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的转型正义对大陆的启示

（北京）王光泽


中华民族：一个严重撕裂的民族


    在我孩童的经验里，蒋介石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等到我上了大学，看到那么多历史资讯之后，才发现我们过往的经验多么可笑。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他曾亲眼目睹在1955年镇压“反革命”期间，所谓的“反革命份子”被用铁丝和绳索串起来，拉到河边用机枪扫射。我们中学所受教育，都是称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对国民党没有切身的感受，但是我们看到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没觉得共产党比教科书上描绘的国民党好多少。

    我讲这些，说明中华民族这个庞大的族群曾经多么撕裂，冲突多么剧烈。台湾有过228事件，也曾有过秘密处决、暗杀等手段，情治系统曾有过无从约束、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时代在变化，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风起云涌的民间反对运动。最终在1980年代突破党禁高墙，成功转变为现代民主政体，并于2000、2008两次成功政党轮替。台湾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块率先实行民主宪政的地方，而且转型得非常顺利成功，给人的感觉甚至是波澜不惊。除了郑楠容自焚之外，我想不起来还有谁因为台湾的政治转型而失去生命。台湾经验不仅在亚洲具有极为强烈的示范作用，对于同宗同族的中国大陆，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清晰启示。

    中国共产党也在变，代际更迭加速，从泥腿子的革命党，到专家治国，到团派系统的少壮派，共产党历史上那种狰狞的面目在改变。中共体制内不少人不仅具有民主思想，而且还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而且共产党内部分化得很快，各种利益集团之间也缺乏足够的共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颠覆之后，除了国家和民族这个概念，中共几乎再没有什么感召的信念。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肯定会来到，时间早晚的问题，不排除在最近10年20年就得以实现。那么中国大陆也就必将面临着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中共的历史罪错等问题，的确值得学界探讨。


台湾在转型正义方面的经验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在大陆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一直也在追求转型正义。中共转型正义是建立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实行的是阶级灭绝，那个时代追求的转型正义带有很浓重的复仇色彩。例如，当时毛泽东下令实行镇反运动，给全国定下了镇压指标，认为至少存在人口比例的5%是“反革命份子”。这个弹性数位让很多人的生命从此消失。我们家乡就曾流行一个很恐怖的词语“切西瓜”，就是指被中共枪决的意思。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仍然存在着浓重的复仇情绪，要求对共产党犯下的政治罪错进行暴力清算。中共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等历史事件上曾经造成了大约8000万人死亡，如果按照血债血偿的血酬定律，一命抵一命，那么中共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8000万党员正好够偿命的。如果转型正义再严苛一点，中共属下的贪官无数，有人分析说按照现行大陆刑法的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人民币可以判处死刑，那么大陆现有的1000万公务人员中有一半要被处死，这1000万公务人员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这么算下去，把8000万中共党员的性命都搭进去，都未必能够还得清中共的历史和现实欠债。

    既然转型的历史包袱这么沉重，又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切西瓜”的老路上，如何对待中共的历史罪错问题考验着中国民众的政治智慧。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尤其是政治反对派缺乏深思熟虑，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和缺乏实际的操作方案，都将造成中共面对转型的巨大恐惧，成为抗拒转型的巨大障碍。

    虽然转型正义在台湾的路程还没有完全走完，还需要深化和探究，但是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累积了相当多正面的经验：

    1、开放历史档案，公开历史真相。

    台湾228事件成了台湾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政治迫害案件，相关档案基本得到解密，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大陆则不一样，中共的历史罪错首尾相连，难以胜数，主要有：对国民党遗留人士的镇压的“镇反运动”、镇压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共产主义大跃进导致4000万农民被饿死的“大饥荒”灾难、残酷内斗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天安门“六四”血案、1999年镇压民主党组党运动和镇压法轮功。对这些复杂的政治事件的处理，比台湾要棘手得多。当然首先要公开历史真相，让全体国民通过正当管道可以随时获取这些资源，保障公民对历史真相的知情权。真相的披露是抚慰政治受难者心灵的重要方式，是建立全民理性认知历史的前提条件。

    2、建立国家对政治受难者的赔偿机制。

    中国的政治受难者目前无法精确统计，但是肯定是个天文数字，对这些天文数字的政治受难者如何赔偿，用什么钱进行赔偿，的确是个很难操作的问题。台湾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收缴国民党党产，以党产进行赔偿，但是这一提议没有成为共识，因为国民党当年是党国一体，是以公权力的名义推行威权统治，导致很多政治罪错。如果以党产作为赔偿资金来源，则会导致国家责任落空，有公报私仇的嫌疑。最后台湾还是以政府赔偿的名义取代政党赔偿。关于具体赔偿的数额，台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一次性赔偿。由于政治受难者受难深重，为了强化国民对历史的记忆，导致重蹈专制历史覆辙，是否可以采取提高赔偿标准，按照年度计算分年赔偿？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3、前执政党相关政治责任人的罪责追究机制。

    在台湾似乎没有追究过相关政治责任人，南非的政治和解经验值得借鉴，就是相关政治责任人主动坦承真相，承认自己的政治罪错，然后获取司法机构的原谅，不予追究。这种操作方式虽然说国际上有先例，但是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实践这一带有宗教伦理上的宽恕，还难以预测。而且这种操作模式如何和司法程式进行对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4、象征专制极权的政治图腾如何处理。

    民进党执政时期，曾经因为处理蒋介石画像、塑像，以及将“中正纪念堂”改为“民主纪念堂”。这种处理方式曾经引发台湾族群之间的纷争和冲突。应该说大陆“去毛化”已经在1980年代之后就开始了，毛泽东的画像和塑像在大陆已经所剩不多。但是毛泽东纪念堂和毛泽东画像还在天安门国家广场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巨幅标语仍然镌刻在中南海门前的左侧。不少人会认为这是历史文化遗产，不应当清除，应该保留原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专制政治的文化图腾，必须彻底消除，未来中国大陆也将出现类似台湾的纷争。

    5、对庞大前执政党党产的处理。

    因为中国大陆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实行专制经济，党国合一的程度远远高于台湾，党库和国库直接相通，党产和国家财产更是难分彼此。未来关于党产的处理和分割，也将会引发相当热络的争论。因为党产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且牵涉到很多共产党羽翼之下数千万家庭的利益，如果事前没有充分的讨论，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未来中国大陆成功过渡到民主政体之后，中共通过开放政治参与的管道，即开放党禁，以及通过政党轮替和平交出权力，这种方式实际上象征性地完成了它对自己专制罪恶的赎罪。对于法人单位的党产很容易甄别区隔，可以收归国有，但是一些已经转移、内化成私人财产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很难说得清楚到底是归属于个人还是国家。如果说不清楚的，在司法原则上难以区隔的那一部分财产应当归属当事人个人所有，以此作为政治转型的代价。


两岸和解需要实现转型正义


    台湾通过一系列转型正义实现的路径，达到了全民性的政治和解。最近台湾司法院的一项释法裁定中明确宣示，以后不会再因为主张台独和共产主义而被禁止结社，相关法律违反中华民国宪法。这一释法裁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和中国大陆和解的司法表征。

    众所周知，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之后，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和谈，政治和解已经成为两岸的主旋律。如何从经贸议题的落实走向试探解决主权冲突、政治体制差异的冲突，将会极大程度地考验两岸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如果后续问题得不到很好地解决，海峡两岸有可能重新陷入纷争，甚至危及到经贸文化交流。

    中国共产党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政治逻辑：国民党是共产党最早结下的冤家，从1921年立党之初就和国民党之间是对立的政党，曾经的短暂合作被长期的对抗所掩映。这次台湾重回“九二共识”，两岸恢复谈判，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唯愿两岸能够妥善把握，最终能够签订和平协定。另外，和国民党这个老冤家之间能够获得政治和解，是中共政治和解经验习得和信心培养的重要途径，否则根本谈不上和国内1978年以来新生的政治反对派和解。

    中共前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在马英九上任之后明确表示，中共体认到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愿。陈云林的这一政治表述，表明中共开始认可或承认台湾民主体制演进的政治现实。如果中共在此基础上全面认可台湾的政治体制，进一步体认到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潮流，那么就会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对派的政治诉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容忍。台湾如果能够在两岸和谈中持续稳健地介入政治因素，加大台湾方面民主体制的政治筹码，台湾的民主示范效应可能会透过两岸政治和谈和政治互动达成更大的影响。（2008年6月20日于北京。作者为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作者原注：这是赴台湾一个学术交流会的演讲稿，后未能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