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到萧红——我看五四“新女性”

（德国）徐沛


    2003年我涉足中文网以来就揭批中共的党文化、五四“新文化”及其奠基石胡适与鲁迅。在我看来，胡适与鲁迅堪称五四“新文化”藤上结的两个假葫芦，毒害了五四后的几代中国人。我也在《五四后果：女“性解放”》、《杨绛和鲁迅》、《走马观花（章诒和-冰心）》和《同是三八—背对丁玲》等文章中评介了五四后登上文坛的女作家苏雪林（1899-1999）、冰心（1900—1999）、丁玲（1904-1986）、谢冰莹（1906—2000）、杨绛（1911）等以及她们对“新文化”与胡、鲁的态度。

    《色。戒》被改编成电影引发的争议促使我查看了本无暇顾及的张爱玲，于是获知张爱玲曾在日本投降后被斥为“女汉奸”并与包括中共女特务关露（1907-1982）在内的另外10多个上海文人名列“文化汉奸罪恶史”。这一来我才注意到张爱玲和关露们的相同之处，她们都算五四“新文化”造就的敢于杀害自己腹中胎儿的“新女性”。

    关露像丁玲，是1932年加入中共的左翼作家，她在“解放区”和“新中国”遭受到比丁玲还残酷的迫害，因为中共派遣关露执行的是见不得光的特殊任务，所以中共不承认关露是共特，而《色。戒》原形国民党特务郑如萍却在牺牲后得到表彰。丁玲在遭受迫害时有位小丈夫与她同甘共苦，不离不弃，而关露则被其恋人王炳南在“党妈妈”的要求下抛弃。丁玲在关露自杀后表示：“她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有点傻，总是牺牲自己。她的心灵负了伤，孑然一身，没有亲人，她是很寂寞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一个认同谋财害命的共产邪说的人不能算善良，一个有识之士比如殷海光也不可能看不到中共的邪恶，总之，关露成了中共的牺牲品，却没被列入中共的现代文学馆，也没有关露研究学.所以，我决定评介与关露同属左派，但有其研究学的萧红（1911-1942）以及与她们不同派别但同档次并且畅销的张爱玲（1920-1995）。张爱玲与萧红分别推崇胡适和鲁迅。我想指出她们的堕落与其导师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反道德反正统的五四“新文化”，本是小家碧玉的萧红怎么可能堕落为中共的“奴隶”，成为中共争取民心的工具？本是大家闺秀的张爱玲怎么可能甘当“小市民”，既在抗日战争时期，又在六四屠杀后成为民众的精神麻醉品？


以鲁迅为“导师”的“奴隶”


    鲁迅在国际共运的中国先锋《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后成为“左翼巨头”，得到无数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热血青年（中共术语则是“进步青年”）的崇拜。丁玲也曾给鲁迅去信，但没得到答复；而萧军的信却得到回复，因此特地赶去上海拜见鲁迅的两萧在中共的现代文学史中成为鲁迅关怀下一代的实例，在我看来，这也是人以群分的实例。

    萧军（1904-1988）是将萧红引进左联，引上贼船的五四“新青年”。五四“新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忘本忘宗，改姓改名。两萧本来分别姓刘和张，他们先在东北靠共产国际的资助出版了第一本书，到上海后，三五年则在鲁迅的支持下，与关露介绍进左联的叶紫出版了“奴隶丛书”。在文革中挨红卫兵暴打的萧军可算红卫兵的榜样，他曾大言不惭地说：“在旧社会，我打架的次数比发表文章的篇数还多！那就是我用拳头写的文章。”在两萧同居的6年（1932-1938）里，萧红的脸上就有萧军“用拳头写的文章”。

    从许广平（1898-1968）的文章中可以获知萧红在上海时去她和鲁迅的同居处之频繁，引起了她的不满，甚至有人说是吃醋，毕竟萧比许还不守道德规范，完全可能与许争风吃醋！据称萧红在弥留之际感叹道：“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其实不然，性别本身不是痛苦的根源。萧红受鲁迅及其“新文化”的影响，反“封建礼教”即道德规范，与五四“新青年”们乱来，被抛弃，被折磨，饱尝阵痛之苦，却未尝到母亲之乐，这叫报应。

    萧红在42年1月的绝笔中表示：“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就是说她像鲁迅一样临死都没有善言，丝毫不反省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为何会“遭白眼冷遇”。

    萧红像鲁迅一样是肺病患者，像鲁迅一样用毒眼看世界，也像鲁迅一样病死后立即得到中共的吹捧和利用。（请参考《我看红色文艺及其源头》）

    1943年3月丁玲在延安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并因此遭到批判，与此同时，5月，躲在抗日后方的中共在所谓的“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了萧红追悼会。据称约50人参加了追悼会，其中包括丁玲、刘白羽、萧军、舒群、艾思奇、何其芳、艾青、陈企霞等红色文人。萧军在会上介绍了萧红的生平。其时国民政府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

    到了萧红逝世4周年时，正值中共利用各方面力量颠覆国民政府的时候，于是中共以东北文化协会的名义在重庆举办了一个有郭沫若、茅盾、冯雪峰、聂绀弩、骆宾基等8、90人参加的纪念会。这次纪念会进一步被利用来抹黑中华民国，为中共争取民心。在这次会上茅盾声称：“萧红的死与其说是死于疾病，不如说是死于所有现在社会的作家共同遭遇到的穷困和不自由。”像茅盾这样的红色文人在“旧社会”或许穷困，但相当自由；而在“新中国”他们虽曾一度享有特权，也或许摆脱过穷困，但绝对没有获得自由，相反还失去了曾有的自由，尤其是人的尊严！

    到了1957年，当丁玲等已被打成反党集团时，中共还在广州举行了萧红的迁葬悼念仪式。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特别加以报道。《文汇报》第三版上，还全文刊登了以萧红迁葬委员会致的悼念词.悼词称萧红1934年到上海后，“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帮助和影响，并从鲁迅先生的思想、工作、作品当中体现了党的文艺政策，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观点方面受到了教育，使她对当时在反动派统治下和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人民苦难和斗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更强烈的感受，从而更激发了她对反动势力斗争的热情，提高了她的文学创作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使她后来陆续写出几部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比较以前更成熟，比较以前更优秀的作品。”换成我的话来说，就是萧红在鲁迅的毒害下，堕落成讴歌“无产阶级革命”和吹捧鲁迅的红色笔杆子。萧红在“党妈妈”的指示下写了一系列纪念鲁迅的文章，比如《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还写了哑剧《民族魂》。不过，萧红能在中共的现代文学馆中占有一席之位应与其早死不无关系，因为关露也视鲁迅为导师，也是写有《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之类的吹捧鲁迅的红色笔杆子，而且她还是红色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的作者。

    在上述悼词中萧红被美化为“很年青的时候，她就以一个女战士的姿态出现”。类似于此的中共术语是“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史料透露，萧红事先同意家人给她相中的未婚夫，后来却和一个有妻室的表哥私奔，从而被父亲开除族籍，未婚夫的家人也因此不再接纳她，而她又倒回来与未婚夫同居，怀孕后未婚夫却一去不复返。无法交付旅馆费的萧红在求救时结识有妇之夫萧军，立即与之同居，产后把新生儿送人。

    像萧红那样怀着甲的孩子投入乙的怀抱，再怀着乙的孩子投入丙的怀抱的“女战士”在今天也罕见，堪称“流氓无产者”。如此不自尊的女人居然像鲁迅一样自以为是，污蔑父老乡亲“愚昧”。

    萧红在思想上与鲁迅一脉相承，反道德规范，反正统文化，其文风也证明她确实以鲁迅为师，请看她的自传《呼兰河传》中的一段：“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这和鲁迅的名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墻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一样违背常理。每个正常的作文老师都会给造这种句的学生打不及格，因为造句的准则是简洁明快！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堪称此理的典范。祇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才会有意说废话！


视胡适为“神明”的“小市民”


    张爱玲曾表示“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祇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我看苏青》）

    冰心、白薇（1894—1987）与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同辈，都曾留过学，可惜冰心亲共，白薇拥共。张爱玲没有被打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幌子欺骗人民的共产党迷惑，不是因为她比冰心、白薇高明，而是因为她祇关心自己的名利情。苏青（1914—1982）也一样。

    白薇和小她6岁的恋人杨骚（1900—1957）也是中共领导的左联成员，都支持阶级斗争，颂扬暴力革命，为中共夺取政权出过力，不过在“新社会”红色文人生前都遭受迫害，都不走红，杨骚的儿子在1973年还因政审不合格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杨骚死后与萧红为邻。不过随着张爱玲在大陆畅销，左联成员也开始走红.白薇还被电视剧胡编乱造成“巾帼英雄”，白薇与杨骚在1933年出版的情书集《昨夜》也再版，我翻阅了几页，味同嚼蜡。白薇的所谓“序诗”简直就是毫无诗意爱情的怨言，在此摘录一段：“如今，我是‘为甚么还不死’的废人，如今，是惨的病重的债累我不敢呻吟，如今，我空寂的胸中，葬着一颗长恨的心！”

    我不知张爱玲为何瞧不起白薇，但白的文笔确实无法与张相比，不过在我看来她俩都是“怨女”；张爱玲瞧不起的冰心在我眼里也祇能算“儿童”作家，否则，她不可能当了半辈子中共花瓶。冰心能被中共统战和利用的原因可在其名篇《小桔灯》中找到。冰心出于博爱，同情被国民政府追捕的中共党员家属，这当然没错，但她像东郭先生一样不知道中共狼的危害，则大错特错.中共夺取政权后，冰心的“小桔灯”就成了中共贼船上的亮光。冰心比鲁迅小19岁，但与鲁迅同时登上文坛。当鲁迅们呐喊“救救孩子”时，冰心则在《寄小读者》中请求孩子们“帮助我，提携我”。就是说，冰心从一开始就在无意识地以爱心抗衡鲁迅们的仇恨。（苏雪林比冰心高明就在于“反鲁”几乎成了苏雪林半生的事业.）

    冰心虽算五四知识份子，但遵从传统道德，从一而终，养育了3个孩子，像杨绛一样是贤妻良母。张爱玲则像胡、鲁一样蔑视传统道德，嫁过两次，第一次抢了别人的丈夫，成了五四“新青年”胡兰成（1906-1981）的第3任妻子；第二次，与一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未婚先孕，与之结婚后还是将胎儿杀掉。如此冷血动物却表示，看见胡适“确是如对神明”！这证明胡、鲁们的“新文化”运动确实将张爱玲们改造成亵渎神明，蔑视道德，缺乏爱心的五四“新女性”，要知张爱玲从小就在父亲的桌上看到宣扬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胡适文存》。

    张爱玲认同的苏青则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苏青想当玩弄男人的女流氓，结果祇能是伤人害己。苏青自己知道“我终究脱不了市侩气味”，但不以为耻，反而大谈“俗人哲学”。

    陆游说，“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读书就是阅人，看一个人的作品就能断定其道德品行的优劣和精神境界的高低。在我眼里张爱玲和苏青祇能算卖文为生的文匠，张爱玲自己也承认“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张爱玲像《色。戒》的女主人公一样没有道德观、正义感，祇为情欲和物欲所驱使。如果说鲁迅暴露的是他身为男人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话，那么张爱玲则暴露了她身为女人的阴暗面和劣根性。鲁迅生活在中华民国，却滥用自由，宣泄其阴暗的心理（铁屋子），而张爱玲1952年去香港，55年到美国。可惜在自由的美国她却生活在自己的心牢里，直到1995年独自死去。

    五四“新女性”笔下的病态女人就像她们的导师们笔下的病态男人一样都是自己的化身，而不是中共笔杆子所说的什么“国民性”，但愿读者明辨并引以为戒。

    （2007年12月 于莱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