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中国媒体

（海南）毕研韬


    今年3月，中国在西藏事件上僵化落后的传播策略，受到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挞伐，给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增加了变数。5月，中国政府在四川地震处置上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国际主流民意的赞赏，初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经验教训表明，中国的传播策略手段亟需从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上改进，这是攸关中国长治久安和国际生存空间的重大课题。


解放媒体 提升国力


    在信息社会里，信息的生产和流动事关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控制信息流动已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信息的生产与管制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以及最近美国“聪明实力委员会”提出的“聪明实力”（smart power）的核心都是国家信息能力。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媒介学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曾指出，传播是社会控制的手段。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 S. Fortner）进一步把社会控制分为国内架构和国际架构两种。在国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目标，建立并推行行为准则，确立“四政”（政党、政权、政客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国际上，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影响他国对外政策，制订国际标准，改善国家形象。正是因为信息的流动事关“四政”的合法性，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夫（Vladimir Artemov）才警告世人：“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

    英国政治学家Janet Newman曾以集权-分权、秩序-创新为经纬，勾勒出了四种管治模式。“等级制度模式”（hierarchy model）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标模式”（rational goal model）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改变刺激的方式来诱导管理目标的行为变化。“开放系统模式”（open systems model）强调各种网络在施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信息反馈的能动性。“自我管理模式”（self-governance model）则欢迎公民和社区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强化全社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后两种模式旨在提升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大众传媒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组合模式”。在民主国家，四种模式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运用；大众传媒被视为“管治伙伴”，用于塑造社会期望、“共同”制订政策，并使政策和行为合法化。

    在中国，新闻媒体依然是体制内的管治工具。这一角色定位导致新闻媒体的诸多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譬如，尽管在理论层面上，新闻监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遏制官僚和腐败，但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体却无法有效发挥对环境的监督功能。

    中国的新闻媒体报喜不报忧，信息传播侧重于“下达”而忽略“上传”，加上中国的信访系统和其他官民沟通渠道形同虚设，导致中国的部分社会精英和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被迫转向境外媒体和国际组织反映问题。笔者在欧洲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回旋镖现象”导致中国政府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受到极大伤害。西方某主流媒体的编辑声称，他们的电子信箱里总是塞满了中国人“告洋状”的邮件。

    由于中国的新闻媒体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导致中国新闻媒体在西方人眼里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西藏问题上，有西方观察家注意到，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实质上存在采信度之争。由于中国媒体具有官方色彩，传播者和传播渠道合而为一，传播合力无法形成，社会共识就难以达成。


解放媒体 顺应民意


    改善信息流通环境、适度加快信息流动就是顺应民意。在中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古语以讹传讹，给不少政客打压言论提供了依据。事实上，崇尚“无为而治”“希言自然”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家们大多提倡顺应民意，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新的研究发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的“防”字是“堵塞”的意思。也就是说，此语提醒政客们，堵塞言路比堵塞河川还要可怕。世界奇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深淘滩，低作堰”。只有广开言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能实现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的政治目标。也正是为了建设此“大同社会”，孟子才有“以力服人”“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的经典论述。

    加快信息流动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对新闻媒体“放松管制”（de-regulation）或“重新管制”（re-regulation）。这是中国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形势下管治工作的现实需要。只有正视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列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新矛盾”，政府和传媒的公信力才能得以提升，社会的长治久安才有保障。

    哈贝马斯说，任何人都受自己“视野”（horizon）的限制，任何结论都是自己“视野”中的“成像”；当主体移动时，“视野”就发生变化，同一客体在新视野中的“像”也就发生变化。这次四川大地震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态的影响是极其深刻而深远的。境外观察家注意到，四川地震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中国青年报》的调查也证实，88%的被访者认为，四川地震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改革开放30年已经使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显著提升。有人宣称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与落后的体制之间的矛盾。四川地震、西藏骚乱和北京奥运会让国人的自我意识进一步提高。同时，与西方的博弈让中国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这一切都会促使中国公民深刻反省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和所坚守的价值体系。2008年是中外思想大碰撞、文化大交流的一年。这种碰撞和交融对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潜在影响、对中国管治理念和手段的现实挑战，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进一步显现出来。

    中国现行的新闻制度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近几年才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和挑战。如今，这种挑战不仅仅来自学术精英和草根阶层，还来自新闻业界。笔者在欧洲的观察发现，境外网站上某些系统披露国内问题、抨击现行制度的文章其实是出自国内的新闻从业者之手。这一现象，香港《信报》5月下旬的一篇副刊文章也曾提及。笔者的判断是，随着近来国民意识的迅速觉醒，中国的社会运动必将风起云涌，势不可挡。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量变使然，是既能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意使然。


渐进式开放媒体


    媒体解放必须稳妥进行。欧洲研究政权更替的学者发现，新闻媒体、宗教组织和社会运动是政权更替的三大路径。在国内外“民主力量”的联合压力下，当权者往往希望借助新闻媒体来遏制官僚腐败、展示人权进步，以此强化政权的“合法化”基础。结果是，新闻媒体的缰绳一旦松开便无法收回，“自由化”过程就此开始，政权更替便指日可待。西方学者的建议是，渐进式开放媒体是明智的国家策略。世界上出于不同动机期待中国政权更替者大有人在。四川地震发生后，境外有论者指出，新闻自由是中国转型代价最小的突破口。综观国内外局势，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大胆而审慎地启动新闻改革。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为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