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贫困的经济学思维

（安徽）沈良庆


一、问题的缘起


    在似是而非的中国经济学界，茅于轼先生是少数令人尊敬的学者之一。他以所谓自由主义立场鼓吹市场价值，更以公共知识份子面目表现出对所谓弱势群体（实际上是被压迫与被剥削的权利失败群体）的道德关怀。当他提出把功利主义转换为道德话语的“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经济学命题时，有人从反对权贵资本主义角度加以引申（如胡平等），有人则从防范社会主义复辟角度加以辩解（如张耀杰等）。

    对不讲道德的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大谈社会主义道德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左右开弓。但对茅先生的经济学命题却感到投鼠忌器：担心伤害在缺德经济学中难得一见的“经济学良心”，更担心它的似是而非容易使任何简单化的批评随之变得混战一场，陷入不知所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泥潭，让无孔不入的权力黑帮浑水摸鱼。

    最近茅先生高论叠出：“学费涨价，有利于穷人上得起大学”：“电费涨价，有利于穷人用得起电”：“收入差距是市场造成的，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祇能通过税收调节”。这些高论都是“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逻辑演绎。经济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尾巴终于露了出来，我也可以顺着这根尾巴撩开该命题的面纱了。

    姑不论在权力市场化与权贵私有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关注民生为目标的 “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能否解决因为富人垄断权力和穷人权利失败所带来的问题。不明究里的“富人”和“穷人”概念本身就问题多多，具有很大的模糊性。谁是“富人”，靠什么致富？谁是“穷人”，为什么受穷？“富人”与“穷人”之间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是什么“市场”造成的？这些无法从抽象的市场经济神话中找到准确的答案。

    主流经济学家高歌入云、非主流经济学家恨之入骨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被刻意模糊之后再拿来说事的词汇。前者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辩护，后者则利用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罪恶推给虚幻的敌人。西方经济学所谓市场经济，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和自由密不可分的概念，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风马牛不相及。后者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专制密不可分的怪胎，很难用合适的名词加以定义，人们通常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前缀限制词“共产党”，或许更准确。对中国经济实践的任何解释，祇有抓住“社会主义市场”这个核心概念，才不至于驴唇不对马嘴。

    专断意志的强制造成经济学的贫困，带来似是而非的贫困的经济学。经济学的贫困与贫困的经济学之所以引喻失义、走火入魔，恰恰是封闭言论市场，扼杀思想自由，使御用学者和所谓知识份子失去了思想锋芒和活力，滥用西方经济观念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流经济解释在为血腥的经济实践提供辩护时，也造成了对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扭曲。如果不能对经济实践作出正确的经济解释，不能用权利看待财富合法性，抽象指责“劫富济贫”或者“劫贫济富”都是毫无意义的，奢谈“效率优先，兼顾平等”或者“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也是毫无意义的。

    跳出社会主义樊篱，用资本主义自由与权利来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与经济解释，不难看出体制内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表面上争论很激烈的市场与计划、私有制与公有制问题，祇不过是尺蠖的两端：右派挟经济自由大谈市场效率，“为富人说话”；左派挟经济民主大谈社会平等，“替穷人办事”；双方都要坚持一党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这类斗争客观上有利于形成了左右共治局面，防止和平演变。亦不难看出似是而非的“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祇不过是改革开放之初同样似是而非的“效率优先，兼顾平等”在弊端丛生之后的“关注民生”版。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尺蠖的两端咬得不可开交之际，茅先生却试图充当和事佬，以关注民生为“和谐社会”提供粘合剂。

    其实，这两个命题都能从邓小平那句故意省略了主语的大白话中找到答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靠杀人越货起家的党官僚阶级要让自己先富起来，免不了要走让权利失败的另一部分人先穷下去的捷径。


二、西方经济学的启示


    严格说来，到目前为止，在学术思想的原创意义上，除了拿来主义，中国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即便是拿来主义，往往也是唯我所需、断章取义，难免走样。所以我说中国经济学“令人费解、难以定义、似是而非”。经济学的贫困是“不争论”（不准争论）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带来的结果。而贫困的经济学祇能带来更大的贫困。

    从政治实践与政治哲学、道德实践与道德哲学层面看，西方世界一直存在自由与平等的张力。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出版后，引发一场道德与政治哲学论战，古典自由主义者或自由至上论者（诺齐克）和集体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桑德尔、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从各自价值观出发，对罗尔斯新自由主义伦理学展开激烈批评。

    奥克肖特在《代议制民主中的大众》一文中指出：随着传统社会公共纽带瓦解，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世界不仅诞生了大量充满个体性、特立独行、高度自治的个人，同时也制造了数量更为庞大的不成功的个人，即“反个人”的大众人。个人自由、权利等等让前者感到激动不已，认为是幸福、进步的东西，却使后者感到万分沮丧，认为是灾难、衰败。前者信奉个人主义，追求属于个人的自由和善，其法律诉求和用语就是权利，希望建立“议会制（民主）政府”。后者信奉集体主义（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和中央计划等不同称号，总之都是管理社会、警察国家），追求无差别的属于集体或者说“共同的”、“公共的”自由和善，这是一种与个人自由和权利完全不同的集体自由和集体权利，个人权利就这样变成了个人对集体的义务和集体对个人的专制。用蒲鲁东的话说，所有人都是“共同体”的“债务人”。他们希望建立“大众（民主）政府”。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人、信仰体系和民主形式。

    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甚嚣尘上，哈耶克等人与之展开著名论战，说明在经济实践与经济解释层面上，同样存在这种张力。争论焦点并非如中国主流经济学曲解的所谓“效率与平等”之争，而是“自由与平等”之争。“效率”属于工具理性范畴，“自由”、“平等”则属于价值理性范畴，两个不同范畴的东西何争之有？他们争的是规范性原则，利益倒在其次。借用布坎南的话说就是：“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在稀缺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此而言，问题意识属于功能主义风格。惟其如此，功利主义经济学一度甚嚣尘上，至今挥之不去。从价值层面看，经济学关注效率问题是为了解决人类始终面临的贫困问题。就此而言，问题意识属于规范主义风格。惟其如此，与“不讲道德”的中国二道贩子相比，西方经济学有其强烈的道德关怀。“效率”是中性的，祇有高低之分，无所谓好坏，可以助纣为虐，也可以与人为善。功能主义风格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规范主义风格，才能对之作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道德判断。功利主义经济学的失误不在于追求效率，而在于忽视原则。市场经济效率与自由密不可分，是自由的副产品。计划经济无效，是专制的副产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假如有效率的话，祇不过是为专制绞肉机添加了动力装置，使经济发展沦为悲惨的发展。

    在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学远未终结。某些历史结点上，包括作为简化观念之意识形态在内的观念之争，甚至非常激烈。直到19世纪结束前，在政府实践、社会实践与个人实践中，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与市场一枝独秀，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始终肯定自由市场的价值和有效性。虽然反对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解释始终存在（如马克思、蒲鲁东），但处于边缘化地位。随着“反个人”的成长壮大，经济实践与经济解释都出现了有利于“反个人”的逆转。凡勃伦鼓吹重建财产关系和技术统治。庇古强调外部效应和市场失灵，试图用改良避免革命、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凯恩斯则主张通过扩张性财政解决失业问题。此后，新经济学掀起了一场针对个人自由的革命，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闪亮登场。

    奥克肖特在《自由的政治经济》中评论西蒙时，悲哀地说：“一个真正的政治自由至上论者，现在属于一种可悲地不合时宜的人类类型。”惟其如此，哈耶克、波普尔等人才转战政治哲学领域，奈特、西蒙等人则用经济解释捍卫自由价值。

    如果说斯密、马歇尔等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有其特定的价值偏见和道德关怀，汉森、萨缪尔森、勒纳等新经济学家也有迥异其趣的价值偏见和道德关怀。新新古典经济学家则通过批判新经济学和新政实践创造性地回归并丰富了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与市场价值。

    西蒙通过对凯恩斯-汉森宏观经济学有效性的质疑，完善了对新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建。西蒙和凯恩斯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经济分析惊人相似，政策建议却形同水火。凯恩斯相信：“长期后我们都将死去。”建议用立竿见影的政府支出计划刺激投资、解决失业问题。西蒙认为牺牲个人自由、通过政府干预追求短期效果的危险性远远超出其试图获得的货币利益，为极权国家的兴起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凯恩斯先生……祇会成为最恶劣的异教徒和冒充内行者的学术偶像，更不用提他的书成为法西斯运动的经济学圣经的可能性了。”凯恩斯本人也清楚此点，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德文版前言中写道：“总产出理论，也就是本书的要点，比在自由竞争条件和高度放任政策下提出的给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更容易适应一个极权国家的情况。”西蒙是自由放任政策的激进鼓吹者，认为哲学信仰是任何经济学家政策结论不可或缺的基础，蔑视那些把经济学当作没有价值标准的“科学”来使用的人。奥克肖特对此作出了精当的评价：“简言之，自由的政治经济在于明确承认被认为不是‘经济’（不是财富的最大化，不是生产力或生活标准），而是政治的东西，即对一种生活方式的保护；得为这些安排付出代价，它们是我们生产能力的费用；祇要这价格不缩减我们已学会认出的自由，它们就值得付。”（《自由的政治经济》）

    弗里德曼从诸多角度批判新经济学，重建并检验了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强调货币政策的作用，质疑勒纳有关弹性和财政政策效用、勒纳-萨缪尔森通货膨胀与失业此消彼长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对大萧条的正统解释完全错误，对凡勃伦、张伯伦、加尔布雷斯方法论的分析逻辑提出异议，再次表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并未过时。凯恩斯主义认为：大萧条证明市场经济必然具有不稳定性，祇有政府干预才能消除和预防。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合着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通过对1929-1939年一系列事件的深入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大萧条并非必然事件，而是联邦储备体系未能执行货币政策，引发流动性危机和经济衰退。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信念建立在误解事实的基础上：经济不稳定并非自由企业之过，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很有意思，不仅不回避规范经济学，还从冲突规范的调整中看到自由市场的价值。实证经济学的程序是解决规范经济学差异的关键：如果既定文化背景下的理性人目标一致，祇需找到实现目标的行为方法；如果基本价值观不可调和，就是“谁能独立战斗到底的差异”。他在《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中指出，自由市场是调和规范冲突的装置：不同价值、偏好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让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直到参与者对边际商品赋予相同的相对价值。用哲学语言表达，就是通过主体际性达成客观共识。和谐社会必须有一套共享价值观，使人们在大多数时候都能不假思索接受，从而避免社会冲突、降低交易成本。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哲学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就是告诉我们这套共享价值观可以通过自由市场建立、修改和认可，不必使用监狱、镣铐和刺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首先并非效率之争，而是自由与专制之争。当代中国语境下自由与专制之争的政治经济学尚未展开，遑论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隐含的价值预设和道德前提是否合法，远非不证自明。而独断专行、无法无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则表明，迫切需要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批判性反思。


三、贫困的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贫困


    时至今日，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集体主义者鼓吹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在剥夺或减损个人自由之后，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公正，最终也牺牲了经济效率。极权国家没有建成人间天堂，反倒建成了古拉格，政治恐怖、思想僵化、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给西方世界也带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我们能够认识这一切，固然应该感谢像哈耶克、奈特那样坚定不移地用自由的政治经济观念战胜反自由的政治经济观念的反革命哲学家，更要拜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政治经济实践之赐：人道灾难丰富了人类经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但在几十年前，这一切远非不证自明的真理。

    千万不要认为社会主义祇要平等、不要效率；资本主义祇要效率、不要平等。实际上，两者的理论与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存在某种功能主义风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唯物主义为藉口鼓吹科学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必然陷入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在能够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韦伯夫妇鼓吹费边社会主义也是以效率为理由的。直到苏联经济崩溃之前，很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都惊叹铁幕背后的经济成就。西方大学和知识份子群体中，除了马尔库塞、萨特那样理性或者非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处都充斥着凯恩斯、拉斯基的信徒。像奈特、哈耶克那样的反革命哲学家，简直是出土文物。

    经济学始终关注如何通过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解决贫困问题，就此可以称之为贫困的经济学。但经济学的贫困无助于贫困的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失败并不在于对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现象的关注，而在于试图用完全错误的政治经济解释指导政治经济实践，用专制的政治经济替代自由的政治经济，用暴力革命和专政手段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仅仅因为计划经济没有效率，党国才被迫选择国家机会主义改革路线，试图用逻辑上不能自洽的“市场经济”挽救社会主义体系，不变的依然是专制。专断意志的强制带来经济学的贫困。1980年代，为了适应国家机会主义改革需要，经济学界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平等”的功利主义经济学命题。问题不在于关注效率，而在于用价值无涉的“效率优先”掩盖完全违反正义原则的价值预设和道德前提：权力优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权力优先前提下，兼顾平等如何可能？权贵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如果不考虑道德风险、不确定性和外部效应（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掠夺经济确实是零成本、高收益的有效经济形态。“效率优先”称孤道寡，“兼顾平等”沦为婢女。

    主流经济学“不讲道德”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反道德性质。专断意志强制之下的“不争论”，使之得以在不讲道德的环境中专注于迎合权力的政治经济需要。党官僚交替使用“效率”、“平等”的名义杀人越货、坐地分赃，强盗经济学则为之出谋划策，撇开政治自由奢谈经济自由。樊纲在《“不道德”的经济学》一文中，为了坐实经济学家谈论道德是不务正业，妄称斯密写作《国富论》之后，面对时人“不讲道德”的舆论压力，才被迫写作《道德情操论》表明自己的清白。他们甚至不顾哈耶克是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死敌，强迫他为劫贫济富基本国策作挡箭牌。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劫富济贫，并不是支持劫贫济富，他是反对专断意志的强制：“首恶乃无限政府。”面对语无伦次的强盗学说，斯密、哈耶克地下有知，肯定会愤怒地说：“我不是你们那种自由主义者！”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上最野蛮的两种掠夺经济形态。前者是现代奴隶制经济，用掳获手段把臣民变成极权国家的工奴、农奴和兵奴，在此基础上实行严格的官僚计划和等级特权制。后者则是在一党专制和国家垄断基础上实行“掌勺者独占大锅饭”的权力市场化与权贵私有化，用强迫手段把权利失败的臣民抛弃到充满血腥的社会主义市场上，沦为所谓弱势群体（穷人），以便让党官僚、官僚资本家和依附于官僚的资本家在“效率优先”的名义下一夜暴富（富人）。奉旨为社会主义掠夺经济形态进行合理化论证、图解与辩护的经济学界，则一如既往地分别用“平等”和“效率”的名义鼓吹强盗经济学。此类屁股决定脑袋的御用经济学，焉有不贫困之理？

    经济学的贫困制约了茅先生贫困的经济学思维。

    仅仅因为“市场经济”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党国才被迫选择国家机会主义的“关注民生”，试图用经济上的让步政策换取可持续的压迫与剥削。于是，出现了“强盗谈民生，百姓争民权”奇特景观。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之际，茅先生适时抛出了似乎能够打圆场的新经济学命题。

    在中国语境下，更有必要用权利来拷问财富链条的合法性。中国两极分化并非自由市场之过，首恶乃极权国家。1949年以后，党国用杀人越货的方式彻底消灭了富人。今天的富人是权力掠夺和分赃的暴发户，穷人则因权利失败而受穷。真要用法律保护财产权，首先要提起返还之诉，剥夺非法财产，赔偿受害者。真要替穷人办事，首先要提供权利救济，把自由还给穷人，而非有损尊严的“嗟，来食！”以维护一党专政为目的的“关注民生”，漠视权利原则的“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注定祇能像改革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平等”一样，落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圈套。

    朱能乱紫。知识份子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师爷笔法，很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西方语境下自由与平等的张力，经过中国权力孵化器的孵化，变成了权力与平等的张力，自由被蒸发了。从表达形式看，“效率优先，兼顾平等”、“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颇类自由与平等或罗尔斯正义两原则。实际上，“效率”、“富人”不仅与自由无涉，在中国语境下甚至是自由的天敌：它们不是中性的，而是残暴、血腥的垄断权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富人说话”不可能“替穷人办事”。真想“替穷人办事”，必须把前提改为“为权利说话”。即便是茅先生这样有爱心的人，一旦为这个偷梁换柱的新经济学命题所困，充其量祇能做个社会主义慈善家，为缓和社会矛盾发挥力所不及的余热。

    （2008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