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无文化论

（北京）刘自立


一，改革无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其改革总纲不同，政治经济内涵各异，但是中国文化的正统道统和学统并未改变；即便是清朝所谓狭隘的异族政权当政，也在恢复汉室文化上不遗余力，颇有建树。这表现在他们对前朝文化和人物的认可和继承上。一些清王朝的皇帝膜拜前朝皇墓，体现出对于前朝政治文化的敬畏态度。于是，文字狱和康干盛世并存于世。

    1949年以后，毛对于蒋政权和民国文化，全无此等雅量和宽容，反而呈现出一种斩尽杀绝的枭小心理。

    他们的革命文化，其根据是什么？一曰“民主”，二曰“革命”（暴力）。民主是被其歪曲的机会主义旗帜，用完就弃，弃后再用；暴力则一直被奉为圭杲，变不离宗——就是他们的笔杆子和枪杆子。而民主之提出，则是五四口号的所谓落实。但是这个落实，其实具备几种误解和误导。误解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民主就是革命，就是暴力，就是苏维埃主义——用哲学语言诠释之，其民主就是卢梭“普遍意志”的中国化。他们不知道民主其实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宗教（这个民主的宗教观，体现在几乎是先验的古希腊神话当中——见过忒休斯神话者，可以见得。）他们把民主和所谓经济发展论加以捆绑；忽而反对国民党，实现民主救国、救亡；忽而认定经济落后，否定民主；又忽而引进暴力革命和极权改革，并籍此实现改革之意志。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文化中虽然没有民主，但是，也没有任何文化虚无主义——即便是人们所言之游民文化，其实，也是官方儒家文化的一种补充和变异，其造反有理和替天行道，也同样是对于道统的一种民间认可。但是，共产党苏维埃文化，则完全是外来政权反西方主流文化之副产品，他的到来，既消除中国主流文化，也毁灭西方普世价值。

    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环境里产生和发展的。

    这个革命，后来导致全面毁灭民主和人权的文化革命——而文化革命，又是他们所说的民主革命的继续，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

    而改革则是这种继续革命的变异产物。这个改革的主导人物，本来就是前革命领导者，其无文化特质是“先天”造成的。这个在巴黎街头不知道学些什么的人物，既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克列孟梭——他全无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既不要极端革命，也不要极端皇权的夏多布里昂精神；成为法国精神，德雷福斯精神即人权精神的直接破坏者，六四屠杀的第一责任者而杀人，成为圣经之你不可以杀人之道德根据的颠覆；成为中国道德沦丧的全过程之颠峰。（法国革命也产生过所谓“礼崩乐坏”的屠杀局面；那时的巴士底广场上血流如注；人们把圣经拴在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巴黎革命者到处逮捕教士，杀死从丹东到罗伯斯庇尔等一切异议人士。但是，正是经过夏多布昂和拿破仑的合作——知识分子和开明统治者的合作，挽大颓势于既倒，把法国革命转变成为开明专制时期的文化复兴。这个复辟时期的文化，成为法国道德重建的依据——这使人想到，民主中国一旦成立，也同样要经历这样一个挽回中国文化颓势和修复礼崩乐坏局面的复兴建设——这同样是极端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革命无文化，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共产党改革是不是有任何文化根据呢？也没有。

    这个事情的逻辑推论十分简单——中国改革是由革命者推上历史舞台的；革命无文化，革命摧毁中国文化，摧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那么，从文化虚无主义废墟里产生的礼崩乐坏之人物，会不会忽如一夜春风来，就变成文化人了呢？当然不会。

    那么，无文化人如何建立改革文化呢？

    如法炮制：一如他们在革命时期实行文化机会主义一样，他们继续操持一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语境，炮制出所谓“实践论”和“真理论”。他们说，这就是改革的几乎全部根据——这个根据，后来又发展成为改革之唯经济主义等等。改革之经济发展论，是不是就是普世真理的一种经济层面之呈现呢？当然不是。从逻辑上言，如果这个改革是无文化改革，无根据改革和暴殄天物的改革，那么，其经济内涵会忽然变得十分正确吗？也当然不会——那是一种同样没有任何合法合理根据的经济改革。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变市场经济为官场经济，实行纳粹式的集权动员和人权涂炭，造成中国劳动力的奴役化和赚取利润的官僚化，外加剧烈破坏生态和掠夺资源……所以说这个经济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不改革的“合理”写照——一些人用经济、政治两分法来区隔中国改革——其实他们根本无法区隔，用最尖锐的刀子也切不开中国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现实。

    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现状勿庸置疑的陈述。


二，真理无依据


    那么，改革根据论，也就是实践检验真理说，是不是改革文化的背景和合法依据呢？

    首先，实践真理说，本身就是马克思或者苏维埃主义语言的继续。在苏联，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就对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之说发生过讨论。这个事情本身说明了这种讨论的伪命题存在，至多可以说，他成全了胡耀邦平反事宜的藉口。但是其存在本身更加说明了这个无文化政权的思想缺位和资源匮乏。

    实践真理说最大的哲学根据，其实就是近代西方实用主义哲学的变种。

    在西方盛行一时的逻辑实证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之要义，在于其枉顾或者企图避开真理说的宗教和文化意义，试图把西方哲学推导到不对上帝设问的世俗论述中去。这个思潮和否定上帝说的尼采哲学和后来的解构哲学一样，企图使人回避甚至否定西方世界的宗教观和文化观。但是自从维也纳学派很快式微以来，上帝问题重新回到人间。理性不能解决的问题，非理性同样不能解决；科学和宗教从来就是西方文化的悖论和互补。任何妄想实行单一选项的说法都违背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实用主义哲学并不能取消上帝判断和终极价值。在此意义上判断真理说的内涵，不能不合上帝律令，也就是康德之星空律令，继续存在于人间。换言之，人间道德律令的最高层次，不是来自各朝各代的政权法规和世俗选择，而是来自摩西法典甚至希腊民主（神话意义上的民主，先验意义上的民主——不同于世俗民主）。所以任何时代的道德，固然有其特色和内涵，但是其存在律的规定性，祇能最终来自上帝的道德规定性。在此意义上，共产党规定的真理也好，实践也罢，祇能是他们自己的真理和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不会因为他们解释了马克思于1978年，就获得了真理。

    大而言之，民主是不是真理之终结论呢？不是。

    西方哲学的正统和学统，源于宗教和世俗加上神话民主说。而对于民主规定的充分根据，就是辩论精神。这个精神体现在以苏格拉底为首的思想家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才智上。其特征就是辩论精神的、并不产生合题的开放方式——这个方式成为西方一切学术和真理的不终结特性。在此意义上，西方后现代哲学对于民主的批判恰好呼应其历史上曾经层出不穷的对于其宗教、哲学、政治命题的否定。否定是其存在的应有之义——不管是对于耶稣是人、是神的批评；对于上帝之死活的批评——甚至对于其国家体制和历史特性的批评——都延续着他们的历史批评精神（其历史和史学的剥离和契合），正好反映出他们的思辨。所以，哲学不可知论，政治学反全能主义，经济学之看不见的手，都是其哲学上坚持不可知论表达的证明（真理就是对真理的否定）。换言之，西方哲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对于西方中心论的解构，恰恰是一种激活其价值论的生命运动。西方人批判民主，恰恰成全了这个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这是为专制主义哲学家和极权主义统治者所无法理解的。（一如无神论者不能理解何以尼采说上帝死了，但是上帝是杀不死的这样的悖论。死还是活的问题，属于西方民主哲学认可的思维方式。因为生命的原罪要素规定了他的反思；而怀疑主义批判和复活主义精神，成为西方人的精神来源。

    这一点在共产党哲学里本来就是缺位。他们一旦失败，绝对就是灭亡——他们没有复制生命的历程，也绝对不会复活——而这却是西方思维死去活来，更生涅盘的秘诀。我们的沉思在于，中国文化的死去活来之可能性，她是不是也可以涅盘，也可以更生——这当然是在剪除了文化虚无主义以后，而非以前。

    再是，其实践检验说的人权关怀何在？或者说，谁是真理有效的，有权的，有法的解释者？

    这个答案十分简单而丑陋：祇有党，才是上述一切检验和真理的解释者和权威。所以，这个真理说，可以由改革者胡耀邦用来为老官僚和人民“平反冤假错案”，也可以为邓所用，实行屠城。一切都是以真理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他们说，要在未来实行民主，至于是100年还是200年后，对不起，就要看“检验”的效果如何了。于是，检验和不检验，真理和荒诞，就开始双身一体，不再切割了。

    人们现在饶有兴致地争论华国锋的历史功过，殊不知，华国锋之是非，本来就是共产党检验说的范例：说他“两个凡是”，难道可以包括他逮捕江青和四人帮吗？毛主席让他这样“凡是”吗？——他此举不是明显反对“两个凡是”吗？说邓等另外一些人反对“两个凡是”，可是，他们不是要“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的思想吗？他们不是继续把毛的画像高高挂在城门楼上吗？

    最后，关于改革实行的文化依据论，现在看起来就是鼓吹“中国价值论”，以示区别普世价值论。什么是“中国价值论”呢？就是无限拖延民主进程，或者干脆说中国极权主义之“举国推动论”是天下第一真理和天下最好政治。一些御用喉舌这样说。所以，从邓的“不争论”，“猫论”，到现在“我们最好，最有效”论，使人想到，中国人的改革正在经历怎样一种文化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个“举国最好论”有没有任何文化根据呢？有，那就是纳粹主义的极权动员论，经济高速增长，毁灭西方民主、人权论和改变西方主流价值论。看看当时德国人是怎样为此欢欣鼓舞，举国疯癫的吧！看看中国人现在又是怎样欢欣鼓舞，举国疯癫吧！

    是不是历史上的事情真的要发生两次呢？


三，文化继承和改革悖论


    清末民初，在实行戊戌变法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讨论改革的文化根据问题。几派人员各执一词，说法不一。概括而言，就是以严复，郭嵩焘为代表的传统派，以康、梁为代表的反对派和后来发展出来的苏维埃派争执不休。在实践真理论之意义上，中国人最后实行了苏维埃派的“正确”答案。

    显然，几派的人物似乎都秉承自己的文化根据，发出论辨的声音——也要归功于那时的相对言论自由——那时外国人办的报纸，莫礼逊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李提摩太办的同名《万国公报》，《时务报》，美查办的《申报》，都是中国自朝廷小报《邸报》以来的大报，影响颇巨。乃至大公报等，以载此辩论为己之要务。但是细察之下，人们发现，最后一派，其实没有文化根据，祇有无文化根据——这个无文化根据，后来就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论或言毛派革命论；也就是王国维，陈寅恪深恶痛绝的“痞子运动”。可惜国人向来有负筛选的嗜好，他们最终响应了痞子运动这个号召：民粹主义革命＋极权主义政治。其间几派的政治逻辑关系如次：如果秉承英国式保守主义革命，实行王国维，辜鸿铭乃至钱穆先生的主张，前此严，郭等人提出之改革“缓进说”和文化保守主义说将会发生作用；如果按照康、梁的观念，他们至少不会毁灭汉室文化，实行中体西法；甚至按照孙文批判马克思的早期说法，中国人朝向普世价值的走向，也不会被全然取缔；祇有在中国人学习了五四精神的歪曲产品，陈独秀加上共产党以后，中国文化的逻辑就变为反文化逻辑论了！接下来的诘难是，中国之革命，之改革，是不是祇有剿灭文化，实行苏维埃主义和纳粹主义才是前途？虽然历史是这样写成的——我们的痛苦的回答仍旧是“不！”

    戊戌变法是一个考虑到一切方面的改革。其发生论的定位，迄今为止大大超过邓式改革。说戊戌变法就是邓改革之前朝摹本，实在是大谬不然！原因是那场改革涉及的讨论关乎中国文化的命运；而78年改革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文化信息存在。所以实践论和真理论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以胜败论真理（毛的《实践论》就是这等胜利者论的范本），但是，失败也许提供给人们更加高尚的深刻启示。

    1，我们看到，在实行强人改革方面，清朝遇到了第一个难题。慈禧新政和汉臣作用之，就是一个两难的课题，为此清政府呈现了两难的局面：强人尚在，能人不可用之，不能统揽全局；等到强人（慈禧）死掉，弱人改革不成，改革就让位给革命了。其间的提示是，改革祇能在强人操控制下实行。且无论其正负之面向。现在的弱人政治也规定改革必死。所以，皇统之下，改革有望乎？成为又一个“历史上的如果”。

    李鸿章到德国叩见俾斯麦，他们谈到这类课题。我们感谢钱穆教授录此明言：“……（李）叩之曰，‘为大臣者预为国家有所尽力，而廷臣群掣其肘，预行其中，其道何由？’俾斯麦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曰，‘苟其君惑于众口，居枢要，侍近习者，假威福以挟持大局，则如之何？’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认。此可见当时李鸿章之苦闷也。‘”（钱穆《国史大纲》 下同）

    我们说，李、俾斯麦要想横通中西文化和政治，很难，难于上青天。因为俾斯麦玩弄的德国政治，德国统一，是在半民主，半宪政，存在议会，反对党和君权限制论的情形之下。他可以作用于皇，民，反对党和议员，纵横捭阖，致使成功。但是，他不知道当时中国还没有帝国宪法，也无反对党，也无议会（实质宪政）；他更加不知道，中国君、相制衡已败（宋朝废相已始）；他尤其不知道所谓满汉龃龉，曾、胡、李、左，不可为中央大员言之朝弊，统揽全局。故此，由最高层次主导改革，在李鸿章那里就败下阵来，何言他人！

    但是，李、俾斯麦对话，成为一个改革可行性范本，东西文化参照系之范本；何以邓没有这样的对手呢？

    美国人都说，中国价值论是可以成就中国“责任”之国的原则。对话，何以复存！

    2，变法是不是应急之变，救亡图存，那时有争议。郭嵩焘以为，“西人以通商为义，本无仇害中国之心”。所以，以西为敌错误了。这要看如何定义西方。通商，是不是敌害，两难矣！古时，中国被枪炮打开大门，难道不是贻害？又，商务公平性原则如何估价，难道是侵害范畴以外之说？现在这种东西不是还在继续吗？他们和未来“责任”大国之间的勾结和经贸，不是和清朝统一之老佛爷市场如出一辙吗？祇是封建锁国又是另一积弊，这一点不可否认。也许，祇有像日本民主改革以后，经贸问题才会以人权经济的方式一揽子解决（正像我们前此论述土地问题一样；不存在跳脱政治解决框架的任何经济问题单行道和单面人。）

    3，其实，问题出在当时改革异见对内政的分析上。严以为，“时严复召对称旨，退草万言书，略谓，‘中国积弱，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此所谓目论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今之各国议平权。’”所以他认为，培育中国民众之智勇之力，是竞争于西方之长久之计，而非仅仅救亡可以成之。那么，启用哪些智，哪些勇，方可得计呢？就是所谓“行之有本，积之有基”，不可枝节而为，舍本求末——而“本”在何方呢？就在中国文化之传统中和西化、“化西”之中。而按照日本经验，本，在传统之中——西化，可以成为“化西”。中国有没有化西之力、之据、之可能呢？钱穆对于实行西化之民主颇有微词，另一面又鼓吹三民主义。他憎恶“党治”，认为“误以为分党相争为政治上最高景象”不对，但是党不能取之于民，就“乞援于军人”，遂有割据，封建，革命和军阀联手；孙文钱受列强不成，转而苏联……。其时则有‘党棍’、‘党痞’、‘吃党饭’诸名称。“”造党“”毁党“甚昌。都是他不想实行传统以外之西化和化西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如何引进西方文化的课题——是引进民主文化，还是党棍文化，抑或党棍加民主文化。钱穆先生是最先恐惧提到”文化革命“的人，无非是对于打到孔家店颇有不满。


四，传统与革命


    于是，改革者提出的“行之有本”，就是提醒我们厘清传统和革新的关系问题。不可因为革新就实行文化虚无主义和痞子运动；同时也不可以倡导一切回到昨天，拒绝今天和明天，拒绝改革。所以，认清邓式改革和毛氏革命之舍本逐末，数典忘祖，成为观察改革文化的要义。我们说，正是因为共产党革命和改革汲取了中国和西方的末流价值论，就是吴宓先生所谓法家加马克思，所以殃及普世价值，祸害中国民生。当然要归回正道，恢复传统，走上和西方主流价值吻合之路。

    我们不厌其冗，文钞钱穆先生语录，以醒众人——“茫茫员舆，芸芸众生，我不知其已历几何世矣！……有搏成一民族，创建一国家，而俯仰已成陈迹，徒供后世史家为钩稽凭吊之资者则何舆？曰，惟见其‘文化’。”

    “有告知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也。’则彼顾己为共和之政体下之自由民矣，无怪其掉头而不肯顾。或告知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支配下之历史也。’则彼固已呼吸二十世纪新空气之先囿，”鄙薄孔、老；曰，“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虽至今犹然，一切病痛尽在此矣。‘”，若此辈胜出，“我国史将束高阁、覆酱瓿 ，而我国人仍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也。”

    “然中国社会，自秦以下，其进步何在？曰：亦在于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与夫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而已。其进程之迟速不论，而其朝此方向演进，则明白无可疑者。”

    而中国社会之衰落自中唐以来为开始。社会与政府疏离，王室与政府专权：“贫无赈，弱无保，”“民间每苦于不能自振奋”；科举忘义命，图富贵。“宋儒讲学，即针对此病态而发，”却“不能自救”，招致蒙古人入主，“一切政治，为急剧之退转，益于后世中国以莫大之创伤。明祖崛起草泽，惩元政废弛，罢宰相，尊君权，不知善为医疗，转而益其病。清人入关，盗憎主人，拑束猜防，无所不用极其，乃袭明制而加厉。固中国政制之废相，统‘政府’于‘王室’之下，真不免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者，其事乃起于明而完于清，则相沿已有六百年之久。”

    他说，明儒尚气节，而清儒趋利禄——自是“怵于焚坑之酷”耳！

    以上是钱先生明确表述的他的中国文化观和中国历史观。

    中国之所以有国，是因为有文化；败坏文化，国将不国；其前途就是回到文化之基。

    中国自明清以来，废弛纲纪，剪除权限，取消治衡，排除清廉，回归暴力，鼎尚贪墨，诸如此类，都是历史转折而亡的教训；为秉笔直书，为经纬之论，为痛切之析。他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论代代退步论的写照。故此，建设文化之基，固持国家之本，必然要继承良性国制，治理恶性循环，且应该超越其说，从中国经验转向普世经验，与之结合。这个结合，就是把君、相分权，相权三分，变为君民分权和民府监督，等等。而非仅仅诟病民主，大讲中国特色——值得指出的是，钱先生一辈尊重文化，记述历史，继往开来，有对西方文化的批评权；于是在这个角度上观察文化和历史，成为正当改革的前提。反之一切免谈。在此逻辑中，钱穆先生乃至郭先生，严先生，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对革命甚至改革保有的忧心忡忡之状态，起因于辛亥以来的半文化虚无主义——它直接导致共产革命，从而使中国失却文化真传。所谓民、清、明以来，专制积弊凸现，唯独不见开明（专制）之趋势，加剧了暴力涂炭文化的革命过程——而十几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则在文化道德戕害上变本加厉，越发险恶；前书苏维埃、列宁主义加上美国文化的庸俗和腐败，事情就变得更加匪夷所思。

    于是，凸显中国政治文化的良性流转，更为必要——也就是注重钱先生所谓600年以前的一些历史良制，给出的启示。

    一为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逐步分离——（李）斯为布衣，公孙弘亦为布衣之相。汉以来之相权和帝权分立，是钱先生瞩目之大要点；次为“士人”政府——也就是后来马克斯。韦伯所谓宠信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分权治衡原则——成为宋废相以前，中国独特的政治三权鼎立局面（含唐朝之相权之再三分：发令，封驳和实行权。这是贞观之至——不是治；至高无上的分权制度，于中国。这个文化所属，含有更多的政治经济涵义，可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正面价值（这个东西，毛泽东没有，孙文和蒋介石不多。）

    再就是所谓科举制度。这个制度被提高到“天下为公，选贤于能”的程度；或言， “铨选”制度。当然，从比干，屈原以降，从百家争鸣到宋儒办学，中国千年文化史，文豪辈出，文化建设可见可触，自不胜枚举。此不多赘。

    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后来人应该对民不如清，清不如明，明不如唐（经济层面甚至唐不如隋）之说法，做一个厘清。其中关键在于政府代表平民的“解放性政权”（钱穆语）受到了一次次的蚕食，以至于“一棒一条痕，一掴一血印”；最后，就靠凌迟和巨贪乃至雍正语录来维持局面了。所谓秦以来之封建庶民既不受封建，也不受奴役的地位，经过唐之贞观，宋之尚学，到了元以后，发生变故，大国不国，盛世转衰，渐次颓落，以致不堪。

    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和改革是不是可以回到所谓古代良制中去，成为巨大的疑问；更为重大的问题是，依靠现在的政治制度，人们是不是可以大谈其与古代良制的结合，以告别革命！

    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存在——问题的提出是这样的：民国制度之所以被遗民诟病，就像明之遗民诟病清朝的文化和体制；民国遗民，是不是也可以诟病人民共和国——而人民国的遗民，毛遗民，又会如何对待历史呢？

    枉顾中国文化之学统，毛先来革命，邓后来改革，都是不识历史，继续元劣清顽的妄为。正像钱穆说的，“应食之恶果在矣。”

    如果清有机会保存帝制和文化；孙文有机会实行欧美民主制度；那么，至少毛革命和邓改革就会作废。而民国是我们中国人最后保持的一块尚有宽容之地。这个政权被颠覆了，一切就几乎结束了。

    所以，我们并不苟同王，陈，郭，严乃至钱先生所言之对于民国和孙文，中正的绝对负评。

    有人说，建设千载，可以毁于一旦。中国改革致使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千载轻谣变做鼓噪狂歌，这个过程虽然短暂，却做到最大限度的锄善务尽，令人齿冷。我们是不是也要依靠一次类似法国和欧洲的复辟和复兴（其实就是民主化），来拯救文化和道德危机呢？我们的未来中国，能不能出现夏多布里昂，左拉，德雷福斯，基佐，勒南，雨果，更不要企图在我们的来日出现拿破仑，迪斯雷里，俾斯麦和梅特涅了。这个没有伟人的中国！这个没有伟人的世界！

    礼崩乐坏，并非到此为止——其危害甚烈者应该是坏政府不再，好政府亦不在的未来短暂局面。这个局面当然越短越好。虽然这等局面，也许比钱穆批评的后辛亥革命时期还要坏得多！

    可是这并不等于民主即是永远大乱。民主乱局一旦出现，解构就会出现；解构出现，意味着结构必将复兴，国势必将回稳。那时真正的中国特色才会呈现；现在的特色论也就会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