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考察海外中国民运

（北京）任畹町


1、中国政治犯出国访问开先例


    去年9月，我经由香港受邀《新报》到新西兰，10月受邀肯尼迪基金会到纽约，2月受邀法国“精英计划”游欧洲。这次全球出访圆了我多年的理想，“铁窗中国民运”的贡献者、伤残者得到了国际的支持、褒奖和接访、出访的权利。我希望有更多的“铁窗志士”争取到民主国家考察、旅行，希望美国和各民主政府、议会及民间组织把眼球转移到推动中国进步的“铁窗志士”一边来，真正地支持我们的事业。

    我拥有中国护照，申请签证时向签证国出示中国法院对我的判决书。也就是说中国的海关正式容许一个政治犯持护照出国，将来还能够回国，我想这可能是开先例的。杨建利也开了个先例。他作为从美国回来的民主派，出狱后申请到中国的护照回到美国，在法律上将来还能够回中国，也是前所未有的。承大家的美意，我这一路上是各方的友人们走一程送一程，主要由他们出机票，由他们来接待，我借此机会表示对各方友人们的感激之情！

    在国内，我是主要的监管对象之一，2006年8月到12月还监禁在家，“十七大”期间，还是抓了“民主墻”老民运张文和，后来抓了胡佳，我临出国的那天 ，有些朋友认为，放我这样的人出来是制造奥运的和谐气氛，仔细一想，共产党不在乎放知名人士出来制造气氛。中共和西方有紧密的经贸和外交关系，以及它对奥委会的控制足够保证2008奥运了，我的判断是大陆政府主观上没有这样的想法，到美国是我的主动争取，不知道未来几个月的情况怎么样。

    共产党的治国路线经过了长期的衰变和弱化。最早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观，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观，三个代表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中共经历了主动向假想“阶级敌人”进攻和对自由民主派被动防御的长期过程，从“你死我活”后退到“有你无我”。

    有朋友会说了，“哎，任先生，怎么让你出来了？有些年轻朋友不让出来，有人现在还被看着呢！” 那么，我告诉他，你起码要和共产党抗争30年，不能有私心，还要有学理才智，它才会在相当的程度上认同你，敬重你。和当局的警员没事聊天，我们一年要接触很多次，说任畹町，我们知道你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民族好，不是为个人。当然，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们不仅为了国家、民族，首先是为了个人权利的伸张。

    确实，我们在“民族”“国家”“历史”这种宏大概念的共产党长期教育下，不可避免的会留存在我们的血液里，可是，我们不光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经历过10年文革中共政治经济全面反动的鼎盛时期，一直在寻求一条自由之路。我们思考的最多，磨难最多，痛苦最多，知识最多。文革之前，商务印书馆系统出版过近现代的西方民主经典著作，如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1962年4月商务印书馆初版。1962年6月初版的匈牙利卢卡其的“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学术界对甘地的讨论。 民主墻之所以被严肃民运史和世人公认，就是因为它举起了人权和现代民主，言论自由三面大旗，和中共弘扬的“四五运动”“四五精神”分道扬镳。


2、纽约：海外民运的舞台，建设民运本体的经济基地


    这次到香港、新西兰、美国，我不停地向人们介绍中国民运史，宏传民运的全面战略、经典理念和光荣传统，目的使我们的民运不要走弯路歪路，不要走单纯“司法维权”“个案推进”的“简单维权”之路。

    2005年，我病愈期间就设想了创立本土“中国人权卫士奖”，以褒奖为数众多的从未得奖的“铁窗志士”，补发了他们应得的荣誉，鼓舞士气，抚慰人心。我们无力左右海外的各种奖项，在国内我们无法开会，祇有在香港开会了，我给王炳章、彭明、王若望等多人发了奖，虽然没有奖金，可它是本土的。

    纽约“北京之春”专门举行了欢迎研讨会，“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局研讨会”，我们过去在国内一看到喜来登饭店开会，心里痒痒的，想什么时候到喜来登饭店去讲一次，我们甚至把喜来登饭店看做海外民运的圣地。现在如愿了。

    11月16日，我做了肯尼迪基金会的颁奖嘉宾，同时补发我1994年的肯尼迪人权奖铜像。在参院，当会议主持人宣布到我的时候，几百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致意。《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提到“数百人起立鼓掌致敬”，实际上是长时间的，我难当如此高的殊荣，没有热泪，最后，迫使我两只手举起示意拜谢大家停息鼓掌，美国人民，还有很多华人，给我这样高的礼遇，证明我们30年民运是坚强、成熟、光明、壮阔的。

    在人间天堂的新西兰，我们住在“老右”陈朗、周素子宽大舒适、温馨的家里，认识了他们家可爱的儿孙们。在纽约会见了很多朋友。我还走访了这个地方的民主党。应该肯定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商业性运作。民运本来就没枪、没炮、没地、没钱，民运能够在纽约，在海外有了地，有了钱，这对于传统民运、本土民运而言，是突破了无钱、无地的悲哀，建设了民运本体的经济基地，是一个创举。当年参加共产革命的人都知道共产主义和马列吗？都有很高的觉悟和理论吗？多少人不是为了饭碗？因此，为了办身份而参加民运的初次利益驱动，可不必非议，相反，培养训练了一批民主主义者的华侨。孙中山说，“华侨是革命之母”，作为传统民运、老民运，祇有支持鼓励的份，我们不要犯重大错误。当然，其中的问题，不完善，单纯追求钱，我们可以热情的批评纠正。对巧立名目，敛财勒索，截留国内捐款，威胁客户败坏民运的，应该批评。美国政府和司法并没有取消、制止，祇有这样，后起之秀才可以认同我们的正确传统，敬重老民运，不然，很容易造成隔阂矛盾。后起之秀们如果尝试否定传统民运，是一定要碰钉子的。这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民运的本性，如何区别自由民主运动和共产革命的重大差异，这个论题关系到回答民运的很多实践难题。


3、自由民主运动和共产革命的重大差异，凝聚与整合的无奈


    共产革命是一个领袖高度集权，铁的纪律，秘密的，武装暴力的政党。民主事业却是和平、理性，公开的，自由化多元化的。两者在本性上有巨大的差异，质的不同。中国民运无枪，无炮，无地，无钱，共产党是有枪、有炮、有地、有钱， 四有和四无，本质不同，这是民主事业的多元化自由化本性决定的，你无法对它谴责。当然，我们还不能低估中共“反民运战略”对民运的分化瓦解也有很大作用，它让你民运整合不起来，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民运的山头林立，既是合理的，又不完全合理，当局派人在里面破坏瓦解，是危害因素，不能说是合理的，应该消除。这样我们从合理与不合理两方面回答了为什么民运是山头林立，旌旗飘飘。我们过去常说“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是脱离了民运的本质属性，祇看不良人性的一种错误评断，应该放弃了。特别是侨界，以偏概全看民运的人性负面多了，极端化了，就是因为不知道民运的客观本性。

    知道了共产革命和人权民运的差异本性后，就可以解释中国民运为什么30年没有成功。有人说，共产党从27年南昌起义到49年建国，用了22年，说你们都超过22年了，你们的领导核心，你们的领袖权威何在？似乎我们无法回答，但是我们能够回答。因为四有和四无的重大差别，造成了当代中国民运的漫长性，变革形态、手段和途径的巨大不同。 红军长征吃草根，吃煮牛皮带，人家要杀头，流血，我们顶多坐牢，祇有通过牺牲几代人的自由笑对铁窗去完成我们的自由大业。

    有人担心，和平、公开、自由、多元的中国民运会不会重复国共两党以民主为旗号，以暴力为手段，以专制为结局的老路是多余的。

    虽然，这两大事物有重大的质的分别，但是，在整合统一问题上，应该是同样需求的。 领袖权威，组织统一，这应该是我们必胜的两大要素，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除了四有和四无的重大差异外，现代民运本质上还是媒体民运，网络民运，名人民运，街头民运，人员天各一方，难以集中统一，不是共产党拿枪拿炮的根据地运动。媒体民运，造出了大大小小很多个英雄名人，互相轻视，大名人之间，大小名人之间很难实现统一。

    传统民运的权威是理论上的、史实上的，但是，有权威而无凝聚，所以，民运的领袖权威不是完全现实的，不是完全可以有效运做的，这是我们的悲哀和无奈。历史会对当代民运的成败得失和将帅们的责任算帐的，我们不要因为自身的人格缺陷犯民运历史错误，愧对一个神圣高尚的集体事业。

    “不想做将军的不是好兵”。想做头就是想对民运有更大的贡献，是民运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的表现，应该从积极方面理解民运将帅们的高尚情怀。正是敢做敢为勇于负责的现代民运英雄人格不同于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虚伪“圣贤君子”，所以，被人非议不理解甚至诋毁，是民运将帅们的宿命，可是，一些说辞都摆不到桌面来。问题是如何使高尚情怀压倒自身的卑下动机，如何将性善抑制自身的性恶。 任何事业小到一个公司，没有没有领袖的说法。狮、虎、豹、猴、猿、狼的“动物世界”一样都有王，人类活动什么时候没有过“首领”？“一山不容二主”是人类的另一个现象。因此，民运在自由多元的条件下，几个组织几个将帅的相互良性竞争是一个合理的格局。谁危害团结恶性竞争谁暴露自己。

    看历史和现实，看经验教训，海内外的民运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我们但求团结，但求宽容。 中国民运被迫接受了无法凝聚，无法整合的无奈现实，可是，并不意味中国民运不需要权威凝聚，不需要相对整合，一旦大选来临，民主派需要公推正副总统候选人的乱局时刻，山头林立的中国民运究竟出谁？ 那时将暴露出领袖权威和组织整合的巨大危机，有可能败在和共产党的竞选中。

    我们这些老民运的人格缺陷，人性恶的方面和“反民运战略”的破坏瓦解，是我们失利的两大因素，各占二分之一。当然，你人格没有问题，都是胸怀大度能团结人的，有智慧才华的，共产党再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在你身上不起作用。所以，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素养。老民运没有可能压制后起之秀，压制是一时的，一切凭本事吃饭，以不存在的“论资排辈”“个人中心”来否定民运的战略传统和英雄人格是错误的。  通过这长期的碰撞、摩擦，要相信老民运这些人，是能够自省觉悟的，能够改变失误克服自身弱点的。我们这些人共产党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非常浓厚，民主主义同样讲英雄人格的，华盛顿，杰斐逊，林肯，都是美国人崇拜的英雄，共产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用在好处发挥好的作用，用在坏处就产出坏的效果，具有两重性。我们都是平常人平常心，不可用“平常人平常心”来否定民运的英雄人格和贡献作为。


4、当代民运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


    有朋友提出，民运20多年你们干成了什么？我们要干，一定比你们好，我观察了几年，后起之秀如果没有传统继承，没有聪明智慧，没有深刻理论，没有组织才能，一定干不好，这几年已经看出有的志大才疏，连文章都不会写，却想说话算话。在后起之秀里祇有高智晟等少数人是够格继承的。中国专制如前如旧，当代民运已经是中国社会的第二种政治力量。

    目前为止，本土有四大力量，第一“铁窗民运”，“铁窗基督”，“铁窗大法”，统称为“三大铁窗”“三大铁窗志士”。去年一月份，我和一些年轻朋友们，坐牢的和没坐牢的，组建了中国人权论坛，在本土发表了 2007 中国人权宣言，进一步把国内打散的人员集合在一起。第二大力量是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大力量，天安门母亲，第四大力量是基础力量，在当代民运背景及影响下全国的民间抗争，一年几万起。不要以为这和民运没关系。错，它是在中国当代民运的影响和背景下出现的，他不是60、70年代民众的文革造反，有民运，它就必然在民运的历史背景下。 网络这么发达，民众不可能不看到当代民运的存在，而且，民间的各种抗争有民运人参加，尽管我们可能掌握材料不多。四大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尚在国内的勇于献身的律师高智晟、郭飞雄、郑恩宠、陈光诚，分类上属于“铁窗民运维权”，中国的律师被司法局管着，是必须遵守集权宪法的，是属于官方的，并非独立的。

    不言而喻，“三大铁窗”及其志士是中国人权法治进步及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30年来的成果表现在中国本土民众言论宽松，迁徒的宽松，出国，留学等等宽松，社会生活质量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众多的“铁窗志士”的献身而得到的，没有万千铁窗志士的撞击，统治者不会自行让步。八九民运六四抗暴之后，整个西方对极权统治进行了整整十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制裁，过去有吗？中国民运的背景下才有对极权的打击。这个十年民运特别是海外民运丧失了良机，当然，一个政治运动和组织没有内部斗争是不能成熟起来的。西方国家在最近几年开始和中国政府进行各个层级的人权对话，过去有吗？中共一说就是“你们干涉内政”，现在共产党没这句话了，跟人家进行人权对话被迫接受干涉了。当然，没有改变整个人权的糟糕情况。海外民运在中国首脑访问的抗议示威，也给极权统治带来极大的难堪。作为改革开明派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因为86学潮和89民运的兴起而遭殃下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当代民运政治力量的存在，并且，分化出中共“党内改革派”的群体，和传统民运组成了“民主政治同盟”。没有民运的兴起，胡赵是不会下台的。中共抓人判刑的尺度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大大降低后退了，这不是民运的贡献成果，社会的进步是什么！还可以举出很多。


5、推动中国人权法治建设的动力


    官方一些知识份子，严格说是专业文化人，不叫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应该类似是哲学家，哲人，是勇于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勇于批评社会现实的人的理想主义者，越实现不了的，他越去追求。不能承认大陆共产党对知识份子的定义，是有什么职称，高级知识份子，中级知识份子等等。为什么民主墻人权民主大旗不是由官方高级知识份子扛起来，而由我们当时的“青年民主派”扛起来？这才是真正的知识份子。2001年，我发起建设民运文化建设民运政治学，（Democracy Movement the Political Science）意在锻造民运领域里的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民主派”这个说法，是当时的美、法、英国的学者记者提出来的。正是由“青年民主派”承担起中国未来路向的领军力量，直到今天，海内外民运他们还是中流砥柱。

    这几年有些官方学者，他们逐渐知道了参与中国的自由人权事业，有崇高的荣誉，有西方财政支持，一些官方文化人和一些律师就开始吃人权饭，但是，他们改称“维权”，回避“人权”概念，因为，“人权”具有反集权的国际意义。

    官方学者无知的以为“维权”即“维护公民权”是从2003年开始的，有的还说中国的人权法治是由律师、法学家、警察、检察人员、法官、人大代表六种人在推动，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虚构！这六种人是中共统治的专政工具！所执行和强固的是集权法制！

    “三大铁窗志士”坐牢，不是为坐牢而坐牢，他们向极权恶法抗争不平等现象，维护权利，每次用法律来对照辩护自己的行为，同时，对照错误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等，这种抗击恶法不是促进了法治建设吗！即使律师出庭，面对铁窗坐牢的并非律师而是诉讼当事人。

    上访人员是最典型的，他们都会拿法律对照自己的冤假错案来进行抗争。铁窗志士，一直永不停息的用自己的自由来撞击整个专制的堤霸，迫使统治者一边惩罚，一边让步。上访者的申诉和联名信愈来愈有法律专业水平，如今年刘杰起草的万人上访信件。祇要中国司法界在抓人，就证明“三大铁窗志士”的活动永远在进行，扑而再起，从无止息。“三大铁窗志士” 才是推动人权法治的真正动力。

    常有人问我，有多少人跟你们跑？为什么民运总是做不大？这是一种狭隘的不当概念。我回答说，在任何领域，先锋和顽固派总是极少数，这是“枣核定律”，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作为“圈地运动”和“保地运动”所引发的全国性民众抗议活动就是对中国民运的参与，是民运维权的当然组成，这就足够了。何况还有些老民运、新民运人士直接加入到这些抗争中去。

    作为“中军主力、原动机制、主角角色、贡献主体”的万千烈士“铁窗志士”为探索自由进步和法治建设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当代中国道德、良心、学理、智慧及荣誉的化身；是中国民主事业的“聚合”所在；以此构建了“民运伦理道德”的价值规范：“三大铁窗”是集权社会压迫人权、扼杀民主而无力抗变的凄壮现实。“民运伦理道德”区别于共产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的伦理准则、道德典范、学理智慧、人格表率及最高荣誉，绝不是官方律师、政法学家、警察、检察人员、法官、人大代表六种人在推动法治，相反。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恶法。很多官方学者被告之，不得和民运人物接触，他们就不敢接触，这些人搞的是消极“简单维权”。


6、“简单维权”与人权民运的重大区别


    官方认为，当代民运走到了尽头。什么叫走到尽头呢？说民运总是失败，20多年了，抓了那么多人？还没成功，我们要发明“维权运动”。这完全是无知误判。“三大铁窗”逐渐演变了中国社会，震撼了集权统治，统治者背负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历史包袱和心理包袱，步步后退，统治弱化，无数的失败将取得最后的成功，正是“三大铁窗”推动了民主化，取得了如上重大的成果，积累着民主转制。在中国实行宪政，难道不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吗！？在传统民运“维护人权”（含公民权）奋斗了20多年的成果时，“简单维权”祇能迟滞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没有行通。

    近几年出现的所谓维权概念和维权运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仅仅“维护公民权”。我给出一个概念叫做“简单维权”。

    “简单维权”一是对传统民运史的无知，二是官方学者的利益立场，三是客观为集权统治服务。这个根源来自不敢坐牢，不敢献身，又垂涎人权事业的荣誉和财政支持，他们梦想寻求一条“没有志士的个人主义的维权道路”，所以特意要和“铁窗民运”分开。  对此，我们可以不加非议。然而，严重的是，他们进而公然挑衅，否定传统民运，排斥传统民运，提出了“不与中国民运并列”、“和民运人士有很大不同”、 “维权非民运化”、“维权非街头化”、“维权要顺服掌权者”这样一些破坏性、瓦解性口号，突现出“铁窗人权民运”同“简单维权说”的重大分野和尖锐对立，2006年起引发了一场激烈、持续的史前论争。  “简单维权”祇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批现实；祇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公义”；不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制度变革”；祇说64是杀人，不说64是抗暴民主革命。

    “简单维权说”的起源是2003年，广州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之后，律师和民众经过上书，废除了收容制度，改为救济制度，所以我给他一个概念叫“2003收容改制”。可以说“简单维权”取得了一大成功。劳动教养为什么不取消，因为劳动教养有政治罪名。民生维权，改制成功，官方政法系头脑发涨，误认为2003年维权年开始，而且还说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简单维权”规定的概念仅仅是“维护公民权”，就是维护宪法规定的法定权利，我们提出来是维护人权，史料记载我们的定义是“人权民主运动”。

    维护人权不仅维护公民法定权利，还要维护自然权利，维护天赋权利，维护应有权利，这全是法学概念。这三大权利盖括一点就是维护天赋人权，含括公民权，1979年“中国人权宣言”有36处指出公民及公民权。我们传统民运的“人权”旗帜和口号更宏阔，具有官民一致的国际意义。此后的历次抗争运动都没有也不可能超越“维护并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概念范畴。 也就是说，我们维护公民权之外，还要维护改变不合理政府的权利，还要争取民主政治和制度转变，也就是要突破现行宪法。我们这样已经干了30年。

    “简单维权”表示，我们现在祇讲法庭辩护，说以后我们再推广到街头，现在祇讲维权，以后再讲民主政治。这又是一个无知和倒退。我们不仅过去首先在法庭辩护，而且，同时就推广到街头运动，民主墻到89民运，我们很早就看的很清楚，你这个法律不是独立的，我们上庭同时自然暴露你这个恶法，再到街头抗争，历次民运正是这样不断地否定恶法推动法制建设和社会的进步的！这早已是传统民运和“简单维权”的重大区别。 因为它讲要寻求一条没有志士的不坐牢的道路嘛，这些人领着官方的俸禄，吃党国官饭的，我们祇要知道他吃着党国俸碌，它的一切根本目的和表现都可以看穿。

    讲“简单维权”的专题，不是“好汉不提当年勇”，而是“民运的经验积累”要防止“永远从零开始”的大战略需要。西方观察家一直说，中国民运原地踏步，尽管这个说法不符合史实，可是，“简单维权”的危险的确存在。目前，集中表现在吃官饭的政法系提出的“简单维权说”，把传统民运拉向倒退，暗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警觉，并加以论证。我已经有长文：“铁窗中国民运”的维权史实 .“铁窗民运”“铁窗志士”永远是中国政治现代化事业的集中代表，经典象征。

    现在，有的人被“简单维权”误导之后才如梦初醒，说“维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新战场”，“维权运动也是民主运动”，实在是无知误会，事实是：维权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传统旧战场，今天的简单维权本身就是传统民运的初级纲领和实践，不可切割。

    “简单维权”没有把运动控制在不上街，也没有控制不犯恶法，打着简单“维权”旗号的照样被抓捕判刑，监控软禁。05年左右，中共政法委出了文件，列出要打击的7种人，第一是民运人士，第二就是“维权人士”。罪名有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简单维权”从出笼开始就注定了它的破产。

    面对中共照样抓捕维权人士，政法系误认为“维权也走到尽头”，实在是混淆了“简单维权”和“民运维权”怕坐牢的机会主义庸论。企图走“没有志士的个人主义（简单）维权道路”已经被现实无情的否定了，是异想天开。17大共产党开会，奥运之前还在不停地抓人，证明“铁窗民运维权”没有走到了尽头，而是“简单维权”走到了尽头。“铁窗民运维权”才是正路，牺牲自由才能拿到民主。

    现在经常把民运和维权分开说？真的是两回事吗？

    “简单维权”散布说是群众怕民运坐牢，不要再打“民运”的旗子，所以，刻意给高智晟、胡佳、严政学所有被抓捕处刑者戴一顶“维权”的帽子，以掩耳盗铃。事实是高智晟、胡佳、严政学所有被抓捕处刑者走的完全是民运维权的路子！

    因此，法学教师律师滕彪终于在2006年清醒说，“现在区分民运和维权已经没有意义”。2007年在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访谈中，滕彪根据史实进一步承认，“中国维权运动的概念是从2003年以后被更多的人接受，但实际上从事维权活动的这些人在2003年之前甚至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在社会方方面面都有了。”

    滕彪认为“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通过利用现有法律的空间、通过一个具体案件的运作，来推动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法律的手段，和平渐进地推动中国民主自由的发展。”

    高智晟清醒地坚持传统民运的全面战略道路说，中国的法制不健全，如果仅停留在法制的层面上，尽不到为公民维护权益的责任。很多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维权不能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上，法律仅仅是工具。中国当代的律师，他的责任应该更广泛一些。至少我们没有法律化的过程，没有法律化的路线可供我们走。像郭飞雄这样的事件，像太石村这样的事件，我们能选择法律途径吗？ “维权”的完整概念和清晰内涵应该是“民运维权”，在理论上我们应区分“简单维权”和“民运维权”，认清“简单维权”的倒退路线。


7、维护人权是传统民运的基本纲领和实践


    传统民运是“维护人权”含公民权，也不妨称之为“民运维权”。

    史料证实，关于“维护人权”、“维权”，在概念上我们过去是有文字可考的。因为我们深知人权的旗帜和概念对极权中国直接的抗争意义，所以，我们不使用语意含混随处可用的“维权”旗号。“维权”是中共大陆媒体可以接受的口号。   我们还懂得“人权”旗帜的国际意义。那时，就知道寻求国际的支持，因为人权是民主国家自由人类外交国策的基础，不能等同于“民权”概念。有朋友误认为从2006年柏林民运大会开始，中国民运才走向国际，这也是对民运史的不知。30年前，中国人权宣言写得很明确，希望联合国及各国人权组织支持和帮助，89民运，更是一桩国际公案，98年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也早就走向国际。

    “维权”回避了“人权”旗号，是因为人权经常是民主国家谴责中国恶政的一面旗帜，所以，官方政法系仅仅要维护公民权，这个根源和逻辑我们看的很清楚。  维护人权含公民权是传统民运的基本纲领和实践，我举1979年传统民运的一个经典案件。2006年，自由亚洲电台在“沉寂廿多年的中国资深维权女将傅月华”中指出：近期中国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而在廿多年前的北京，中国亦出现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权行动，与影响深远的民主墻运动紧密相连，当年罕见的女维权领袖傅月华，遭到中国政府的囚禁和监控而沉寂廿多年后，最近，再度与外界联系。在这里，自由亚洲电台准确地标示了传统民运对“维权”的覆盖意义。

    傅月华本人是一个被单位非法辞退的女职工，她为了吃饭的权利，民主的权利，用床单扯起了白布条，写了一句话，“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争人权”。这是全民以及整个社会的呼唤。精神匮乏，物质匮乏，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傅月华案件概括地明示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经典理念和全面战略，就是人权和民主两大口号不可偏废，“民生福利”和“政治民主”不可或缺，“司法维权”和“制度转变”同时并举，这就是我说的经典案件。今天，“简单维权”的残缺旗号要我们倒退30年！

    “简单维权”不讲天赋人权和民主政治，不讲制度转变，这是同传统民运的根本区别。

    政法系一些律师、法学家，他们也错误的、无知的以为，祇有律师才开始诉诸于法律维权，祇有律师才有法治思想，那么我也要告诉大家，79年没有律师制度，我们“青年民主派”们个个充当了律师的角色，以合乎宪法作为我们行为的基本前提，我们非常懂，太懂了。傅月华案件天然地将民主墻统一于法律和政治于一体。大量的史料证明，民主墻首先诉诸于法治，围绕傅月华的案件，我们写了很多文章质问公安局，你根据哪一条法逮捕傅月华？根据当时的法律，虽然非常低级、非常不完整的法律，我们质问他，逮捕她，几日以后你们开庭审判？我们大量的引用中国宪法游行、集会、结社几大自由。我们引用官方的宪法来证明我们行为的合法性。

    我手头有资料，仅举一例，如79年1月20日《中国人权同盟》 就北京市委关于民主墻讲话的声明： 把我们称之为“地下刊物”，上述指责是违反宪法的民主精神的，其存在是合乎中国宪法的。就“中国人权同盟”而言，我们将根据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神圣民主权利，继续宣传我们的观点和主张，继续发展和壮大我们的组织，并保留宪法赋予我们的游行、示威等其它神圣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我们不惜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和实践这种权利。

    法国流亡学者陈彦写了一本书，“中国之觉醒”，有一章写中国青年民主派惊人的智慧。 现在有朋友否定传统民运“笔杆子”“联名信”“研讨会”的固有方式空喊革命，是不懂得和平主义往往是革命的通道，89学潮和平请愿的结果是发展为民运和64民主革命。非暴力即是策略，也是战略，这也是智慧。


8、中国民主成功的途径和手段


    民运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是中国民运为什么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功？中国民运采取一个什么途径和手段，走什么路子才能够成功？这次我到海外来，有这样一个结论：共产革命是通过抛头颅洒热血取得了1949年的建国，这是共产革命成功的主要形态、手段、途径。中国民主成功就是几代“铁窗志士”以牺牲自由的“铁窗坐牢”换民主！这是未来民主变天的必要代价，没有不坐牢的别的代价！ 听起来很残忍，不是我们生性愿意坐牢，不是为坐牢而坐牢，首先，你要起来抗争，为了维护公民权争取民主制度写文章，办网站，绝食，上街，结社抗议，你这个坐牢是有内容的，是对集权统治的点滴抗击。共产党用枪杆子流血得政权，我们用笔杆子坐牢得政权，换民主，迎大选。


9、民运的前途：旧政治学的两个结论被改变


    关于民运的前途人们一直在讨论，有的人很悲观，我举证两本政治学著作，证明旧政治学的两个结论被改变的我的独立思考来回答。

    旧政治学认为，大国无法实行民主；民众上街分权没有先例；现实证明：大国可以实行民主制度；民众上街分权已经有了先例；上世纪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亭顿在《发展中国家的暴力冲突》中认为苏维埃、中国人代会集权制度是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的另一种有效的稳定的民主制，可以和西方民主制比美。历史背景是，苏联1957年把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送上天，62年领先将第一个载人航天器加加林送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朝野大惊失色，一片混乱，纷纷质疑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亨亭顿就是在这种时代条件下肯定了苏中两国的集权独裁制度，可以说他从保守主义方面否定了“大国无法实行民主”的旧政治学结论。

    几乎同时，美国的另一个政治学家巴林顿 摩尔出了一本《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得了重奖。此书结论，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将通过集权制度走向社会现代化。他把两国的集权制度作为必经的现代化过程，很合乎经济历史逻辑。难道我们不可以认为，70多年的苏联集权造就了它高度发达的航天工业、军事重工业和强大经济国力本身为它的民主变天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吗？同时，养育了一批大小资产者。因此，以目前的综合国力可以预言，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变天指日可待。经济总量国际第四，最大的债权国，5大航天大国。无形中巴林顿 摩尔从自由主义方面否定了“大国无法实行民主”的旧政治学结论。

    亨亭顿在《发展中国家的暴力冲突》中还认为，“民众上街分权没有先例”。可是，苏联、东欧的民主巨变就是靠民众上街实现的。没有暴力，很少死人，民众上街分权已经有了先例。时代毕竟不同了，非暴力时代来临。不必怀疑，中国自由事业的前途是必定的。有不少人认为，经济自由带来政治变革的判断是错误的，是没有放眼量。


10、良性竞争互不干扰的民运态势


    我们应重新认识“战斗力”含义。大家都说，民主制度是争吵的制度，三权分立比集权共产的效能就是低，我们过去把分散的民运战斗力和集权的共产党相比并不适当，是理想化了。自由多元的民运战斗力的分散同样是合理的。美国独立战争打的很艰难，华盛顿发给国会的15件战报，无人回复，今天的人们相信吗？重要是，民主运动的长期态势是“彼强我弱”，共产党非常强大，但它是虚弱的强大。我们的优势是崇高的理想，坚韧不拔的献身精神，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感召力，还拥有民众基础，是民运的基本资源，没有民众，就没有民运，还有网络工具和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援。我们不是绝对的弱小，有我们的优势。但总的态势是“彼强我弱”，还不具备建立强大民运政党的条件。  民运局势的第二句话是，民主和专制双方都在硬撑着。共产党必然没落和腐朽的趋势是挽救不了的，但民运内部无法整合凝聚也是难以克服的问题，对方是中兴时期，危机重重，我们是成熟时期，矛盾重重，看谁能撑到最后。明白这样的态势才会有可行的部署。

    人们提出整合民运的各种资源，建设强大的民运政党，愿望很好，也是人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的无奈。因为，名人们各自的资源各自支配，很难整合，即使有大公无私之士，胸怀大度之帅，也无力克服自由多元的“名人民运”的属性本质。 最现实的是放弃统一战略，“各干各的”，互不干扰，不怕歧见，有几股各自整合的平行集团良性竞争协同合作是多年来可行的运作模式。


11、民运国际支援和民运战略


    作为美国和民主国家的政界议会和民间力量出于人道主义，出于责任和道德伦理，不忍看到中国“三大铁窗”这么多人坐牢，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中国本土的民主志士在坐牢之前大部都有充份的思想准备，既然我们勇于献身，则是我们自愿的勇敢选择，民主国家没有责任及道德承担，不必感到内疚。难道中国的“铁窗志士”不负责任吗！？难道他们不是中国最高的道德体现吗！这是我要告诉支援中国自由事业的政府和友人们的。何况中国的“铁窗民运”“铁窗基督”“铁窗大法”正在以毅力和爱不停地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三大铁窗”的存在是中国人权事业永不言败稳健推进的绝好证据！失败是成功之母。

    面对幻想“没有志士”的“简单维权运动”的破产，本土民运的进一步战略表述是：以长年“铁窗民运”的路线为主导；以人权和民主为经典理念；以“司法维权”和“制度转变”为全面战略；以依法抗争维护法定公民权为目标；以司法诉讼者，律师辩护及民众声讨为载体；以静坐，游行，集会合法运动为形式；广泛适时的支持，动员上访者，工农商业者，自由信仰者，官方学者，教授，从政者，记者，书斋文化人，艺术家……所有民众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没有民众上街则永远不构成转变压力。

    在全球，人权即有非政治性意义，也有政治性意义，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北美独立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均明载公民有含暴力推翻不合理政府的权利，可见，三大宣言是人权政治性含义的确证，是与公民权的主要区别。不仅为了外交的需要，美国坚持人权的非政治性意义是没有错误的，在中国，将人权完全非政治化则是“简单维权”的自作聪明。  在美国，人权和民主概念经常并列使用，或者混合使用，也经常以人权涵盖民主概念。

    并列使用的例证是，美国国务院设有“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局”；美国国务院发布《2005-2006年度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声明题为“美国的人权与民主战略”（U.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Strategy）。

    混合使用的例子不胜枚举，助理国务卿巴里。洛温克朗说：尽管在人权问题上有种种争论和尖刻批评，尽管媒体报道指责布什政府在促进民主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但世界各地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事态发展”，“一些地区、国家和组织”接过了促进人权的“大旗”。

    人权概念经常涵盖民主的例证也很多，卡特总统直接宣布“人权外交是美国的基本国策”；美国国务院的“XXXX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设立了“人权卫士基金”（Human Rights Defenders Fund）。总之，人权是国际上“人权与民主”官民通用的缩略语。

    在中国，人权同样是非政治性和政治性的复合型概念，根据需要，可以有狭义和泛义的理解。 一方面，可以狭义的将“人权非政治化”，如局限于法定权利，局限于狱政管理。泛义的人权同样可以涵盖民主概念，这时，人权是政治性的。事实上，美国标榜关注的中国非政治化人权案件很多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反革命政治罪名的代用词）的政治案件，历年非政治化的美国人权报告均遭到高度政治化中国政府的反击，就是证据。因为，集权中国的人权事件最终是政治性的，不是简单法律的。美国超越多党价值的人权观和一党集权的中国现实发生了尖锐冲突，所以，中国司法也不时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政治案件普通化，以规避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再说，难道美国的人权报告完全是非政治性的吗？请看历年如美国《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国部分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警察和军队最高层的几乎所有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最高权力属于由24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及其由9名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因此，在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人权的非政治性和政治性问题上最终形成了一个怪圈。外交领域，玩弄概念很寻常，甚至可以说，人权的非政治性还具有策略价值。面对“铁窗中国人权事业”概念外，中国的现实更重要。美国和中国统治者在人权的政治性问题上是鸡鸭不同语，相反，美国和中国传统民运在人权概念的全面理解上是一致的。

    布什总统说：自由的进步是我们时代的伟大历程，推进人权和民主是一个全球现象。中国“简单维权”的“书斋文化人”公然否定神圣中国民主运动，排斥光荣中国民运，同“人权活动人士”有根本的不同。当然，我们也知道，2006年，布什总统原先计划会见的是人权律师高智晟和郭飞雄。高智晟被禁止出国，郭飞雄被“书斋文化人”排斥在外，今天，高、郭二人双双陷狱，是“简单维权”“书斋文化人”的相反验证，应该引起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极大警觉。美国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士应支援“铁窗志士”现实的人权活动者，支援有持续活力可能成为“铁窗志士”的“人权活动者”。

    在海外，我继续思考了我们事业胜利的6大保障要件是：“铁窗人权事业”“民主政治同盟”“民运伦理道德”“民运学理才智”“民运商业运做”“民运国际支援”。

    （2008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