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索尔仁尼琴

（山东）张铭山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是在政治层面撼动世界共产国家基础的核爆炸，那么，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系列文章，就是随之而来吹掉遮掩共产国家丑恶面纱的飓风。索尔仁尼琴以他气势磅礴的史诗般的篇章，把苏联人民在斯大林治下地狱般的生活，用生动直观的文学语言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世界人民尤其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了解了共产铁幕下骇人听闻的罪恶。

    索氏在他的巨著《古拉格群岛》如是开篇：“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能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确实如此，即使我们生活在共产的国度，即使我们曾经身处形形色色的“古拉格”地狱，但我们照样不可能了解罪恶的全部和惨烈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良知总是阻碍我们对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的罪恶做最坏地猜测和认知，并且由于惧怕等人性的弱点，我们总是把刺激神经的罪恶，用自我欺骗的方式，尽快地在记忆里抹去，这又使罪恶得以存活和疯长。

    索氏以自己亲历8年“古拉格”生涯的所见所思，深刻地剖析了人类的罪恶是怎样在外界的诱使下，冲破道德的藩篱，成为为祸人类的浊流。索氏在《古拉格群岛》第4章写道：“一个人要作恶，事先必定在心中把他当作善，或当作一件有意义的合乎常规的举动。”这是人作恶的预备，是第一步，因为恶这个居住在人心的魔鬼，祇有诱惑了道德，让禁锢它的道德主动为它披上合法的外衣，打开桎梏它藩篱，它才能为所欲为的舒展开它罪恶的魔爪。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道德如此轻易地变通了自己的律法，打开禁锢恶的藩篱，任其肆行呢？索氏举例说：“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180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什么是导致人类恶跨出这个阈限的“蓝光”呢？索氏认为是“思想体系”。那些形形色色的违背人性的思想体系，是诱发道德失职的原因。人一旦跨越了这道界限，就走出了人的范围。

    受害人又是为什么甘为鱼肉任人宰割呢？索氏在他的文字里亦做了深入地解剖。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抵抗？为什么不反抗？一是因为心存侥幸，肯定是他们弄错了，问题会搞清楚的；二是因为惧怕，这样祇会加重处罚；三是自欺，“今天该你死，明天才是我”。这样，每个人的不作为，就成了整个国民的不作为，祸患也就肆无忌惮地铺展开来了。

    既然恶存于人心，我们对邪恶应怎么办呢？索氏尖锐地指出：“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祇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他们之所以长成‘漠不关心’的一代，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为什么‘教育工作薄弱’。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装的是，干坏事在人世上永远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一定能带来好处。”这样，祸患也就像梅毒一样，跨越了代际，并赢得了更适宜的发展空间。榜样的效应，又使这种邪恶溢出苏联国界，蔓延到了及其他共产国家。

    随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捅破了苏联的铁幕，但由于政治原因或是自己的原因，随后放弃了对斯大林时期罪恶的清算，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其他共产国家的武装干预，东欧共产国家对国内民众的镇压，中国的历次运动及1960年的大饥荒，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屠杀等一系列的罪恶。

    中国今日的情况是前苏联的翻版。胡耀邦的有限的“平反冤假错案”，在共产体制下，在诸多政治势力的掣肘下，彻底都远远谈不上，更不用说清算。随后而来的就是邓小平瓜分国有资产掠夺国民财富的所谓改革，就是封堵国人之口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1989年6月4日的屠城，就是江泽民时期对工人“扫地出门”的“企改”，就是剥夺国人社会福利待遇的“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就是今日剥夺农民土地的“房地产”开发的“圈地运动”，就是今日对抗议民众动辄出动军队、装甲车伺候的“平暴”，就是出于政治原因瞒报地震预报致使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以及今年汶川死亡近10万的大灾难。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炫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确，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在一步步地步前苏联的后尘。如果我们继续放任邪恶的肆行，即使形势逼迫中国走出共产党权力的阴影，也可能陷进类似前苏联分崩离析或前南斯拉夫战乱纷飞的泥潭。

    自由世界的人们有着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来防止个人邪恶的侵害，但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以集团或国家的方式肆虐着的邪恶呢？他们对暂时没有烧到他们身上的邪恶之火是怎样看得呢？1917年意大利法学家克罗齐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年西方一味地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与之签署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致使整个世界陷入二战灾难的深渊；今天西方国家对残存的共产国家因经济等原因，漠视其罪恶的肆虐，这是一步步重蹈二战的覆辙。“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为了让邪恶远离我们人类，应让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部警世的大铎长鸣。这不仅是生活在邪恶铁蹄践踏下的国度的人们的需要，也是沐浴着民主自由圣光的自由世界的人们的需要。

    让索尔仁尼琴留给我们的思想永存，让索尔仁尼琴笔下的灾难永远离开我们。这是我们当代人的需要，也是人类得以健康发展的必须。

    （2008年0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