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人报仇到公民监政

（深圳）郭永丰


    被专制机器逼迫无奈的杨佳，在“我不怕死我怕谁”的绝望情绪支配下，大开杀戒，出了一口恶气，令世人叹为观止。杨佳的这种冲击明显就是针对一党独裁专制政体的，因为祇有这样一种政体，才会培育和豢养那么多丝毫不关心人民死活，根本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公职人员。这种机器专为迫害普通人和平头老百姓而设立，因此，当上海高级法院判杨佳死刑，专横跋扈的当局没有丝毫反省和自检，甚至欲盖弥彰，指鹿为马时，很多人为杨佳的牺牲精神叫好和惋惜。

    此时笔者突然回想到本人自己的过去。当时如果我在写完“我不怕死我怕谁”的短篇小说之后，也采取激烈行动，杨佳也许就是本人第二了。

    1992年，我在家乡的县城考某某专干时，某局长对已有25岁的我说，祇要你有所表示，我可以给你第一名的分数。由于我那时一无所有，干脆无任何表示，祇好苦心学习，梦想通过硬考过关。考试时确实很轻松，感觉得满分也不在话下。但当分数出来时，我竟然没及格，同考生中，果真就有两人得了满分。我不服，找领导查卷，跑断腿也没看到被批改的卷子。后来该局长对我说，还有机会，祇要你有所表示，不经过任何考试，马上就可以安排你去工作。他说考试祇是形式。可我当时算了一账，一月所得一百元的工资，逢年过节全给大小领导送还远远不够，便不得不终止在家乡做公务员的梦想。

    在深圳与老婆辛辛苦苦打工好多年，因为厌烦住宅局公务员到下面考评时的肮脏交易，所以便坚决放弃端国家铁饭碗的任何打算。当时领导给我说，户口房子都可以解决，但我一概置之不理，在中国类似二级政府的物管协会里解散大多数临时雇员之际，我着手开始投资办属于自己的公司，梦想赚最干净的钱，靠自己的能力吃饭。

    对于办公司，我认为祇要自己人缘好，资源多，信息广，充分发挥和利用好这些资源优势，也能赚大钱。可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的新领导竟然与我过意不去，硬要我的公司与政府合作，政府官员与我公司对半分成，试图把我的公司办成官员们的摇钱树。我怎么能答应呢？虽然与官员合作能赚大钱，没有风险，安全系数高，工作顺利，项目应接不暇，但我还是放弃了，尤其想到该局因犯贪污罪被枪决的某前任局长，我坚决拒绝了这种好意。结果当我兴高采烈地干着，以为当年就可以净赚数百万的项目，被该局长及其下面人利用职务之便彻底强夺。一些正在跟我合作的公司老总立打电话要我马上去协调关系，但为时已晚，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迫不得已，各家公司从我公司的账上退钱，我的公司被迫倒闭。

    那时我走投无路，叫天不应，喊地不灵，虽然把政府衙门走遍踏穿。在绝望之际，我也非常想自杀杀人。住宅局某副局长就是我首先要杀的对象，在其手下做帮凶的处长、秘书长们也在被杀之列。假若在那时我的杀心大到我理智和情感完全无法控制的程度，我也一定会做出如同杨佳一样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死在我刀下的则是一帮贪官污吏。

    后来由于我转向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彻底走向理性救国之路，我便自然而然放弃了杀人的想法。当我认清我所遭遇腐败完全是制度的原因造成时，我认为如果不改变制度本身，即便杀了该局长及其帮凶，更多新的祸国殃民坑害无辜的贪官污吏又会大量孳生出来。

    当我稍具民主思想之后，我便立即在网上发起成立了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梦想通过发动民众，一举推翻这个祸国殃民的独裁专制政权。为此我被国家安全局软禁半年之久。后来由于发现如此激进做法在中国大陆根本行不通，且无任何立锥之地，才转为发起联名向当局申请成立中国公民监政会的做法。

    笔者常想，如果中国民主果真通过我的努力有所成功的话，这远比我当时杀贪官污吏强得多。搞民主，彻底结束孳生这种邪恶的温床和土壤的一党专制本身，意义肯定更为深远。

    杨佳成为今天中国社会里受害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在杨佳二次出庭受审时，很多民众群情激昂地高喊“打倒法西斯”，“杨佳万岁”的口号。我想，在中国，需要更多为建立公民社会努力的不持刀杀人的大英雄。

    （2008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