜欢批评中国政府的什么杂志里打工，他们都说我回国应当是不会有问题的，毕竟现在党和政府都在与时俱进。我曾经躲躲闪闪地表示过一些担心，“你有那么伟大吗”——在这样的调侃面前，我无话可说。据老同学相聚活动的组织者说，我们那个班级——复旦大学新闻系1963年入学，1968年毕业的至今尚且活在世界上的全体27位同学都会在毕业40周年的“班庆”上聚集。看着那名为“让生活更美好，让晚霞更灿烂”的聚会活动计划，我真的很激动，脑海里时时闪过当年风华正茂的大学时光，回忆着男女同学一个个未曾忘记的青春脸庞，连得躺在床上都在想像可能出现的一连串有趣镜头。

    我将被拒签的消息告诉朋友师长，他们大多莫名惊诧：这个政权看来比以往更凶猛，更胆祛。全民紧张的奥运会开过了，连得一个手无缚牛之力的哲学博士还被拒绝在国门黑幕之外。回国探母、同学相会，此乃人之常情，这类纯粹人道主义的行为，正在缔造“和谐社会”的中国现当权者却可以随意阻挠。此时此地，情何以堪？一位受尊敬的学者在电话中劝慰我不要太伤心，既然现在的领导者“不讲人性”，对他们就“不抱希望”。居然也有朋友祝贺我，说我被胡温新政promoted，将我升了级，放进了黑名单。


“斗私批修”，查出三大罪状

    有朋友打抱不平，要我去领馆讨一个说法。我觉得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领馆在拒绝给外国公民入境签证时是不需要解释任何理由的。我当然也不会向他们去询问原因。

    7年前我同样在《北京之春》杂志担任编辑，也是持美国护照进入中国探亲，那时并没有被拒绝签证。所以身为优秀共产党员的我的大姐在电话中问我，这几年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如此恼火？思前想后，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自己检查出比较重要的罪状大约有三条。一是我在2005年将多年来发表的人物访问记结成一集，出版了《流亡者访谈录》一书，其中包括对方励之、刘宾雁、苏绍智、魏京生、王丹等62人的专访；二是在2005年7月以周义澄的署名发表“中国出版自由新的冤案——冯正虎状告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的文章，为我的朋友和学生呼冤叫屈；三是在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会长杨建利坐满5年牢狱之后，写了盼望杨建利早日回到美国的文章，在杨建利回到美国之后，又参与组织筹备纽约各界欢迎杨建利博士回美的盛大集会。

    其实从平民百姓人情的角度来看，这三件事情是值得做，必须做的。630页的《流亡者访谈录》一书至少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提供了深厚翔实的历史资料。至于冯正虎案件，这个青年祇是因为在2000年11月出版了电子版《上海日资企业要览二零零一年版》，结果被上海新闻出版局指为非法出版而被捕，后来被上海法院判处3年徒刑，坐牢期间还多次遭到毒打。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实在难以压抑胸中的愤懑，我无法沉默。冯正虎曾经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80年代初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管理学系读硕士研究生时候，修过我讲授的科学哲学课；在创建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和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时，也曾邀我共事。为了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我理所当然要将这桩新世纪事关中国出版自由的又一冤案告诉更多的人。今天，冯正虎成了上海著名的宪政维权人士，有关部门的重点监控对象，他以法律为武器，坚定而平静地为捍卫自身和弱势民众的人权在不懈地努力。杨建利是我的好朋友，朋友落难，理应相帮；在建利入狱期间，我曾经几次替他的妻子傅湘起草了给江泽民、胡锦涛的信。共产党员杨子荣不是说过“江湖上义字当先”嚒。

    此外还需要坦白交待的是，在这几年间我还发表了多篇人物专访，其中包括对北京人权律师莫少平的访问（2005年11月），对国际妇女新闻勇气奖获得者高瑜女士的访问（2006年11月），对原北京大学副教授、《讨伐中宣部》作者焦国标的访问（2006年2月），对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旗帜“右派活化石”林希翎女士的访问（2007年8月）和对杨建利的访问（2007年9月）。还有一件事情也不可遗漏：2006年受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宋永毅委托，编辑了焦国标的文集《讨伐中宣部》，还写了一个后记，因为焦国标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现今中国新闻理论界的两个权威，当年我的同班同学童兵教授和李良荣教授主编的两本新闻学教科书。


民运人士：从愧不敢当到乐意接受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本人在海外民运圈中，实在是历来非常低调的一个。参加各种会议几十次，从不上台发言，仅仅以记者身份撰写会议报道而已。去年在欢迎杨建利的大会上跳出来讲话是一个特例。现在，既然中国当局将我提升到不准入境的黑名单上，受宠若惊的我总得将自己的言行相应作一些调整，以对得起中国有关部门的关照。我想在此申明，从此以后，凡我发表文章，亚衣的笔名和周义澄的原名同时使用，从而减少中国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外交部收集本人情报的成本支出，节约中国纳税人的钱。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将在《北京之春》的网站上设立亚衣（周义澄）文集。虽然本人涉足网络很早，但是至今没有在这个新世界赶时髦，设立个人博客，在一些中文网站中也没有建立自己的文集。现在读者可以在《北京之春》网站找到亚衣（周义澄）的文集所在，其中包括我以往发表过的学术论着，2005年在海外出版的《流亡者访谈录》的全部内容，来到海外之后发表的主要政论文章和重要的民运事件报道。

    1989年大规模的中国民主运动遭到失败，64镇压发生之后，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民运人士在海外风光一时，处处受到英雄式的欢迎。那年夏天我刚从前苏联经过欧洲来到美国，复旦的老室友吴牟人正在主编两卷本的《八九中国民运纪实》（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祺作序，天安门学生领袖吾尔开希题书名），邀我参与其事，后来我又来到《中国之春》做编辑。那时有人称我为“民运人士”，我觉得愧不敢当。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几乎没有参加什么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研究生期间基本上在做学问的日子里生活。1989年国内民主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我在前苏联做访问学者，也没有亲身经历64事件。白云苍狗，时过境迁。想不到这几年来，尤其在当今，“民运人士”几乎变成了一个不太中听的名词了。此时此刻，如果有人称我为“民运人士”，我乐意接受，且应以为荣，我觉得自己确实是一个在海外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努力的人士，尽管我不是任何民运组织的成员。


建议举行回中国权利研讨会

    现时身在海外各国而不能回到中国去的各色人等中，我觉得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且拥有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员，例如原美国中国21世纪基金会会长，现在的中国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和现任美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主席周健，还有文革期间上海工总司的“潘司令”潘国平，这一类是稀有人物；第二种是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但是已经没有合法的中国护照的人员，他们的中国护照因为政治原因而被中国当局吊销，或者不给正常延期以及更换新护照，例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王丹、主编胡平、这类人有一大批；第三种是已经改变国籍，成为他国公民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例如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方励之、《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经理薛伟、王若望先生的夫人冯素英（羊子），不久前被拒绝进入香港的中国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德国国籍）、民阵副主席盛雪（加拿大国籍）等，这类人不少，对他们来说，中国已经不是祖国，但永远是家乡，那里有亲人朋友；第四种本来就是外国人，因为像白求恩大夫那样过于关切中国的民主事业而被中国当局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例如对中国相声素有研究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我觉得需要从法理上弄清楚的是，中国当局不准上述人士入境，究竟是否合法——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出入境管理法律，是否符合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公法；或者虽然合法，但是侵犯了人权，违背了一般伦理——比如儿女回乡探望高堂的伦理。我建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个机会聚在一起，就海外人士回中国的法律人道问题开个研讨会。

    大家知道中国这个非法治国家的执政者的政策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常常使人摸不着头脑。有人告知，某些名噪一时的“民运份子”现在出入中国通行无阻，有的“反共份子”则在大陆被奉为上宾。个种原因，深不可测。也有好心人自告奋勇愿意为我入境的事情与有关方面沟通“打招呼”，我婉言谢绝：虽然本人喜欢妥协，但是确实不善交易。

    本人与共产党从无私仇，在共产党的官员队伍中也有不少私人关系很好的亲友。但是，我与这个权贵集团，永远有着很大的距离。


为《北京之春》作个广告

    从《中国之春》到《北京之春》，我前后服务了10多年。这里为我现在担任执行编辑的《北京之春》杂志说几句。1993年开始在美国编辑发行的《北京之春》月刊，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这是一份以促进中国的民主、人权、法治和社会公正为宗旨的中文月刊。今天，《北京之春》作为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唯一的平面媒体，被海内外关注中国民主化的读者称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北京之春》杂志保留了原《中国之春》作为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主要刊物的性质，又是一个面向广大读者的社会公器；它与海内外各个民运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又不从属于某一个民运团体，不是某一政党的机关刊物。

    由于《北京之春》坚定不移反对专制、倡导民主的一贯立场，它被中国当局当作眼中钉；又由于《北京之春》所具有的严谨公正的编辑报道作风和巨大的信息价值，中国大陆一些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又将它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予以收藏。北京官方的台湾研究所就陈列有《北京之春》杂志。在国内维权、异议人士圈中，《北京之春》更是广为流传。

    《北京之春》在中国大陆拥有数量可观的作者队伍，其中包括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评论家， 也有身在偏僻地区没没无闻的新人；有为中国民主运动奋斗多年的老战士，也有刚刚跨出校门的青年。《北京之春》现时发表的稿件约有一半来自国内作者。大部分中国大陆作者在《北京之春》发表文章都署其真实姓名。《北京之春》国内作者群中的许多人至今还是国内民主运动、维权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有些人仅仅因为写文章而被中共当局关押，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比如张林、吕耿松。《北京之春》为他们积极呼吁，提供援助。多年来《北京之春》编辑部与国内作者构成了为中国民主运动共命运的良好互动关系。

    在我看来，《北京之春》杂志光明磊落，无私密可言。但是，它对国内作者的保护，尤其是对暂时不宜在国内公开《北京之春》作者身份之人员的保护，慎而又慎。中国有关部门和驻外领使馆培养的大中小线民们想在这方面建功请赏，决不可能。

    从事新闻工作，做“无冕之王”，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在大学就读新闻系期间，我先后在上海《解放日报》国际部、群工部及《文汇报》文艺部担任过实习记者、编辑。毕业分配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掺沙子”政策使得我们这些科班出身者无缘进入各级新闻单位。虽然在研究生期间也参与过编辑“官督民办”的《大学生》杂志，但作为完整的新闻人自由采访写作，不当某一政党的“喉舌”与“耳目”，却是在海外，在《中国之春》、《北京之春》成为事实的。我和我的老同学们说，作为新闻系专业的毕业生，既然可以在中国北京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当编辑记者，自然也可以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做记者编辑；可以写关于中国共产党17大的报道和鼓吹一党专政、四个代表、和谐社会的文章，也可以写中国民主团结联盟12大的报道和宣扬言论自由、公民维权、团结工会的文章。职业的选择没有高下之分，做人的自由度则大有区别。《北京之春》编辑部里没有党委、党支部领导，不需要遵守宣传部规定的纪律，可以说是同仁办杂志，我们要遵循的祇是所在国家的法律和心中的道义原则，为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努力的理念。

    就如我希望《流亡者访谈录》有朝一日出现在中国大陆书店的书架上一样，我也真诚地期待《北京之春》杂志有那么一天进入中国大陆公开发行。当我的大学同学和新闻界同行可以自由地翻阅这类书刊的时候，我将压抑不住内心的欢笑。到那个时候，大约不会再有因为政治或者言论的原因而被中国当局拒绝给以入境签证的故事出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