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9年的“解放”

米 藜


    1949年之后，通常被新政权称为“解放后”。然而回顾“解放”了近60年的中国，尤其是1978年之前，人们不禁要问，新政权到底“解放”了什么？人们在“解放”之后真的“翻身做主”了吗？


“解放”前后有什么不同


    “解放”一词，是指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对照这个解释，我们不妨看看“解放”前后，中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教育所拥有的权利上有什么不同。

    “解放”前也好，“解放”后也罢，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治之下，基本的政治模式依然是“一党专政”。共产党尽管曾经反对蒋介石独裁，要求民主、法治。可实质上，他们用这个利器夺得政权——“解放”后，却不准有人再批评一党独裁。从这个意义说，“解放”前后，中国政治专制的性质没有根本变化，祇不过统治者的名称变了，换汤不换药——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石。“解放”前，知识界还能活跃着一批自由知识份子，如胡适、 张君劢、罗隆基、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等，他们积极倡导实行 “立宪”、“法治”、“宪政”、“司法独立” 反对人治，尊重人权民主宪政社会，推崇英美民主在当时是已很多人的共识。毋庸置疑，这些普世价值理念，对建设民主法治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后“解放”后，新政权要求思想高度统一，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自由知识份子遭到残酷迫害，全社会万马齐喑高唱“共主党好，社会主义好”。法治体系完全遭到破坏，司法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秩序被打乱，公民权利丧失殆尽，尤其是文革时期，各种军管会、革委会代替司法，对民众实行暴力、血腥的镇压，公检法机关已名存实亡。中国人重新回到极其黑暗、野蛮、愚昧的时代。即便是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不管是在尊重法治层面还是实施法治层面都是极度的倒退，如此一个反人权和反法治的罪恶的社会——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解放”前新闻出版宽松自由


    “解放”前的新闻、出版以及大学比“解放”后还要宽松自由。个人可以自由办报刊、出版社，自由出版书刊。当时民间办的有名的时政刊物就有《新月》、《自由评论》、《独立评论》、《观察》等；民营的出版社有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甚至共产党报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可公开、合法发行；大学也是呈政府与教会、私立学校并存格局，且各种思想兼容并包，学术独立自由。然而“解放”后，一切新闻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和宣传机器，个人别说办报刊、出版社，连说话都得小心谨慎，一旦犯忌，轻则批判，重则有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高校则一律党控，思想学术务必体现党的意志。诸如此类，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文化教育出现大倒退——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解放”后，全国上下实行经济模式也不可谓不恶。建政初期，所谓的地主、资本家、反革命份子惨遭灭顶之灾，不但强行剥夺他们土地和财产，还试图把他们赶尽杀绝。在所谓的杀富济贫过后，转眼之间，便利用“共产合作”，将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控在党政手里，那些分到土地和财产的人们最终一无所有，甚至连拥有一口铁锅、一把铁勺的权利都没有。大跃进之后接踵而来的大饥荒，饿死生灵无数，这在中外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惨剧——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


“解放”后剥夺公民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解放”后，建立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但变相的剥夺公民迁徙自由，而且是极其残酷的反人性等级制度，它就像枷锁一样将人牢牢固定在一个的地方。尤其是在1978年之前，政府通过对户籍、工作和其它生活资源的控制，实现对城镇居民的控制，有的夫妻因此长期两地分居，直至退休才得以团聚，上演了一幕幕有悖人性的惨剧。农民同样受户口控制不能自由流动，不能进城谋生。非但如此，城乡户口性质还与住房、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钩，持农业户口的农民尤如二等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由此也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更为不幸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如果想进入城市，祇有通过考学、参军提干等非常有限的几种途径，造成中国公民从一出生就没有平等可言。就这样既没迁徙自由又没有人格平等的社会——这难道也叫人民得解放？翻身做主人？

    综上所述，1949年之后，中国人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思想文化方面，所拥有的权利和“解放”前都无法比，更别说什么“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了。因此，新政权所谓的“解放”不过是众多谎言中的一种而已，无需更多驳斥，大凡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对此都是心知肚明。正如一位思想家论断的那样：“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