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为什么拒绝中国模式的改革？

程映红


引言：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


    中国和古巴关系在后冷战时期的恢复和发展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现象。中共和古共都经历了苏联共产主义崩溃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双方有多层次的相互需要。中古双方的官方媒体都高度评价对方。在中国，不但新老左派崇拜卡斯特罗和古巴，新民族主义者也把卡斯特罗看作是反美英雄。中国人一向有“伟人崇拜”情结，在这种情结作祟下，中国左派和民族主义舆论把卡斯特罗看成是世界革命时代硕果仅存的伟人，全球化时代唯一真正的反美英雄，对他的吹捧有时到了令人肉麻的程度，不无痞气地称他为“老卡”、“大叔”。《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就是卡斯特罗在中国的“粉丝”之一。2004年底卡斯特罗摔跤住院，《环球时报》曾用大量篇幅集中报导古巴人民如何热爱他们的独裁者并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对于中共官方来说，古共是在最坏情况下仍然拒不放权并挺住的典型，所以胡锦涛2004年曾经说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对舆论和意识形态严加控制。因此，卡斯特罗在古巴坚持个人独裁对中共政权和左派有政治利用价值。

    但是中国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在社会的开放上和思想认识上和古巴不可同日而语。在对古巴一片赞美的背后，中共政界和学界，都可以听到对卡斯特罗顽固拒绝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不以为然的声音，尤其对于那些对古巴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感性认识的人。这些人曾经希望卡斯特罗能仿照中国模式进行改革，改善民生，稳固权力基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卡斯特罗一再让他们失望。这些人所不明白的是：卡斯特罗不是不懂得改革开放可以搞活经济，保障基本民生，但他所担心的正是这种搞活和保障会引发进一步的社会政治需求，最终带来体制性的危机。两相权衡，他宁愿在他有生之年保持现状。他的态度可以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名言来描述：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

    其实不是别的，正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严重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成了卡斯特罗患上改革恐惧症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从这个角度人手，依据中共官方、学界和海外古巴研究界的材料，对卡斯特罗对中共改革的态度进行分析。中心论点是：中共的改革开放对卡斯特罗是一个两难的挑战：他羡慕中共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但对这种变化必然会带来的社会开放感到恐惧。在实践上他对中共的影响采取的策略是把中共的经济成功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为坚持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服务，尤其在古巴国内，在这个基础上和中共发展关系，从中共那里获得巨额援助；但从不告诉古巴人民中国经济奇迹的真相恰恰不是坚持而是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不允许在古巴实行任何实质性的以中国为模式的经济改革。这虽然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但在卡斯特罗那里是其来有自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一方面把苏联说成是社会主义成功的榜样，为他在国内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过渡做宣传；但在另一方面，他不但拒绝、而且批判苏联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物质刺激、个人利益和市场机制的改革。


（一） 中古结盟缘自“六四”事件


    中共和古共在60年代上半期曾经是盟友，后来主要由于卡斯特罗必须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作一个选择，于是和中共交恶，借中共削减对古巴大米输出为由说中共加入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扼杀，指责北京向古巴党政干部家庭邮寄宣传品是干涉古巴内政。卡斯特罗甚至在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咒骂毛泽东是老年痴呆，以毛为例发誓古巴领导人将来决不超过60岁。到了80年代，由于中共和美国结盟以苏联为敌，而古巴又追随苏联的世界战略，中古又成仇敌。当时卡斯特罗在中共宣传中的形像是苏联的走卒和反华小丑。1979年邓小平对越南发动边境战争，而越南一直是卡斯特罗心目中的反美英雄，于是他在群众大会上大骂中共领导集团是一个“疯狂的新法西斯”，邓小平是一个“希特勒式的家伙”。

    但到80年代末，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使得卡斯特罗意识到必须未雨绸缪，为国际政治生态的剧变做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给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六四”发生时，中共外长钱其琛刚刚（6月初）踏上拉美作多国访问，但天安门的镇压引起很多拉美国家的抗议，撤销了钱的访问和接待。钱被迫通过墨西哥（墨西哥政府没有官方接待他，祇是让他过境，钱祇好住在使馆）提前来到哈瓦那。本来钱对哈瓦那的访问是拉美多国行中的一站，而且是对古巴外长早先对中国访问的礼节性回访，加上中古之间多年的对立和冷淡，钱对这次访问并没有过高期望。但哈瓦那却给予他热烈欢迎。卡斯特罗在古巴国家宫为钱举行晚宴，和钱长谈，不等宴会结束就把钱带入他的办公室进一步交谈，直到半夜。卡斯特罗表示他坚决支持中共的所谓“平暴”，这是当时国际上少有的对中共的公开支持。得知钱由于和国内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对北京情况不太了解，卡斯特罗向他详细介绍了情况和国际间的反应，还表示如果钱要对外发表声明，他可以提供场所和条件。钱在古巴停留了4天，明显是因为拉美其它国家取消了他的访问，而祇有古巴愿意接待他。

    卡斯特罗在这个特殊时机给予孤立中的中共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国际盟友的重新组合，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中古改善和迅速发展关系的起点。卡斯特罗后来多次重复过他对中共镇压的支持，但根据场合口吻有所不同，例如1990年6月在接受美国CNN电视老板特纳访谈时，他说中国人对付这些问题没有经验，不得不使用武力。但如果不镇压，骚乱和内战将使中国陷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中国政府“没有选择”。这些话表明，他心里也很清楚：天安门镇压受到举世谴责，一味强硬地为中共镇压叫好祇会适得其反。


（二）卡斯特罗对中共改革忧心忡忡


    卡斯特罗利用“六四”让中共患难见真情，北京当然给予回报。在苏联瓦解，古巴失去依赖了20多年的经济援助后，北京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苏联留下的真空。90年代初中古双方在国际上都处境不利：北京是因为“六四”的后果，古巴则是被苏联抛弃，因此双方在国际场合相互支持，尤其在人权等问题上和美国等抗衡，结成了政治联盟。

    1993年11月江泽民访问古巴，是中古两国最高级领导人1959年以来第一次会面。古巴是江泽民拉美之行的一站，不但是到最后时刻安排的，而且江祇停留了19个小时，但卡斯特罗把江的访问看作是古巴打破国际封锁的一个重要成果，不顾古巴正处于“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这是古巴官方对被苏联抛弃后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期的委婉用语），倾力招待。在第一次会谈中，江在大谈一番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之后，转而向古方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很可能也是古方主要关心的问题。卡斯特罗边听便作笔记，不时发问，包括这个概念的定义和翻译。会谈直到将近午夜，卡斯特罗亲自把江送回旅馆。江回旅馆后，不顾旅途和会谈的劳顿，亲自为第二天的会谈起草讲稿，围绕“祇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祇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做文章。第二天的会谈尽管祇有两个小时，江却用了一半的时间来强调这两个“祇有”。在场的中国大使回忆说，这一次卡斯特罗和其它古巴领导人频频点头，露出满意的神色。显然，江的第一次会谈没有打消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疑虑。

    1995年卡斯特罗第一次访问中国。在首次和江泽民的会谈中，他提出了一个让中共方面非常突兀的问题：中国的粮食进口和对古巴的影响。他说中国有充足的外贸产品可以用来换外汇，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中国的需求十分庞大，把国际市场上粮食的价格抬高了。但古巴的外贸产品有限，外汇就有限，付不起被中国抬高的国际市场粮价，这就是为什么古巴儿童在挨饿，很多人患营养不良症的原因。根据当时中国政府陪同团团长、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的回忆，当卡斯特罗表达这番不满时，他情绪十分激动。卡斯特罗的这番指责使中共方面非常震惊。会谈后陈锦华专门向卡斯特罗介绍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情况。他说中国粮食基本自给，进口粮食占粮食消耗祇有百分之几，而且是中国和美、加这些粮食出口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安排，不用外汇，不至于影响到国际市场的粮价。卡斯特罗听了祇是点头，不置可否。在后来的访问过程中，陈感到无论他如何解释，中国的粮食问题始终困扰着卡斯特罗。例如卡斯特罗专门向他询问中国汽车（尤其是家用汽车）生产的情况。在听了陈的回答后卡斯特罗说中国虽然大，但耕地有限，发展私人汽车会带来增加道路和停车场的问题，这些都会占用农业用地。然后他教训陈说：“中国人口太多，合理使用土地是你们的长期任务。”在西安，中共安排卡斯特罗访问一个农户。卡斯特罗向农家几个成员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土地使用和收成情况。在回程中，卡斯特罗突然要车队中途停车，他走进一个路边农户，向主人详细询问了同样的问题。这个突然袭击明显是表明他对中共方面的官方解释和访问安排不信任。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想必他对糊弄客人装点门面的“波将金村庄”是深有体会的。

    在那次访问中，中共方面重点让卡斯特罗看了上海和深圳这两个经济橱窗，并在深圳安排了和江的第二次会谈。但在离开中国前，当陈锦华问他有何观感或留言给中共领导时，卡斯特罗沉吟半晌，泛泛而谈地说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并对社会主义更有信心了。涉及到具体问题时，他说中共有八个“民主党派”在帮忙，而古巴没有。古巴靠的是和群众的直接联系，他匆忙回国的原因是要在古巴中学生代表大会上露面。他说在苏东波之后，西方国家也企图在古巴煽动“街头政治”，挑唆青年学生反对政府，这时他和其它领导人走上街头和群众对话，瓦解了西方的阴谋。无论古巴的真实情况（所谓党和群众的“直接联系”）是否如他所说，卡斯特罗的这番话不是无的放矢，很可能是对中共一向靠“民主党派”装点门面，关键时刻他们并不和中共同心同德的一种提醒，也是对中共当年拒绝和学生对话的一种间接批评，重复他早先所谓中国人“没有经验”的说法。

    第一次访华并没有打消卡斯特罗对中共的疑虑。1998年胡锦涛以未来中共党魁身份访问古巴，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两次会谈。陪同胡访问的中联部发言人裘援平回忆说，那次访问的背景是古巴仍然有严重的经济困难，但随着经济的有限开放和旅游业的发展，也面临新的社会问题，例如金钱崇拜，腐败、犯罪和卖淫。在这个打开的“潘多拉的盒子”面前，古巴应该是急切地想知道中国究竟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会谈的实际内容表明，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担忧似乎超过了他对中国经验的兴趣。在第一次会谈中，卡斯特罗对胡盘根问底，从一亩地打多少粮、一个蚕茧产多少丝到从中国飞到古巴要多少油和中国有多少寺庙，在炫耀其博学的同时对胡进行接班人“考察”。然后他转到政治话题：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前途。他谈到苏联瓦解的时候十分哀伤，说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就这么完了。他说社会主义能在古巴坚持下来的原因就是古巴人民都有社会主义觉悟，然后他盯着胡，一字一字地说：“永远、永远不要放弃社会主义，否则是死路一条。”在第二次会谈中，裘援平说卡斯特罗又重提“谁能养活中国”这个老话题。卡斯特罗绕了一个大弯，从中国最近的洪灾开始，谈到美国的小麦和阿根廷的大豆，再转回到他对中国粮食生产和粮食进口的担忧。他搬弄指头计算世界未来粮食产量，告诉胡锦涛中国粮食自给对于第三世界的意义。在宴会上，卡斯特罗还让服务员从厨房提来一包大米，给胡锦涛上了一课，告诉他用先进技术处理食品和饲养家畜的重要性。

    这些中共高级官员的回忆表明，在苏联解体后，卡斯特罗一方面竭力推动古巴和中共关系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对中共改革的实质（即所谓“社会主义”方向）和对社会开放后中共应对危机的能力一直有疑虑，不断测试中共新领导人是否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担心。中共高级官员则对卡斯特罗的这些疑虑和担心至少不以为然，而在涉及古巴人民极端困难的日常生活时，这些文章的口吻让人感到真正应该反思的似乎不是中共，而应该是卡斯特罗。


（三）卡斯特罗和古巴改革的停滞不前：中国拉美学者的看法


    在涉及古巴问题时，中国的拉美学者比官员说话要自由一些，但也很有限，特别是因为古巴方面对自己在中国的“形像”十分敏感。和国际学术界类似，中国拉美学术界里左派的声音比较强，因为作为研究对象，拉美的现状不但是殖民主义的后果，而且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例证。拉美本身的左派和反美势力也构成国际左派的重要部分，和中国学术界的左派相呼应。中国有的左派出书的签字仪式都是在古巴大使馆举行。2003年10月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在哈瓦那举行题为“全球新霸权、变化、选择与社会主义”的会议，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资深研究员徐世澄应邀出席，和国际左派头面人物如萨米尔。阿明（埃及学者、作家）， 诺姆。乔姆斯基（美国麻省理工科学院教授）、罗伯特。达尔（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和佩里。安德森（英国《新左派评论》主编） 等同台，作了题为“新帝国主义和美国的新霸权”的发言。卡斯特罗不但全程与会，而且发表了5个小时的讲话。 但即使在中国的拉美学术圈内，仍然可以听到对古巴长期在改革的基本目标上认识不明徘徊不前导致民生雕敝的直接或间接的批评。

    1997和1998年，在古巴对中共的经济政策有了相当了解并召开了古共五大之后，中国社科院拉美所的《拉丁美洲研究》发表了肖枫和徐世澄关于古巴的两篇文章。虽然他们都对卡斯特罗“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表示赞赏，但重点都放在用很多数据和材料介绍古巴本来就有限的经济改革，例如私人可以从事一些小型服务业如理发、餐饮和出租车，允许美元流通，以及一定限度上多劳多得等等，并对改革的发展寄予厚望。肖枫的文章根据中国的经验甚至预言古巴经济改革将迈向采用市场机制、经济成分多元化、允许私人经济发展、打破铁饭碗和削减福利的趋势。

    从那以后，虽然中国拉美研究界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改变对卡斯特罗坚持他的社会主义的支持，但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很多人对古巴经济改革停滞不前十分失望。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经常接受新闻界就中古关系和拉美问题的采访，是中国拉美研究界“出镜率”很高的。他2002年10月出席了在英国举办的一个关于古巴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和古巴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文章通常很快会发表，或者至少文章的内容在该所的网站上可以搜索到，但这篇文章却是例外，网上提供的祇有文章的题目。江作了什么样的“比较”呢？美国迈阿密先锋报（该报是美国对古巴问题最为关注的媒体）的记者奥本海默（Andres Oppenheimer，美国有关古巴事务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在访问该所时得到了一份文章的拷贝，后来在迈阿密先锋报上发表了长篇报导“中国大哥对古巴的忠告：采用市场机制吧”。奥本海默说，江的文章的基调对古巴相当不满，“古巴的改革并没有任何清楚定义的理论做依据”，古巴政府“并没有改变它的理论基础，公开接受市场机制”。文章甚至这样公开发问：“古巴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并列举了一系列古巴可以从中国这里学到的“经验”，包括采用市场机制，所有制多元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这样一份文章在中国不能公开发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拉美所的徐世澄研究员60年代在古巴留学，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古巴问题专家，和古巴高层领导和学术界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他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古巴仍然没有认识到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始终停留在应急阶段，以致改革的长期战略目标含糊不清。2003年，徐世澄在上文提及的国际左派在哈瓦那召开的反“美帝霸权”的大会发言后又实地考察了古巴，回国不久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古巴的经济情况。徐说，古巴的经济改革仍然处于十字路口，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还没有回到90年代早期的水平，经济总量低于1989年。徐用了一幅图表详细说明古巴普通人的配给情况，包括面包、大米、食油、鸡蛋、鱼、火柴、肥皂、牙膏，甚至古巴特产的雪茄烟都要配给。最令中国人震惊的是，古巴号称世界糖罐子，但2003年它甚至必须从哥伦比亚进口糖（徐并没有说明的是2003年并非古巴唯一的进口糖的年份）。所有这些都祇能使中国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最困难的时候。

    国际舆论一般认为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也是他自60年代初就指定的接班人）对待改革开放的态度要开明一些。中国的古巴问题专家一般很少涉及古巴党内在改革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但徐的文章说劳尔在承认“外部因素”是导致古巴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时，也“尖锐地分析了主观因素”：“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陷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和‘和平年代的特殊时期’也没有关系……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分析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徐赞扬了劳尔在推动军队经济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劳尔主管军队，古巴军队的预备役部门最早在副食品生产中实行一定的承包制）。

    有关劳尔在推动古巴有限的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和对“中国经验”的重视，中共驻古巴大使（1999-2001）王成家有更详细介绍。王说，“劳尔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生的变化十分关注。他读了6遍江泽民主席的15大报告。他访华20多天（劳尔于1997年首次访华，本文作者注）。每参观一地，全团要开会总结，谈体会。回古巴后，他根据古巴的具体情况，借鉴了一些中国的经验。”古巴和中国过去一样，军队（尤其是后备役）从事经济生产，古巴有限的改革就是从军队的经济部门开始的，取得经验后，分步骤在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展开。可以说是军队的政治特权使得他们成了改革的先锋。古巴的菜篮子工程就是在劳尔倡导下在军队中首先发展起来的。古巴军队后备役司令绍黄是中国血统，古中友协主席，在劳尔的支持下他对菜农实行按劳分配，一个菜农每月所得超过部长的名义工资。这在古巴引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甚至有报纸公开批判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时劳尔出面说“为什么一个农民就不能比部长挣得多？他是劳动所得，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徐世澄和王成家对劳尔的评价可以从绍黄等人最近在美国出版的《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一书中得到印证。劳尔早在80年代晚期就主张一定的“工作重点”转移，支持发展“菜篮子工程”，针对“有些领导人”对具体负责人的批评，他说他是这个工程的“教父”，有问题找他。


（四）美国的古巴研究界对“中国经验”的看法


    自90年代后半期以来，所谓“中国经验”——即采用市场机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同时维持一党专制——对古巴的借鉴意义越来越引起国际拉美研究界的注意，尤其是对古巴的未来最关心的美国。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反映在两个研究项目中，一是“美洲内部对话”（Inter-American Dialogue 简称IAD），另一个是“古巴转型研究”（Cuba Transition Project 简称CTP）。

    IAD 主要关心的是东欧、越南和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古巴的借鉴作用。曾经担任世界银行负责拉美事务的副总裁、印度背景的经济学家伯可（Shahid Javed Burki） 也有过主持世行中国项目的经验。他认为古巴现体制更多地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和东欧不同，因此东欧急剧转型的模式不适用于古巴，倒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和古巴更为相近。他说“中国的很多经验对于古巴可能更为切合”，包括“加入布雷顿森林体制和世界银行，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14]伯可的文章充满了善意的具体建议，但这些都是关心国际事务的人不难想像到的。他的问题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显示出对他所谈论的那个政治体制缺乏起码的了解：建议再多再好也无助于理解那个体制和领导人是否有诚信和决心走上这条道路。

    相比之下，CTP的研究者很多都是对古巴体制有深刻了解的历史和政治学家，他们更关心的是古巴有没有可能采用中国模式，即使他们提出建议，也是从对古巴现体制有切身利害关系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空想。例如，莱特里夫（William Ratliff， 胡佛研究所古巴和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在“中国经验与古巴转型？”一文中列举了一系列不但改善国计民生、而且对体制本身也有稳定作用的措施，主要是用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来改变领导人恐惧改革的心态，消除对大锅饭和铁饭碗的依赖，建立有序而稳定的权力交接，让军队退出经济领域，等等。不过，莱特里夫强调说历史已经给了卡斯特罗充分的机会让他扮演邓小平的角色，但今天看来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在另一篇文章中，莱特里夫分析了卡斯特罗为什么当不了邓小平的原因：“就像毛一样，卡斯特罗不能在他生命的尽头放弃他追逐了一辈子的信念，同时又不承认他一生的政治事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所以正象毛至死抓住他的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放一样，卡斯特罗在这一点上也是坚定不移，祇有在经济实在一塌糊涂时才阶段性地允许一些刺激个人动力的措施。“因此和邓小平不一样的是，卡斯特罗在处理经济问题和对外开放时顶多是从策略而不是从战略角度出发，他决不可能有任何全局性的改革思维。

    一些CTP的研究者揭示了一些和“中国经验”有关的古巴内幕。阿姆切斯特奎（Domingo Amuchastegui） 原是古巴高级情报主管，后叛逃美国。他告诉莱特里夫“费德尔 卡斯特罗对中国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保留，包括改革的步调，强烈的贫富悬殊，社会对抗，普遍的腐败。”他对中国的态度和劳尔有很大的不同。1993年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下古巴国内的Cojimar 和 Regla 两地发生了动乱，受“天安门综合症”的影响，劳尔据说在内部会议上说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为了解决“食品和日常生活基本需要”，必须实行一些改革。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劳尔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模式在“政策设计和实践效果”上普遍感兴趣。卡斯特罗1995年访问中国时并没有会见中国经济改革领导人朱熔基（朱直到2003年卡斯特罗第二次访华时才和卡斯特罗见面，其时所有中国主要领导人都和卡斯特罗或是在中国或是在古巴见过面了）。而劳尔1997年访华时和朱长谈，把那次访华之行称为“取经之旅”。后来他邀请朱的顾问访问古巴，和古巴领导人就改革问题和中国经验座谈，尤其是如何吸收海外侨民的资金和技术。古巴全体领导人出席了座谈，祇有卡斯特罗缺席。阿姆切斯特奎说卡斯特罗“极大地削弱和限制了中国经验在古巴的影响。”

    以上美国的古巴研究界对“中国经验”的分析和中国官方和学术界的观察基本上可以相互印证。他们都认为大权独揽的卡斯特罗没有也不可能实行类似于中国的全面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古巴不可能有一个长期和系统的改革方案，祇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古巴领导集团内部不乏对中国经验深感兴趣的人。


（五）抵制改革 至死方休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已经取代苏联成为古巴国际上的主要政治盟友，同时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仅次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慷慨的借贷人（江泽民2001年访问古巴时曾送上一笔4亿美元长期无息贷款的厚礼）和日常生活用品（从自行车、电视机、电饭锅到塑料拖鞋）的供应商。很多国际观察家都对中国能否影响古巴的改革开放深感兴趣，但实际上，所谓中国经验给卡斯特罗带来的更多是困扰和怀疑，而非鼓励和信念。

    毫无疑问，卡斯特罗1989年以来在发展中古关系上起了主要推动作用。对于他来说中古关系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当“中国制造”的商品充斥古巴市场，古巴政府从中国那里得到巨额援助的时候，卡斯特罗从未放过机会，告诉他的人民：这一切都因为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和国家独立。1999年中共庆祝建国50周年，卡斯特罗出席了群众集会，在中国大使之后发表了“即席”长篇演讲（之所以在“即席”上加引号，是因为这是卡斯特罗的惯伎：事先宣布不讲话，然后突然来一个“即席”，显示对问题的重视，在这个场合无疑是要意外地给中共一个面子。）。卡斯特罗告诉古巴人民：中国已经维持了20年的百分之九点八的增长率，每年生产的鸡蛋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四十（在他领导下古巴从60年代初鸡蛋就实行配给，因此这无疑是一个让古巴人民印象深刻的数据。），每年的谷物产量是490亿吨（他没有说这是否足以养活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此外他还告诉古巴人民：中国非但没有象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那样在最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垮掉，而且人民币也挺住没有贬值，从而为世界经济的恢复作出了贡献。但是，中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奇迹——卡斯特罗一字都没有提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所进行的是一场“穷人所有、穷人所治、穷人所享”的革命。当发表完这样一番令任何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人目瞪口呆的讲话后，他奋臂高呼“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死亡！我们必胜！”在中共举行建国50周年阅兵典礼的当晚，卡斯特罗来到中共大使馆，观看现场转播的盛况。中共展示的武器装备使他非常亢奋，对中国大使说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阅兵，“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没一个能做到。”他向大使馆要了一份录像，要让古巴每个老百姓都为中国的强大而自豪。古巴国家电视台把这份录像放了三遍，确保每个古巴人都有机会和他们的主席同样亢奋。不但如此，他还把这份录像复制了一份送给来访的危地马拉总统，后者正考虑和台湾断交。换一个角度，说卡斯特罗奴颜媚华毫不为过，这就是所谓“硬汉”的真相。不过在他，这也决非第一次，从60年代到80年代，他就是一直这样吹捧苏联的。

    就和40年前对苏联力量的吹捧一样，在今天卡斯特罗对中国实力的吹捧背后是深刻的保留和怀疑。对于卡斯特罗来说，所谓的“中国经验”究竟有什么让他止步不前？他的有限改革和中国模式之间的分界线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对中国和古巴都有了解的中国古巴问题专家最有资格来回答。徐世澄在1998年就对卡斯特罗在中国和古巴之间划的分界线印象深刻，他引卡斯特罗在党代表大会上的话说：“古巴不能照搬象中国这样的国家的政策”，古巴经济“决不向市场的盲目规律低头，决不允许私有制，决不放弃国家计划”。这三个“决不”非常具体和可操作，和邓小平的所谓“四个坚持”不同。“四个坚持”祇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具体的，即共产党不放弃对权力的垄断，其它都可随意解释。连邓小平自己都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都还没有弄清楚，还坚持什么？因此，祇要这三个“决不”没有废除，古巴改革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6年后当徐再次访问古巴归来后，他用具体的材料说明了这三个“决不”是怎样继续束缚古巴经济的：古巴的私营经济限于服务行业和家庭规模，即出租车、餐馆、理发店、咖啡店等等，而且做老板的祇能是同一个家庭成员，不许雇外面的帮手。一个哈瓦那中餐馆老板对徐抱怨说政府规定像他这样的外资餐馆必须到指定的商店用外币进货，这就凭空增加了成本。徐委婉地说“古巴领导人一向十分重视社会平等和平均，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十分担心。”这个观察可以用卡斯特罗自己的话来说明。就在接待胡锦涛访问古巴之前，卡斯特罗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强调说“我们不是为了创造个人百万富翁而闹革命；我们是为全体公民成为百万富翁而革命。”这无疑是针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

    卡斯特罗本来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顽固的保守派。60年代他在古巴贯彻和毛主义十分相近的卡斯特罗主义，上台不到几年就把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岛国弄得样样都要配给。后来他不但拒绝参考苏联有限的经济改革，而且象毛一样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祇不过为了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和保护，这种批判没有公开而已。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反抗极权统治的“布拉格之春”，卡斯特罗抓住机会和苏联算总帐，在群众大会上指责苏联，说正是苏联的经济改革导致了自由化，为捷克的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培养了土壤。与此同时他在国内发动了“革命攻势”，用动员全国实现一千万吨糖的经济指标来实现社会的彻底转变，向共产主义过渡，可以说是结合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要毕其功于一役。当这个穷过渡失败后，卡斯特罗的革命开始“制度化”，即不再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完成经济指标和管理国家，而是参考苏联的模式，建立起官僚体制和高度中央集权的指令经济。苏联的演变和瓦解不但没有使他反省共产党传统体制的致命缺陷，反而使他对任何会削弱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更加敏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卡斯特罗对中共的改革开放一直有两个主要疑虑，这两个疑虑又反过来强化了他的反改革立场。疑虑之一是中共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的信念。他和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初次会见就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联系的是他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给一党专政所造成的威胁的疑虑。卡斯特罗反对贫富分化，但这决不是为老百姓着想，祇不过是因为和普遍贫穷相比，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像他这样的独裁者更难以应付的。因此与其贫富分化，不如普遍贫穷。这就是他坚持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相信如果毛在世，他也会用类似的立场来抵制改革。卡斯特罗的另一个疑虑则并非毫无道理，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是畸形的，短视的，是以牺牲农业和环境为代价的，将给人类的未来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个问题当然对于很多经济学家、发展学家和环境专家，或者甚至普通人来说并不新鲜，但卡斯特罗表达这种疑虑的方式带有他的鲜明特征，甚至把中国的粮食进口和古巴儿童营养不良联系上，充分体现了后冷战时期共产党国家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和光怪陆离。

    虽然在改革问题上，卡斯特罗让中国和西方很多人一再失望，但至少有一点他们应该感到庆幸，这就是卡斯特罗虽然不是邓小平，但毕竟也不是毛泽东。毛在他的最后时刻为了铲除修正主义者和“党内资产阶级”，发起了对周恩来的批判，并再次清洗邓小平，但卡斯特罗不但允许一些有限的经济改革断断续续地出台（时常又收回），而且没有禁止党内对“中国经验”的讨论。时代毕竟不同了，卡斯特罗也没有毛泽东那样定期清洗自己接班人的记录。古巴改革的大门被他关上了，但却没有上锁。在他身后，如果古巴不能立即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化，那么新领导人很可能会采用一些被中国模式证明为是有效果的政策。莱特里夫预言道，当那个时候到来的话，为了减轻党内保守派的阻力，改革派很可能会把卡斯特罗大段赞美中国的话拿来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卡斯特罗曾经在中国人面前为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而悲叹，而如果古巴共产主义的瓦解始于他自己对中国言不由衷的赞美，那么人们看到的将是一出历史的悲喜剧。

    （本文基于作者发表于英国《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2007年春季号的文章“Fidel Castro and China‘s Lesson for Cuba─A Chinese Perspective”。 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