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宁主义自圣体系如何形成

（南京）邓海南


    当年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对其中一句台词印象深刻：“莫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永远有理！”那是对专制的讽刺。可是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国情，许多自认为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的左派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无论社会实践如何，实际情况怎样，始终僵化地坚持马列主义的教条，认为那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真理，不需要实践的检验，也不允许人民质疑。这可以看成是一种自圣情结.


布尔什维克“用武力更正票箱”


    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自圣体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两方面的原因：即思想上的和政治操作上的原因。

    思想上的原因：它祇是一个社会学的理论，却自动承揽了宗教的功能，许给人民一个天堂：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理想和终极目的，便给它的实践者们开了不顾忌手段的方便之门.于是一切当世人们的具体权利和利益都被这台开向未来的巨大革命压路机碾压在下面。可是，当现世人们具体而细小的权利都被碾碎了，未来的幸福又在哪里？其实天堂祇是一个理由，过去的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们相信，为此赴汤蹈火，牺牲个人与现世利益；现在的人们不信了，连共产党员也不相了，祇顾捞取实际利益。是理想的热情让过去的人们相信这个理由，但这种相信终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是应该怪人们没有信仰呢，还是应该怪信仰失信与民？其实别的社会理论都是关于现世生活的道德准则与法律规范的，特别是关于自由、宪政与民主的理论。即个人的自由，不应妨碍他人的自由；政府的权力不应大到足以伤害个人的权利；当人们意见相左时，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并尊重少数人的意见。并为此建立并逐步完善着一套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中，任何强力的个人和强力的社会集团都不能非法侵害个人权利和财产.在这种社会体制下，人们也许没有一个未来的天堂，但可以拥有一个和谐而有保障的现世。（其实他们也可以有天堂，那就是到宗教中去找精神寄讬。）

    政治上的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神圣性，为此不惜以非法律和非道德的手段来强制进行对这座理想大厦的建造。理论缺陷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存在的，而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犯规，是从列宁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开始的。但并不是始于人们耳熟能详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即1917年11月7日那场所谓的“十月革命”；而是始于次年一月布尔什维克党对议会选举的野蛮踏和血腥压。

    发动“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作为斗争策略，并非始终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祇是推动“立宪会议”尽快召开.而在前一天的共和国预备会议上，由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议案已获通过，这相当于通过了对“临时政府”的“不信任案”，这意味着即使不发动当夜的“冬宫政变”，也将会出现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政府”。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作为这次革命推翻对象的“苏联时期被描绘为连续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其实并不存在”，“这天晚上夺权与被夺权的双方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党内同志’——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人”（被夺权的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成员多为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和主流派社会革命党，而夺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而发出“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处在不下水状态，没有舰长、武器、装备、弹药。”当夜，这艘军舰祇是“在彼得保罗要塞打出信号弹之后发射了几发空弹”。由于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列宁称之为“罕见的不流血和异常的顺利”），不光这艘军舰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且，这场所谓“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其实一点儿都不“震撼”。2007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也有文章称，“《列宁在十月》是经过斯大林意识形态加工和渲染的影片，……并不是1917年11月7日实际发生过的那一切。”（两个月之后的“革命立宪”倒真正震撼了世界。布尔什维克认为，当自己大权在握的情况下，由其掌控的临时政府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国，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同年11月中旬举行选举，选举结果在翌年之初揭晓，总共707个席位，布尔什维克祇得到175席。尽管“冬宫政变”前该党公开承诺在先，“即使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他们也将服从‘人民群众’的选择。”然而，当其预感失败之“狼”真正来临之际，布尔什维克这个似乎天生迷恋暴力、天性抵制民主的政党当即食言，并通过“暂停选举”、“组织改选”、“推迟会期”等手段，试图摆脱窘境，并进而作出决定，“用武力更正票箱”。1月5日，苏维埃政府随即调集“亲军”，实施戒严，使用暴力驱散抗议代表，并于当天解散了立宪会议.一些抗议示威者遭到镇压，其“当选代表或被捕被杀，或逃亡”。同日，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各社会主义党派联合发表传单指出：“1905年1月9日，（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12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以上引自安立志文：《我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于是从此开始，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们不但拥有了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类理想，而且还拥有了在某一国家和地区不受任何法律条文和道德规范制约的实际政治权力。在内部和外部任何质疑和反对这种革命政权的思想和行为，都被归入阶级敌人之列。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它从此失去了从内部自省的机制。而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又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扩张性，比如自说自话地要去解放全人类的输出革命的行为，就是这种自圣性的外扬.所以和它不同政治体制的另一个世界对它采取警惕、防范和制约，并希望它能够在和平演变中被弱化和被同化，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了。

    列宁不是暴徒，列宁是有理想有情操的革命者。但是正因为有了理想这个正当理由，一系列不正当的暴力与欺骗行为就此开了头.在个人道德水准较高的列宁掌权时期，这种权力的危害还有所限制；而到了完全没有道德底线的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思想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危害便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在这样一种自圣的政治体制中，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物最容易赢得权力斗争。

    俄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凡是那些关心道德操守，认为任何政治斗争行为都应该具有道德底线的人，都被认为是“书呆子气”，这也是区分政治激进派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重要标志。不讲道德的人与讲道德的人竞争，永远是前者胜出，这是一个规律。“恶”成为一种制胜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道德虚无主义者在走上这条不归路之后，就祇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非此即彼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祇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大家都在比谁比谁更流氓，在这种社会风气中祇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其实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件功不可没的事，从资本主义世界后来的发展来看，就可以知道这种对旧制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祇有他们的理论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正确理论（祇要看看《共产党宣言》中对其他不同于他们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刻薄嘲讽就知道了），两个自负的年轻人把自己的主义放在了救世主的位置上。于是，在《国际歌》中高唱“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无产阶级从此不但有了“救世主”，而且还有了“神仙皇帝”！如果说人有原罪，那么导致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大规模失败的“原罪”，恐怕就在于此！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与他们年轻气盛时写出的《共产党宣言》不尽相同，但由《共产党宣言》中所传达出的那种堂而皇之理所当然要打碎整个旧世界的暴力之气，已经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夺权开始波及世界的各个地区.一但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便利用其权力阻止对共产主义学说的质疑和证伪，于是本来可以讨论的问题全都变成了不可触碰的戒律。别人别国稍有改变便成了“修正主义”。岂不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本来就有的人道主义因素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次次自以为是的修正（或自曰“坚持”）中，早已荡然无存。70年后，共产主义体系由内部的矛盾和思想的危机在苏联和东欧造成了大规模的偃旗息鼓。可是直到今天，许多自诩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依然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却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思想不屑一顾。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自圣行为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由“劳工神圣”的口号开始的。这一付医治社会疾病的猛药矫枉过正，副作用极大。既然劳工神圣，其他一切便不再神圣，包括知识和文化。于是劳工们纷纷上了革命的战车，可是当战斗大获全胜之后，劳工们逐渐发现自己并不神圣，神圣的祇是取了劳工之名的职业革命家。有了“劳工神圣”这个前提，自然就有了为劳工谋福利求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神圣.可是，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了如今，劳工们早已不神圣了（起码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还可以罢工，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倒不能罢工了），逐渐沦为弱势群体.可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体系还一如既往地神圣着。于是为解放被压迫者的革命，变成了革命家们成功了以后又压迫别人的自圣行为。其实神圣或者是一切公民的权利，或者不是一切公民的权利。如果社会权力规定了某些人神圣，某些人不神圣，那么自认为神圣的人就可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有了一种以“劳工神圣”自居的革命理论，再加上不允许知识份子以其独立思考对其进行诘问和批判的强大政治权力，社会主义理论当然就神圣得不可一世。至今。以这套理论为指导的革命实践早就难以为继，可是这个主义至今仍端着自圣的架子不肯放下，那么，它就将继续受到客观现实的嘲弄和阻碍，它的日益虚伪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和马列主义是从苏俄输入的一样，中国知识份子放弃自身价值的精神自虐也是从苏俄传来的。其源头就是俄国的民粹主义.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理念：社会进步高于个人的自我完善，整体的利益、崇高的目的与个人道德操守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这二者是不同步的，个人的道德修养在宏大叙事中被抛在一边。从涅恰耶夫开始“革命策略中就允许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既然以“善达到善”的道路受到阻碍，那么“以恶达到善”是不会受到谴责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政治上的轻率与摒弃道德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放弃自我完善的道德沦丧找到一个最冠冕堂皇的藉口。怪不得还在1870年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就称涅恰耶夫“原来是个普遍的流氓”。

    知识阶层在“拜民主义”的社会氛围内，第一步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放弃了做人的底线.究其原因何在呢？可以说从绝对主义中衍生出来的“道德虚无主义”在俄国造成的影响，这种人格的变异和心灵扭曲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清理。

    1861年大改革以后，民粹派倡导的道德虚无主义的宣传是俄国精神面貌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刻的特征，从对客观价值的否定中推导出来的对民众的主观利益一面倒的呼声，并对它加以神化，得出唯一的结论是：人的最高任务是服务于民众.它的最大误区在于：把生活定义为没有任何客观、内在的意义，它的唯一幸福就是对物质的保证，对主观需求的满足，因此俄国知识份子被要求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改善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业，与此相反的一切都是罪恶，理应被清除。这种思潮指导着俄国知识份子的全部行为和价值评价.涅恰耶夫的一句著名格言是：革命者是注定要死亡的人，他们没有一切个人的利益、没有个人的事业、情感、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名字，他们所拥有的祇有一种事业、一种思想、一种狂热：革命。革命者与文明世界的公民秩序绝交，与这个世界的道德情感绝交，他们厌恶这个世界的一切创造，一切科学，认为世界上祇存在着一种科学，那就是——摧毁。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

    俄国为暴力付出的社会代价、文化断层是无法想像的，革命打碎了旧世界，同时也毁掉了此前所有的文化积累，新世界祇能在蛮荒的文化沙漠上建筑.在这个过程中，俄国知识份子的社会道德思想逐渐枯竭干涸，他们道德之源汇入了社会主义和革命性的河道，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革命者要消灭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一切人。涅恰耶夫的《革命教义问答》就把人类积累数千年的道德标准作了颠倒的扬弃，“革命者唾弃当前社会道德的任何动机和反映”，凡是有益革命的都是道德的，凡是阻碍革命的都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涅恰耶夫道德判断被后人继承，例如讬洛茨基就认为，争夺权力就如同博弈，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为了崇高事业，可以做一切恶行，可以联合强盗、可以深入到秘密警察中、可以通过告密剪除异己、可以拿敌对国家的资金、可以抢银行、可以贩毒、可以印伪钞，同时赋予它拯救世界使命感的耀眼光环.《革命教义》首先不但违背了基督教精神，基督教在《教义问答》中规定：既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的，也不能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而且就是从做人最底线的角度说，什么东西能保证一个把恶事做绝滥杀无辜的人同时又是担当着拯救世界使命的人？


关键在于宪政和民主


    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把“群氓”领出黑暗，给他们建立“天堂”，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后继者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革命领袖的自圣理由。拒绝做这一点的任何人和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或打倒。而且这种所谓的恶，仅仅指向一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中，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除此世上再无其他大恶。

    其实，资本之罪远逊于专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缺陷就是祇注意批判资本，而忽略了对专制的批判。资本如果没有专制做帮凶，就不可能无恶不作。

    世界各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加专制集权，等于很坏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加专制集权，其结果也一样。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加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造成不坏的、甚至很不错的福利社会。而社会主义加宪政治民主应该是很好的制度，这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以瑞典为例，他们的社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至今仍奉马克思为其导师。

    但是虽然瑞典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远较中国为多，但在中国左派的眼中，恐怕并不会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同道。而在苏联和东欧人民在其社会主义道路碰壁后明智地选择放弃，在宪政与民主的体制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发展时，中国的左派们却非要越俎代庖地替别人哭丧，大谈苏、东各国亡党亡国的悲剧和教训，并把推动了他们社会改革的政治人物视为阴谋家和叛徒，这种自圣且自怜的心态是多么可悲。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姓社还是姓资，而在于姓宪、姓民，还是姓专、姓独。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思维走不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圣体系，就解不了这道并不难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不是圣经，即使最坚定的共产党人仍奉其为圣经，那么共产党也应该进行“宗教改革”。

    社会主义理念的提出，并不是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祇把自家的社会主义视为正统.而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后，又把列宁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立为正统.到了毛泽东这里，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又成了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他本人也在斯大林去世后努力争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的地位。这位导师用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国家命运带到了一条绝路上。在理论的道路越来越窄的情况下，实际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困难，甚至完全走不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将近30年的社会实践，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社会矛盾，但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坚持，却始终没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好好检验过，似乎要一直这样不变地坚持下去。这也真是一种“宁死不屈”的态度。但是，人们需要的不是死亡，而是新生。那么，既然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其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方法呢？

    我们从来都说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从来想要的祇是和谐、富足与安宁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主义.当某个主义与人民的愿望发生矛盾时，就到了应该理智与果断地取舍的时候了。正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一样，主人还是主义，这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