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出发寻找真与美

（浙江）傅国涌


    我们知道，“五四”是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都很熟悉的一个名词，但是对于“五四”的理解存在很多误区。我概括一下主要的误区有三个：第一个误区是将“五四”狭隘化，一提到“五四”，就想到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并且火烧了赵家楼那一幕。第二个误区是将“五四”单一化，或者说做一元化的理解，把“五四”理解为全盘反传统、反儒家的运动，仅仅是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旧文化的一个运动。第三个误区是把“五四”政治化，把“五四”和后来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潮、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捆绑在起来。


“五四”是一个时代概念


    真正的“五四”是什么呢？真正的“五四”首先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实际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一次重大的变迁。大致上从1914年、1915年开始，到1924年、1925年落幕，前后大约10年时间的一个历史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时期，期间中国发生了好多事情，它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也绝对不仅仅局限于文化层面。我们知道，现在讲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民营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就是在1914到1921年，大约六、七年的时间。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民营的银行都是在时代窜升起来。“五四”不仅是政治的“五四”，它是文化的“五四”，也是经济的“五四”，而且还是社会的“五四”。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这些话题在“五四”那个阶段，在公开的报刊上都有广泛的讨论。所以我想说，“五四”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种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主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理想，都获得了空前的同等表达的机会，无论是独立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等等，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五四”更主要的不是反传统，而是引入新的思潮，五花八门的思想资源。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通常所说的“先秦”，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那个时代，也可以叫做“诸子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星斗璀璨，创造了最耀眼的文化，简单地说，诸子百家之后，2000年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思想家们、学者们都祇是在解释诸子的经典。包括宋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祇不过解释了一下“四书五经”，祇不过他解释得好，所以他自己也成了“朱子”。到了明代，出了一个王阳明，因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有些心得体会，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事实上也祇是沿着儒家的经典进行了一些新的解释，他就成了整个明代最“牛”的思想家。

    我记得历史学家陈寅恪讲过一句话，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这几十本书基本上都是先秦时代人们的创造，其中肯定包括了《论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这些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现是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社会理想都有同等的表达机会，所以创造了思想和文化的繁荣。那个时代是个乱世，乱世就没有一个“天下定于一尊”的标准，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归结到了儒家一条线上，而且长期以来对儒家进行不断的一元化的、政治化的解释，文化的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限制。从那以后，中国的读书人祇能够在儒家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过一辈子，最多有一点儒道互补。什么叫“儒道互补”？说白了，就是在现实生活种选择儒家，在业余生活中选择道家的“逍遥”之说。在得意的时候，进而做帝王之臣、帝王之师，在失意的时候，学道家做隐士，钓鱼、种地、种菊花……陶渊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桃花源可以去追寻，还有地方可以去垂钓，做隐士正是对儒家失意的一种补充。儒道互补的这种格局几乎涵盖了中国两千年。

    传统的科举取仕制度起源于隋朝，到1905年废除，绵延了将近1300年。在这1300年当中，和这1300年之前，中国的读书人都逃不出儒、道二家的学说。“儒”是主体，“道”是补充。实际上，中国社会在文化上已停滞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那一刻就结束了。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五四”时代。为什么在“五四”这个时代会再一次地出现百家争鸣？这是有历史的大背景的，这个大背景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西方国家虎视眈眈，中国这个民族要在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我们找到的第一条出路是什么呢？从历史教科书中可以知道，第一条出路叫“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人家的技术——坚船利炮，你有枪，我也有；你有炮，我也有；你有军舰，我也有。第一步我们学的是人家的技术层面，产生了洋务运动，包括建立了北洋舰队。但是我们有了相同的舰队，相同的炮，在甲午战争中还是惨败于了一个蕞尔小国、一个从未放在眼里的岛国日本。中国的有识之士，朝野上下，由此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要在技术之外寻找新的资源，这就产生了“戊戌变法”。大家知道，“戊戌变法”真正的高潮祇有103天，也就是“百日维新”。这条路还是有没有走通。变法的失败连接着后面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样的民族耻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耻辱。连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都仓皇出逃，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路上饱经风霜之苦。这种苦是深宫之中养尊处优的她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有了这样一番苦头吃下去，所以到了1900年，当她有机会重返北京时，她决心接过光绪帝在1898年变法的衣钵，开始晚清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制度，广开学堂等。如果没有慈禧的这些举动，我不知道中国近代学堂的起点会在哪里。今天我们的学校，也就是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学堂，就是在慈禧那个时候开始的。它奠定了近代学堂向西方学习的模式，奠定了基本的学制——小学、初中、高中。而且她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特别是1906年搞了一个“预备立宪”，现在我们称之为晚清宪政。当时她搞宪政当然是有各种原因，比如迫于压力，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命运，可能带有欺骗性，但无论她有什么样的动机，主观上的动机我们都不管，从客观上，它推动了中国从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开始向近代国家转型。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慈禧太后的评价也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她也做过一些有利于历史进步，客观上推动历史进步的事情。由于当时外有民族危机、内部矛盾丛生，种种问题，最终导致慈禧死后不到三年，武昌一声枪响，一场不成气候的小规模革命就把绵延了267年的大清王朝颠覆了，而且把绵延了2000年的帝王一统江山的模式一夜之间翻了个个儿。从此之后，任何人，不管你是枭雄袁世凯还是张勋拥戴的宣统帝，无论你是什么人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称王称帝都不可能得逞了。我们知道袁世凯称帝祇有83天，张勋复辟祇有12天，也就是说帝王一统山河的模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行不通了。


“五四”的主题是求真求美


    “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那么，“五四”的主题是什么？它的起点在哪里？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有一个标志性的刊物，叫《新青年》杂志，它创刊于1915年9月，最初叫《青年》杂志，因为它与上海一个教会的杂志重名，教会提出交涉，有版权问题。就像这个《读者》杂志，前面叫《读者文摘》，美国也有一个《读者文摘》，美国人要跟你打官司，所以《读者文摘》就变成了《读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办了半年之后，《青年》杂志加了一个字，变成了《新青年》杂志。与陈独秀在上海创立《青年》杂志差不多同时，在太平洋的彼岸，在遥远的美国，一批留学生，他们学习不同的专业，有学文学的，有学气象的，有学化学的，有学物理的，他们在1914年成立了叫“中国科学社”的小团体，创办了一家影响非常深远的（尤其对自然科学）《科学》杂志，这个《科学》杂志和《新青年》杂志遥相呼应，比翼双飞，一个在太平洋的彼岸，一个在中国大陆。两个不同的杂志，不同的定位，它们追求的东西却是相通的。我们知道后来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的主题概括六个字“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实际上，科学的观念更多是由《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来阐述的，陈独秀阐述更多的可能是“德先生”，打的旗帜主要是“德先生”。由于《新青年》、《科学》杂志的出现，中国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或者说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寻找“真”与“美”的道路。这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起点往前走，中间不发生民族危机，不发生内战，不发生动荡，我们的道路到今天可能已经走通了。至少我们已经成为在亚洲数一数二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层面都领先于亚洲的国家，已经没有问题。

    “五四”在根本上说，就是重新寻找方向，重新为中华民族定位。“五四”最重要的方向就是求真、求美，这个起点对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起点。我们的前辈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起点，找到了把古老中国带入一个近代文明中国的最好的一个切口。先说求真，我们知道，陈独秀一度最欣赏的是法兰西文明，他最喜欢的口号是“平等、自由、博爱”，他是法兰西文明的儿子。另一个“五四”的巨人蔡元培先生，他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点翰林，可以说在他年轻时代就走完了中国科举时代最好的那条道路，达到了顶峰，这条道路对他来说非常的顺利，中间没有什么疙疙瘩瘩、坎坎坷坷，像他这样从科举道路走出来的读书人，本来完全可以在大清王朝的格局里面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他的前面铺满了玫瑰花。但是我们的蔡先生没有选择这样一条光明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条相对曲折、相对不容易的道路，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洞察了清王朝没有变革的诚意，没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毅然南下，告别朝廷，走上了民间办学的道路。先是到了他的故乡绍兴，后是到了上海，办了一系列的学校，然后他在中华民国创立的时期，因为他的革命经历，创办教育的经历，作为一个教育家兼革命家，他成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也就是在蔡元培手里，给中国新的教育体制正式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的“六三三”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类似这样的体制都是蔡先生一手建立的。蔡先生对中国的教育影响极大。当然他当教育总长的实践非常短暂，加起来前后也不足6个月，但是时间不是问题，刹那可能就是永恒。蔡先生后来留学法国、德国，以他旧学的根基再到西方去寻求新的资源，研究西方文化，学习哲学、伦理学、美学，欧洲文明给他的滋养使他成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等到1916年北洋政府邀请他回国出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进士、翰林，而是一个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人，对西方的知识非常熟悉，他非常崇拜的一个人，就是得过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洪堡在欧洲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础，最早提出了三个自由，他认为一个大学要有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思想自由，有了这三个自由，这所大学一定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没有这三个自由，给再多的钱，这所大学也祇能办成二流、三流、四流的大学。蔡先生最佩服19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洪堡的这句话，他把洪堡的理念搬到了北大。正因为有了蔡元培这样的校长，北大第一次实现了现代转型。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叫做京师大学堂，那是1898年戊戌变法唯一幸存的一个产物，其他东西都被连根拔掉了。这个京师大学堂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学，它祇是培养候补官员的一个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个官僚养成所，来读书的人以官僚子弟为主，吸鸦片、逛八大胡同。进入中华民国，到了严复当校长的时候，这个北大也是个不成气候的大学。所以，蔡元培最初接任北大校长是有犹豫、有困惑的，要不要去北大它内心是有过矛盾，他最后选择了去。如果他不去，北大很可能成不了中国最有名声、最有传统的现代大学。蔡元培去了，北大就变了，有时候一个人能改变历史。

    蔡元培到了北大，北大和《新青年》就有了结合的机会，因为蔡元培有着兼容并包的胸怀，有着现代大学的理念，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有着中西合璧的知识背景。他到了北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招聘教授。聘什么样的人来教书呢？按照我们现在的大学门槛，第一，博士学位，名牌大学的，最好是海龟，洋博士。像胡适那样，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今天要进北大恐怕也不大可能。但是蔡先生与众不同，他招聘教师的眼光要远大得多，他是唯才是举，你有本事就可以，什么学历、门槛都没有。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人叫梁漱溟，现在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文化大师了，但是蔡先生请梁漱溟的那一年他祇有24岁，高小文化，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也根本没有研究过印度哲学。北京大学要开一门印度哲学的课，找不到合适的老师。有人说《东方杂志》有人写了一篇《究源决疑论》的文章是谈印度哲学有关的问题，蔡先生找来一看，觉得写得不错，于是就把这个人找来了。蔡先生要请他来北大做讲师，梁漱溟不敢来，他说自己不懂印度哲学，蔡先生说你不懂没关系，学生都不懂，你跟学生一起学吧。他就答应试一试。结果，梁漱溟俨然成了印度哲学的专家，写出了印度哲学的书，再后来写出了震惊中国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著作，震惊一时。第二个例子是蔡元培请了陈独秀，请他不是做一般的教授，而是做文科学长，也就是今天的人文学院院长。当时的北大祇有两个科，文科和理科，后来加了一个工科。文科学长等于就是校长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蔡先生第一次找陈独秀，陈独秀也不敢来，那时候陈独秀37岁，正在办《新青年》。这个蔡元培居然“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报到教育部，说陈独秀在日本京都大学获过硕士学位，在安庆大学做过教务长，在安徽另外一所学校做过校长。其实有一些对，有一些不对，他曾经在安徽的一所学校做过教务长，没做过校长，但是跟这所学校的创办有关，因为他曾经做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是一个行政官员。至于他的学历，他曾经多次东渡日本，但是没有在一所大学拿到学历。读了三所学校，一所大学都没有读完就回来了。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学历，也没有领导过高等院校经验的人。但是蔡先生就敢这么做，教育部很顺利就批下来了。陈独秀就顺利地来到了北大。今天看来，也许我们会觉得蔡先生所做的事情都有点问题，但他不是为私利，他是为北大，是为教育。陈独秀来了之后，就把《新青年》杂志的大本营搬到了北大。

    有了蔡元培，有了陈独秀，蔡元培和陈独秀还引进了大量的新人物，包括周作人，包括从美国回来的胡适，还有自然科学史上非常有名的李四光、翁文灏等地质学家，还有法学家王世杰，这些人都被引进到了北大。蔡元培入主北大以后，迅速成为一个起点非常高的现代大学，被世界所瞩目的大学。有了北大，有了《新青年》，有了在大洋彼岸创办、1917年已搬回上海的《科学》杂志、“中国科学社”，整个“五四”时代，在文化上、在学术上我们的起点已经非常高，所有的追求指向的目标主要是一个字“真”，追求真理。


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经济也是在那一个阶段开始起飞，洋务运动时代，中国的企业都是官办的企业，什么轮船招商局，什么江南制造总局，许多造船厂、兵工厂，这些都是官办军工企业。真正民营资本发展是在清朝末年，但是得到大发展的机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的产品无法运到中国，中国的市场就出现了高度的物质短缺，就给了中国的企业家们、银行家们一个重大的机会，从1914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年，中国出现了许多大企业、大工厂，比如说，我们知道无锡的荣氏家族，他们的第一个企业是1900年到1902年在无锡创立的面粉厂，但是他们真正的起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上海一下子办了无数的面粉厂、纺织厂，成为“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另一个有“棉纱大王”称誉、留美归来的穆藕初也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业。被毛泽东叫做“化工先导”的范旭东，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在天津塘沽办久大精盐厂（后来办永利碱厂）也是在1914年。从银行方面来说，当年有名的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他的创始人是从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光甫，祇有二十几岁，年纪轻轻，没有资本，东拼西凑，筹集了大概七万两银元，就自己办了家银行，仅仅三年时间上海银行成为一个大银行。在天津，一个叫周作民的人，利用军阀的资本创办了一家有名的民营银行，叫金城银行。他们两个人被称为“南陈北周”，是中国金融史上很有名的巨头。这些企业、银行都在“五四”这个时期出现，其实就意味着现代的文化教育、现代的经济都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出现或得到成长，中国人从科学民主的角度、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开始追求一条现代化道路，在这个时候就已粗具基础，小有规模。这是一个方面——求真、务实是“五四”的反向。

    另一个方向，我们看看“五四”时代是如何“求美”的。我们知道中国有自己的审美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艺术。举一个例子，中国的绘画，就是国画，花鸟可以画得非常精致、非常漂亮、非常细腻，类似宋代皇帝宋徽宗的那种花鸟画。中国的山水画也可以画出非常悠闲、超脱、闲适的境界，这是我们审美传统当中的一种。从文学上来说，我们的审美传统是写一首小诗、一首小词、一首小曲，很美，很忧伤，让你听了感觉很有共鸣。有一点小情小趣。我们的文化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为主，长期以来我们的审美是这样一种审美。中国的小说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到了元末明初才开始出现的。所谓的“四大名著”，加上一本一直都当做禁书的《金瓶梅》，我们中国也就留下了五部有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从今天现代价值来审视，可能审美价值最高的是《红楼梦》，然后是《金瓶梅》，其他《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是很成问题的，从审美的维度来看，它们不是很高明的小说，但是它们有中国文化的内涵，代表了某一个文化侧面，比如说《三国演义》代表了权谋文化，《西游记》是中国人童年想像的一种归纳，是中国神怪小说的一个总结，《水浒传》是中国造反文化的一种展现，历代农民起义的经典。这些小说从审美价值来说，都可以进行重新的评价，《红楼梦》、《金瓶梅》因为对日常生活、男女感情，对人性的刻画、描述，对那一个时代的记录，从文学的价值来说、从文字的表述来说，可能相对要更高。整个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文学是很匮乏的。我们知道，到了明代市民文化已经很发达了，市井小说已经广泛地出现，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文人当中流行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晚明小品文，这些小品文直到了今天还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了周作人的写法，也影响了今天在香港的董桥先生的写法，在大陆也有着广泛的市场。这种小品文所传达的常常是我前面讲的那种人生情趣，对山水的寄托，一种文字的游戏，把文字写得非常的美、非常的空灵，比如说一片叶子是如何飘下来的，花是怎样开的，一个美女是怎样的美法。这种审美的情趣、情调，我把它概括为古代的情趣、古代的情调。它跟现代的价值是格格不入的。

    到“五四”时代开始有了新的东西，有了不同的东西。第一，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这些人为代表的“五四”一代文学人物，他们开始寻找新的审美价值。胡适在文学上没有创造性，他写的诗不好，两个黄蝴蝶，就像我们的网络歌曲一样，很肤浅，他的诗集叫《尝试集》，祇是一种尝试，还不是成熟的作品，但是胡适对新文学的功劳永远不能抹煞，他是开创者，他是现代白话文的开创者，是新文学的开创者、先驱者，在他的开创下，中国才引入了新文学的广阔天地，可以说，他把中国文学带入了世界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的文章、小说写得最浅、最没有内涵，也是了不起的。因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是伟大的，第二个已经知道螃蟹没有毒才去吃，不算什么。我们要尊重胡适的开创之功。


“五四”时代的创造性人物


    “五四”时代，真正在在小说上、散文上、诗歌上，在这三个领域，有创造性、能够成为后世楷模的人是哪些人呢？我们知道小说上真正有原创性的，在“五四”时代的代表作家应该是两个人——鲁迅和郁达夫，这两个人是最早把中国的小说从古代带入现代。在散文方面，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俞平伯、朱自清这些人都有开创之功，当然也包括胡适。胡适那些浅显的白话文，如家常话一般的浅白，正是给我们奠定了中国白话文的基础，当然还有做过小学老师的叶圣陶，他既不是北大的学生，也不是北大的老师，他仅仅是一个远在江苏农村的小学老师，但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不因你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因为你的身份而拒绝你、排斥你。所以他能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文学研究会”的11个发起人之一。我们知道郁达夫、郭沫若这些人在创办文学社团“创造社”的时候，也都是一文不名的学生，是留学日本的穷学生，一点钱也没有，就是凭着一股热情把事情做起来的。还有诗歌，1921年郭沫若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1925年，徐志摩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这是两个不同的维度。郭沫若的《女神》模仿的是《浮士德》，以及惠特曼的《草叶集》，徐志摩模仿的是英国的诗歌，主要是模仿济慈。有了他们这两种不同风格的诗歌，中国的诗歌已经从旧体诗向新诗转型。这是在文学领域。在艺术领域，以绘画为例，那个时候已开始有油画，跟中国画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画法，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刘海粟，现在我们知道他是一代绘画大师，但当时他是个青年人，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他在上海美专首创了裸体模特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对社会的冲击非常强。怎么可以这样伤风败俗呢？怎么可以不讲一点礼仪廉耻呢？怎么把衣服都脱了来画画呢？这不是违背了我们祖宗的伦理道德吗？这不是大逆不道嘛？所以有人就告到了当时（1921年）上海的最高统治者军阀孙传芳那里，孙传芳跟刘海粟在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打笔仗打了好几仗。最终刘海粟应该说是胜利者，军阀的枪炮没有战胜刘海粟的画笔，一个一文不名的画家敢拿一支画笔跟手握十万大军的军阀抗衡，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由于有刘海粟这些人，包括后来的林凤眠，还有留学法国以画马出名的徐悲鸿，他的中国画里融入了许多新的东西，把西洋的画法引入了中国画。为什么他用毛笔划的马跟别人的马有所不同，就是因为他懂素描、懂得造型、骨架、透视，这些其实都是达芬奇时代就有的技法。有了这些人在艺术领域的开疆拓土，有了文学领域的那些人，我们中国的审美维度就从古代转向了现代。

    遗憾的是“五四”的黄金时代太短暂了，中国的专制土壤太深厚了，民族危机的压力来得太紧迫了，“五四”还来不及产生出各个领域的，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那样的世界级巨人，我们的“五四”巨人也祇是中国的巨人。可以说，“五四”迄今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题目。但是，“五四”时代，中国社会在寻找“真”、“美”的道路上毕竟大大地往前跨了一步，如果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往前走，我们中国就有可能更早地进入现代化国家，中国人就有可能更早地过上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因为寻找“真”和“美”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一个人过上更体面、更自信、更从容、更有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在古代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因为古代生活是一种顺民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臣民生活，你生下来就注定了是帝王的一个道具、一个工具、一个奴隶。你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要向帝王叫“万岁！”，你生下来就在精神上是奴隶，你要追求的道路，朝廷、帝王早已给你设定了，你祇能沿着它已经规定的道路通过读书往前走。读什么书啊？读圣贤诗书，四书五经，对这些经典的解释不能有你的个性，你必须按允许的解释去写，要不然你的文章可能得零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的中国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我开玩笑说，建立在“每个人都等于零”的基础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等于零，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平等，就像一个鸡蛋一样。

    那么，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到底有什么不同？现代社会，每个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拥有天赋的权利，每个人的头上没有皇帝，就如此时此刻我们头上祇有日光灯，祇有天花板，没有皇帝。我们也不需要向张家王朝、李家王朝叩头，我们也不一定要沿着四书五经的道路往前走，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能包容多元价值的社会，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兴趣去规划自己的道路。如果你愿意做比尔。盖茨，那么你就去走比尔。盖茨的道路，如果你愿意去走一个乡村小贩的道路，那也没有问题，你要蹬三轮车、开出租车，你要做农民、做工人，都可以自己作出选择。这是在现实层面，在精神层面上，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价值喜好。如果你愿意信奉古希腊、罗马以来的价值，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去读那些哲人留下的经典著作，你可以沿着他们的书所指引的方向往前走。如果你愿意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那么你从小就可以去背诵四书五经，背诵屈原以来的经典诗歌，去背诵所有中国文化当中的典籍。你把中国文化吃透，你就做一个忠实的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这也是可以选择的。当然你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的肯定，照单全收。这就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区分。在古代社会，你没有这样的选择空间。

    我也曾经是中学老师，19年前我还在中学的讲台上，那时我才20出头，跟孩子们度过了美好的、令人难忘的三个学期，虽然后来离开了，但我一直怀念着那段时光。我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不是很完善的教育，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模式是围绕着高考体制而设置的，对学生还有很多的限制，从小学开始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各种各样的练习题、各种各样的模拟试卷，自己的个性、兴趣很难得到展现。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高考仅仅是人生当中的一次考试，它不代表什么。这次考试之后的世界可能更加辽阔，这次考试之后的道路更加漫长。人生需要面对的很多东西都要在这次考试之后一一地去面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更重要地可能不是求学阶段的东西，而是在求学阶段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社会和人生。在这样一种价值尺度下面，我觉得回到“五四”，重新从“五四”出发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五四”告诉我们祇有找到新的价值尺度，找到真理的价值尺度，祇有找到了自己人生中新的审美资源，找到了自己的审美土壤，你的人生才不至于是缺损的。我们知道阳光、空气、水，这三者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真、善、美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前提，缺少了这些东西，无论你有多高的才华、多大的本领，你能上天入地，你也不过具有生物属性而已。人类区分于其他动物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社会性，而不仅仅是生物属性，超越生物属性是一个人求真、求美所追求的根本的东西。如果说不能超越这些，那么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失去了意义。回到“五四”，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在这里。


（这是作者2007年4月16日给涪陵五中学生的讲课，下面是回答学生的提问）


    1、问：“五四”之后“美”由古代转型为现代，那么现代的“美”又是什么？难道我们的审美观不好吗？它的审美观也不见得好过自己。

    答：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现代的‘美’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刚才粗浅地说到过，我想现代的美区别于古代的美，最大的不同是主体性，人是主体，人是万物的主体，而古代的美往往是以物为主体，它更重视物，而现代的美更重视人本身。简单地说是这样。当然审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古代的美所具有的价值，如果作为文物放在故宫博物院里面，一张山水画，唐伯虎的一张美女图那都是价值连城。但是放在一个世界性的审美尺度下面，唐伯虎的价值绝对比不上达芬奇、毕加索、梵高，这个是没有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审美观不是很好吗？”这个审美观看你怎么去看待。假如说，我们依然处于一个以农业文明的社会，以刀耕火种为生产方式的社会，那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审美价值观，是完全可以自圆其说、自成一体的。问题在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农业文明衰落了，社会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现在已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时代，可能比单纯的工业文明更往前了。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那种古代的、闲适的、以山水画为标志的审美价值，显然已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我们也可能不再喜欢，就像你们现在不会去喜欢“高山上的红太阳”、“草原上的牧歌”，你可能喜欢周杰伦，喜欢超级女声，审美趣味、价值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变化，不存在好与不好。

    2、问：现在这样的教育现象，我们学生应该怎样去面对？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祇能简单地谈一些我的个人看法。面对这样的教育现状，我们能够做的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把你在现有考试体制下面能发挥的才智发挥到最高点。这是你要做的。第二你不要被这种体制所完全地同化、成为它的奴隶，要成为它的主人，要驾驭它。你要知道考试、分数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决定性的。你不要因为自己考了600分而沾沾自喜，你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考试的分数不代表人生的全部，它仅仅是一个侧面。你如果懂得了第二条，你就会知道世界有多大，你就能够用平常心去面对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人生。

    3、问：我们现在的高中生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为了高考，常挂在学生嘴边的也是高考，除了高考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当高中生？虽然带着不同的目的而参加高考，但都是为了高考呀。

    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前面一样。

    4、问：现在不管做什么，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人总要死，地球也总要毁灭，有意义吗？

    答：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啊！是一个哈姆雷特的问题，生还是死的问题，是一个哲学的、深不可测的大问题。但是要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正面破解是没有办法的，正面去回答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虚无主义的陷阱。但是可以反面的去破解它。怎么说呢？正因为地球是要毁灭的，正因为人有生就有死，所以人生的短暂才有了它的意义。假如说我们生下来就知道自己不会死，会长生不老，随便怎么玩都不会死，这个地球永远都没有问题，永远都那么好，那么这样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5、问：“五四”真的是“真”与“美”的出发点？难道古代就没有人寻找过“真”和“美”吗？古代的平等等于零，人都是奴化的，难道现在不是吗？

    答：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为什么说“五四”是“真”与“美”的现代的起点，是有历史事实做依据的，古代也有“真”和“美”的萌发，远的不说，我们知道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一些思想家，比如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贽这些人，他们的思想有了新的萌芽，清朝也有一些人有了新的想法，比如说龚自珍，但是跟“五四”相比，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们提出的问题还没有那么具有现代性。所以我把“五四”时代称为“真”与“美”的一个新起点，是基于一种历史的判断。第二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展开来说。简单地讲，今天的社会也好，明天的社会也好，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世上没有完美的社会，祇有更好的社会。“五四”时代也一样，我用一句话说：“五四”是一个较好的时代，是一个次好的时代，一个不完美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们从那里出发可以找到我们的未来。

    谢谢大家！

    （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文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