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流亡文学”
——20世纪“流亡文学”里的中国镜像

（北京）周冰心


    本文意在通过研究20世纪以来“流亡”这一世界性现象的背景、生成、属性，对发生在整个20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四波流亡作家浪潮——俄国（1917年前后）、德国（二战前后）、苏联及东欧（1945年—1991年苏联及东欧解体）、中国（1989年前后）——作一个概括性分析。着重考量他们写作的文学作品，在独裁政治与专制文化双重宰制压迫下，所拥有的揭橥真相、质疑精神、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独立人格与思考的共性，并由此导引流亡作家反观祖国病相的“双重视角”产生：即离开专制祖国后，得以用所在国视角更深刻观照审视祖国的“重重病相”和普遍经验，疏理出“流亡文学”在文学大家庭中特有的“感时忧国”情怀。

    本文厘清“流亡文学”的概念，用意在于在这个全球性普遍“真理”下，把握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视而不见，文本实质却深刻反映“中国语境” （以中国大陆为叙事背景，展开对中国普遍经验和个体经验、想像经验的虚构与写实文本，多在中国大陆以外完成的小说、诗歌及其它体裁文学作品，出版发表多在港台及西方世界。）、“真相中国”的世界第四波“流亡文学”。用以得出“真相中国”的“诠释权”，究竟是大陆文学史所宣扬的文本，还是一系列湮没在海外少为人知“流亡文学”文本这一结论。本文摭取当代中国三个时段（1952年及1989年前后）流亡西方的三个代表性作家张爱玲、高行健、哈金，作为考察的起点，对他（她）们反映三个时空（1949年——1989年）“真相中国”的小说《秧歌》、《灵山》、《疯狂》进行文本分析，三部小说构设的“真相中国”世界，是对“现实中国”的还原与对接，它们分别对土改阶级平等谎言、专制文化压迫民间文化、中国知识份子抄写员哑巴劳工处境给出了深刻的“真相”回答。


一、流亡的产生与代价


    流亡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它的在全球普遍性发生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政治课题，一部世界流亡史应该是世界正史的补充，这样的世界史才能被称作展现全面风貌和立体完满。世界史如此，世界文化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教育史、政治史、艺术史更是离不开浩浩荡荡的流亡者带给它们的杰出贡献。我们回望一下，一战、二战期间，没有流亡巴黎、美国的众多俄罗斯、德国、东欧的哲学家、作家、学者、科学家们的贡献，这些国家在上述领域上会逊色不少。反过来，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们又为自己封闭、内耗和侵占、专制、独裁的祖国逶迤出一长串“意外”的荣誉。现在，这些伟大的成就至今都被人们所忽略，当作理所当然的必然之事。今天看来，没有他们身体上的流亡到美国和欧洲，世界科技史、文学史、哲学史都得改写。但如果他们没有选择流亡，他们不过祇是他们祖国千万集中营受迫害者中的一员，早已被“消身”溶化掉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看看苏联时期的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谁都会明白那些倔强的流亡者如果留下来面对的普遍下场，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份子同样是如此命运对于流亡，东西方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在萨义德《东方主义》里描述的具有专制、独裁、残酷传统的近东和没有描述到的远东中国、东西方交杂的前苏联，流亡者往往被化约为背叛祖国和民族叛徒的代名词，用以宣示他们的堕落和邪恶。而西方往往却敞开大门欢迎他们，视他们为“反抗专制、独裁”的英雄，并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流亡是一种人在生命流动存在证明方面的生存论现象，中国“六四”流亡者说：“流亡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它迫使人们在他不愿的情形下、在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开始全新的生活。”。它在世界宏大历史潮流每个阶段里都有上演，特别到20世纪开始后就更显示了它的不屈不挠。流亡知识份子的在20世纪的去国流亡，折射了世界演变过程中独裁政治力最为阴暗和丑陋、狠毒的一面，“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流亡在20世纪以前是以被动性的流放、放逐来面向世人的，至少在中国、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帝国，流放命令都是由皇帝直接下达的，正如维柯（vico）指出的那样，这种古老的法理学是“一套完整的诗学”。流放惩罚的是人的灵魂深处的尊严，对信仰真理予以毁灭性打击，但它得借助对身体、生命的折磨达至对灵魂的打击。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在20世纪70年代总结的所谓的“惩罚景观”：“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

    流放从来不是前现代社会的专利，流放已经深入中国统治者的血脉当中，他们将连他们自己一生都没有亲历过的中国边疆，作为流放目的地，甘肃、新疆、北大荒和青海、宁夏等都是他们在脑海里划定的理想“惩罚景观”中心，而当代“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浩大运动中，就集体流放了55万“右派”知识份子到上述荒漠苦寒地带，他们是中国当时能找到的最优秀知识份子，几乎是中国要想靠近现代化的人才底线，但新统治者毅然将他们投入到“流放消身”的大熔炉里，因为与巩固政权和建立威权体系比起来，让他们“消身”、“无声”， 要远远大于前者，他们同满族的康熙皇帝一样，绝不会为了推动时代发展而让西方最新流入中国的自然科学离开紫禁城半步（西方最新科技早在康熙朝早期即已流入中国，康熙帝甚至还会演算几何、代数，还对化学感兴趣，但他下令这些西方科学书籍、器材不能出紫禁城半步，于是中国晚了近200年，才被西方列强打着睁开眼睛知道西方科技。一代先哲，中国第一个具有世界文化视野和民族回望意识、民族缺陷反省意识，伟大而冷静的作家鲁迅先生，在1898年前，竟然全然不知还有自然科学这一回事。）因为如果这样一来，前后两个皇帝都再也很难“愚化”、“恐惧”下去了，这两者思维都是一样的。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他们达成了如意算盘，祇有极少数人活了下来。这次大规模的流放，导致中国万马齐暗了将近半个世纪。

    流亡的“现代性”产生是建立在一种清醒的质疑、诤言和不从精神上的现代结局，它是人类从无言、默语、顺从生存几千年后，演变的有声产物，文明的产物，进化的产物，是西方“现代知识份子精神”概念被世界普遍认知的结果，至少在信仰层面上，也是全球化视野带来的勇气，它为“流亡者”质疑不公褒留有前现代社会不可能有的出走机会，采取远观和思考的方式进行冷静化处理，西方成了“流亡”“新的流放地”，但这次他们是为人类普适真理而遭受的“自我遣放”，而不是前现代祇是为了维护某种传统价值观。流放和流亡都是距离上放逐，但后者却有着：“在被迫远离的情况下，与故土间形成一种距离的美感和惆怅之情，在文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双重视角。”，前者却没有。

    现代性流亡的产生还透射了世界所谓多样性政体和多极世界互为制衡的巨大谎言，它是现今世界普遍公正和政治良性的试金石，因为，流亡者全部都出自那些维持上述与人类普适公义、自由平等相悖行驶秩序的国度。

    造成20世纪流亡这一现象大面积扩展的无疑是政治迫害的结果。世界上所有的极权政治都有意识形态话语强加癖嗜好，甚至想在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文化性、思想性、历史性信念上用整齐划一来归化，用意识形态全权话语来控制、吓堵国民，使之“犬儒一生”，成为“沉默不语”的羔羊。流亡现象就是这样孕育而生的，20世纪产生的四个主要的流亡文学形态（俄国——苏联、德国、东欧——以波兰和捷克为主、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地与反抗这种“单行道式”强加性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相关，反抗的结果就是大批知识菁英被国家放逐和自我流亡。行使这种勇气的都是一批本国最出色者，中国有学者后来喟叹极权国家把知识菁英、国家良心排除出去是别有用心（淘汰菁英可以纯化犬儒份子）：“1990年后，中国菁英出局，平庸才会如鱼得水。……平庸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极大的伤害中国知识份子追求真理的勇气。”

    世界上所有的极权邪恶国家都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体现在表像上鲜花般的美好歌颂赞词，另一方面则却是相反，无边的黑暗和残忍的地狱实质。这就像一个硬币的阴阳两面，大多数人祇能被鲜花美好歌颂一面所迷惑，而不了解黑暗残忍地狱的另一面。俄国流亡哲学家N.洛斯基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奸狡地混淆善与恶，诱惑人的意志服从它”。祇有流亡知识份子能具天眼的同时看到两面，这是他们特有的感觉，但流亡者要为这两面性的两极痛苦所搅扰，他们几乎都有在地狱中浸入黑暗的人生经历，是从地狱尸体堆里爬出来的一息生命，此后的一生永不能平静、安谧的用田园心境来写作，他们内心充满着恐惧和泪水，以至于没有办法再享受人间的乐趣，即使在流亡的自由途中，他们还在流亡的自由异乡孤独着。

    中国作家，后归化法国籍的高行健曾在1988年去国后坦言“为追求精神自由和自由表达”是他离开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我所以甘心流亡，毋须回避，祇因为寻求表述的自由。”。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也在流亡美国后，对流亡发出喟叹：“仿佛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却拥有一种梦寐以求的安静和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表达，这是怎样的价值……当我拥有它的时候，我便回到生命的高贵之中。”。

    事实证明，流亡知识份子换来的自由表达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人格的文学”，有尊严的反映一个民族在极端国度里生存本相和苦难的文学。

    中国1949年政权更叠后，曾有一大批知识份子无家可归，被迫流亡海外，如历史学家黄仁宇、画家朱德群、程抱一等。真正大规模流亡，是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以后迎来的，在西方访问和参与现场的中国知识份子、还有对中国失去信心的知识份子集体流亡、逃亡欧美国家，分布西方之广，在世界流亡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其数字根本无法精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极大的数字。而且是中国当时自然、人文科学各个领域顶尖的人才，如方励之、管惟炎、刘宾雁、严家祺、刘再复、高行健、郑义等，中国几乎在六四后各个领域出现一个断层。但流亡者精英的出走也给“中国犬儒主义者”腾出了顺服的空间，以至于一代追求民主和自由精神的知识份子在中国断裂，中国在六四运动后迅速转向“消费主义”、“物化崇拜”大潮，这就成了今日中国普遍堕落的原因。

    面对六四后中国的遗忘和沉沦，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时过17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深情的回忆，尤见那一代海外中国知识份子的感时忧国、痛心疾首：“我怀孕的那一年，柏林围墻被人民推倒；苏联帝国轰然解体。事后，我们知道，当呼啸的人民像洪水一样自街头流过，这些党的领导人躲在高楼的办公室里激烈地辩论是否也采用‘天安门模式’来保住政权。但是天安门的屠杀太过残酷，给世界的震撼太过剧烈，被过于巨大的罪行所震慑，两个城市的领导人，在最紧迫的时刻，按住了枪口。……北京的天安门，成为动荡中的东欧用来判别是非的准则、分辨真假的测谎器。……是的，你可以说，中国的血染大地成就了东欧不流血的革命。……六四的镇压，使得无数的中国精英流亡海外。诗人、作家、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者、未来的政治领袖人才……，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最细致的心灵，被迫留在异乡的土地上，幸运者成为别国的文化养分，不幸者提早雕零殒灭。……回首50年，一整代菁英被‘反右’所吞噬，又一整代被‘文革’所折断；六四，又清除掉一代。五十年共产党的历史简直就像一只巨大的筛子，一次一次把国家最珍贵的宝藏筛掉。一路抛弃宝藏，巨人你奔往哪里？……1994年，我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突然发现那一年的研究生数目骤减，几乎开不成课。我们很纳闷，几经推敲，找出了原因：94年进研究所的，大致是1989、90年间进大学的人。天安门发生屠杀后，那一年汉学系几乎收不到学生。对中国的失望和厌弃，使得欧洲学生拒绝汉学。” .与西方学者流亡欧美后成为各个领域的开山先锋不同，中国流亡欧美的学者鲜有人在该领域成为带头人，他们很快淹没在西方，籍籍无闻，这是东西方文化差距的一个具体体现，更在于他们被一种文化抛弃了，但新文化远远难以融入，以至于花数十年在文化归依上仍然孑然一身。以80年代《人妖之间》报告文学而享誉中国，被西方称为“中国良心”的当代流亡作家刘宾雁为例，他在2004年12月5日客死美国时，已流亡16年，时年80岁，晚境凄然，所发声音于故国和流亡地早已日趋没落，于故国几乎已被人遗忘。流亡西方的最大亮点就是流亡作家高行健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故国的绝对封锁，再加上90年代后全球消费主义的盛行，和中国巨大的“消费乐”热情，西方在流亡精神把握上也变得不那么纯粹，使得流亡知识份子的处境更加艰难，流亡者往往自己被自己打败，或者被终年无望归国的绝望而陷入虚无，或者低头回到专制祖国甘受犬儒生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