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英国）土干
西南一个群山怀抱，祇有一条小路通向外界的山谷，叫玫瑰坝。几百年来，村民过着闭塞的生活，外界发生的事情祇有从小商贩们口中得知。这样一个偏远的农村，却在１９５０年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故事主人公冯东明是个信仰共产主义，盼望人人平等的城市青年。他热诚地参加了玫瑰坝地区的土改、肃反、反右、互助组、合作化、大跃进一系列中央下达的运动，经历了三年饥荒，最后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冯东明在十几年内经历了三个女人，一个是漂亮聪明的城市女学生，后来成为女干部的范淑君；一个是泼辣能干娇好的小村姑，后来成为青年团干部的王春花；一个是美丽温柔，思想守旧落伍的地主婆陈素芬。故事美丽曲折，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十分真实地再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 折射出了那个岁月里的整个中国，是一曲凄美的挽歌。
（一）六十万字话当年
评谢宝瑜的《玫瑰坝》的文章有几篇，网上以廖康的评论流传得最广。他是横向比较评论的──和其它同类书做比较，并且从经济体系和写作角度来评论，特别提到了小说中的对话对人物性格的刻划。
当我得到《玫瑰坝》这本书时，难以形容我的感觉，它像个孤儿躺在我的面前。封皮是单调的灰色，封面祇有书名、作者名、出版社，再没有其它内容和图案了。封底祇有短短的小说内容简介。
打开书，没有前言，没有编后语，没有名人介绍。就是这样一本朴素的书，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到那个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年代。伤痕文学好像已经把“新中国”的前27年写尽了。其实在西方生活久了，你会发现，对那段历史远没有道尽。谢宝瑜的《玫瑰坝》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描述那个年代。
爱情永远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不论世道多么昌盛，多么动荡，多么无望，爱情总是存在的，它给人最先的生活盼望和最后的生活支柱。爱犹如水，祇要有缝隙，就渗入其中，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玫瑰坝》讲述的就是一个深深的爱情故事。
历史是面镜子，悲剧周而复始地重复。一个小说作者应该再现悲剧给读者，而不应该评判悲剧。如果小说作者以一种正义在手的架势去评说历史，去控诉历史，那么，他／她的文字是不完全的，是令人遗憾的。多数伤痕文学都是在控诉那个年代的体制和领导者的错误，悲愤地诉说自己的苦难。其实，对那段历史，老百姓们也起到了或多或少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误区。《玫瑰坝》正是演示了一代人内心的误区，揭示了人们是怎样自己把自己推向一个极端的境地。
《玫瑰坝》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山区，从1950年讲述到1967年。全书60多万字，58章，919页。但是当你阅读时，你不觉得长，作者好像没有多余的话，把叙述对话压缩到了最短的程度。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爱情小说，却没有很多情爱的描写。它像是一本纪实，里面有大段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引用，还有详细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记录。比如，刚解放时，买一支钢笔要两万圆。对村庄的叙述更详细，有地理地貌描述，村民人口统计，家族关系，还有土改前地主雇农的关系，土地租用的利息百分比，有合作化以后的工分制的执行细节，还有土质，亩产，庄稼轮作套作的知识。总之，它更象一部村史。
《玫瑰坝》语言传统朴实，非常容易阅读。全书似乎祇选了所有必须的情节，一个情节是下一个情节周密的铺垫，使素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二）英雄儿女十七八
《玫瑰坝》开篇是土改，它的写法不太像一般的小说，没有太多的景物，心理，煽情描述，节奏比较快，语言简明易懂。
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50年，共产党解放军刚占领中国西南地区，新兴的地方县政府派年轻人去农村搞土改（分田地）。土改工作组都由一个老革命和两名进步青年组成。老革命也就是20岁出头，进步青年就是向共产党靠近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小说讲到其中的一组3人，进入玫瑰坝地区。该地区有420户人家，2131人，就被这3个青年，3杆枪，折腾个天翻地覆。可信吗？你读了这本书，就信了。
另外两个工作组成员就没有第一组的幸运，受到了土匪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的攻击，4个被杀，两个受伤。小说一带而过，毫不啰嗦。同志的牺牲，让玫瑰坝的三位青年化悲痛为力量，更加憎恶“阶级敌人”，所以他们对地主镇压更狠。自己的同学被人杀了，能不报仇吗？仇恨和对立就是这么形成的。
他们仨的工作开始也不顺利，无法展开工作。他们也汇报了展开土改工作的难度──发动不起群众。县委书记说：刘胡兰牺牲的时候多大？你们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
这仨人顿悟，马上团结了玫瑰坝地区的青少年们（10岁到15岁），一下子局面就打开了。后来，抓地主地主婆，都由这帮红小鬼去抓。工作组的3个人全权把这2131人定了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这些成分让村民在以后的30来年里受益或受难。
这让我想到文革，文革不是也靠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吗。我们上小学时，老师不是也讲哪个革命家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吗？刘胡兰14岁就当妇救会长了，贺子珍17岁当妇救会长，邓颖超好像也是15岁参加革命活动的。
从人性来讲，十几岁是最令人关注的年龄。这时期的人，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包括好坏），偏激，敏感，自以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岁数是最受控制的。如：不能参加选举，不能进入酒吧，即便在超市工作，不得卖酒烟。甚至不能取自己的存款。17岁以上才能学开车，并且要交几倍的开车保险。由此可见，十几岁的孩子虽然已经是小大人了，可以自立了，但是社会法律却对他们做了最大程度的限制。相比之下，中国上个世纪却几度给十几岁的孩子生杀大权。
（三）美丽贤慧陈素芬
小说从1950年土改写起，经过镇反、大跃进，截止在文革的前期。故事发生在四川一个群山怀抱，祇有一条崎岖的山道通向外界的偏僻地区──一个叫玫瑰坝的地方。
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在当地被大家认为的知识份子，他有高中学历，是个其貌不扬，彬彬有礼，很有女人缘的小伙子，叫冯东明。我个人认为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特点表现在对女人美好的描写，以至于我以为作者是位女士。
冯东明一生被三个女人深深爱恋过。不仅如此，还是三个不同凡响的女人，最突出的是女主人公陈素芬。有些评论认为，陈素芬这个人物不真实，太完美了。这里要说些题外话。刚毕业时，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农村工作过一年。象陈素芬这种美丽智慧的女性，我接触过。当时我曾想：知识和智慧不是等同的，广大的农村藏龙卧虎。我不觉得陈素芬这个人物不真实。
陈素芬是地主婆，她的丈夫王秉文拥有水田122亩，旱地151亩。共产党土改队进入玫瑰坝前，陈素芬劝丈夫带着全家逃到缅甸去。她认为共产党来了以后，地主会遭殃，她丈夫王秉文不信。她劝丈夫道：“你没当过穷人，当然不知道穷人的心。”这是一种很大胆的描写，言辞朴实，句意深刻。共产党就懂这些，在发动群众时就用如下的话做宣传：“穷不可耻，而是光荣，因为越穷的人越革命。”在当时的“革命”就像现在“性解放”一样时髦，大家都想革命，不愿落伍。
王秉文不信妻子陈素芬的话，指出“你没看过几本历史书，不大了解天下的大事”。不仅如此，他还劝土匪头子田永煦接受招安。王秉文自己也愿意把私有土地交出。陈素芬服从丈夫，留在了玫瑰坝。
书中安排的细节都是意味深长的。比如，王秉文带着妻子陈素芬去看他们拥有的土地时，看到一块水田漏水，王秉文挽起袖子，用手拢土，去堵漏洞。这时，土改队的三个青年正好路过，他们以为王秉文是劳动人民的一员，就和善地问路，并同他聊起天来，双方感觉非常愉快。这让王秉文很欣慰，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妻子是错的，共产党是讲道理的，根本不用怕。
进驻玫瑰坝后，这3位青年知道王秉文是本地最大的地主，就再也不与他说一句话了，突然对他横眉冷对了，不理他的询问，开始着手背后调查王秉文的罪行。这样的描写是触目惊心的，点出一个传统的非人道的做事方法。这恐怕不是共产党独家的方法。偏远地区的家族争斗就是这样的，十分惨烈和无情。
当王秉文被土改工作队枪毙前，他“感慨万分地想：”我真是白活了几十年，白读了那么多书，在素芬看来是十分简单的道理，我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可以领悟得到。‘“
小说没有大书特书陈素芬在失去丈夫后的巨大悲哀，一反一般小说所不肯放弃的情节描绘，而详细写了陈素芬默默的听从土改队员的命令，她带着一个周岁的儿子住在一个条件很差的小屋，换洗衣服和尿布都没有。
陈素芬的这种恶劣生活条件很快得到改善，因为她低着头向土改工作组请求她祇需要几件换洗衣服和尿布，婴儿没有尿布，一夜不停地哭。她的要求马上被答应，而且工作组还给她更多的东西。原因是组长郝勇爱上陈素芬了，组员冯东明本人性格不很激烈，当然不反对。另一组员范淑君，虽然嫉妒陈素芬的美丽，也没有反对。看着美丽顺服柔弱的陈素芬，恐怕狠不下心。
这段描写自然。首先表现了工作组对地主的严格态度。微妙的是，在不留情面的土改运动中，一种本能的爱慕，可以让一个对地主阶级刻骨仇恨的人放弃无情专政，而暗中保护心中的爱人。
小说中类似的情节还出现数次，由于陈素芬的温顺，在郝勇、范淑君、冯东明的努力下，陈素芬的成分变成贫民了，这让陈素芬为此受益几年。
新中国的几次运动中，被镇压者无数。参与镇压者众多，不然也形成不了运动。对于中央文件的理解，各人不同。因着恨和爱，结果可以大相径庭。冯东明对陈素芬是爱护的，同情的。但是他却恨王秉文。他认为50多岁的王秉文占有20多岁的陈素芬，可恨。所以，他毫不留情地镇压王秉文。在王秉文死后，冯东明心里还在咒骂这个老地主。
陈素芬对爱情是渴望的。她感激尊重老地主王秉文，但是她又不是烈女，不会为丈夫去死。她想再找一个丈夫，但是她又是宿命论者。她爱上了冯东明，却不愿主动，而是等待着顺其自然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结合。《玫瑰坝》没有一般小说的套路──比如：让有情人终不成眷属；让读者去揪心；在结尾处留个悬念。作者实实在在地成全了这两位爱恋的男女，他们结婚了。作者把爱融入在日常琐碎的生活里，没有煽情浪漫的情节，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深刻的，坚实的，美好的，有回味的。
（四）聪明谨慎范淑君
范淑君是冯东明的初恋。解放初期，组长郝勇带着两个组员范淑君和冯东明去玫瑰坝搞土改。在一起工作使冯东明和范淑君互相了解和爱慕。她爱他的书生文雅气质，他爱她的聪慧美丽。范淑君是阑县共产党新政权中最年轻漂亮的中级干部。冯东明由于出身不好，没有升级，还是基层干部。这里出现剪刀差，女高男低。
书中有一情节，说土改是消灭剥削，建立平等制度。但是，土改刚结束，干部回城，阑县政府机关大院食堂就实行大灶（基层干部），中灶（中级干部），小灶（高级干部）。干部们没有一个觉得不合理的，认为首长工作辛苦，应该吃小灶。作为情人的冯东明和范淑君，因为级别不同，还不能在一起吃饭了。
范淑君由于出身不富有，人又美丽聪明，党重点培养她，她成长得很快。她一两年内就熟悉了共产党的系统，知道怎样行为说话才是安全的。当她终于向党组织递交结婚申请后，她突然消失了。然后冯东明收到了她的纸条，结束他们的关系。再后来，她被提升为地区团委副书记，很快与地委书记寇家孟结婚。
范淑君与地委领导结婚是她不得以的屈从，她甚至晕厥住院。地委书记看上了她，便假以党组织的名义，派妇联主任来作她的思想工作，要求她服从“组织的决议”，和书记结婚。她的“党性”要求她服从“党的指示”，如果她拒绝那桩婚事，她仍然不能与冯东明结婚，党不会批准的。
因为与地委领导结婚了，她晋升得更快，但生活不幸福。可是，她有计划有谋略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为自己心中的爱人生一个孩子。
范淑君的丈夫寇家孟是个赃官，他贪污，玩女人。女人要是不就范，他会在政治上迫害她们。范淑君为此身心受折磨，但是她忍受了。在文革初期，寇家孟终于成为一场新运动的专政对象，范淑君因此下台，到农场劳改。可是，她有一个和心爱的人所生的孩子，是她的精神支柱，她勇敢地活下去。这个情节着墨不多，非常感人。
（五）四川辣妹王春花
王春花是玫瑰坝人，小村姑。土改工作队在玫瑰坝发动不起群众后，发现从十几岁的少年入手才能打开局面。王春花就是那些少年中的一位，她才15岁。在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后，她有了阶级觉悟，她第一个跳到台上，去打地主婆的嘴巴。在几百年的村史中，第一次出现温柔少女打人的现象，让老少乡亲惊愕。王春花的未婚夫因此退婚，让她颜面丧尽。她去跟干部冯东明哭诉，说她的一生都完了。
冯东明开导她，让她把心放在革命工作上，告诉她，她才15岁，聪明漂亮，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王春花半信半疑。冯东明还推荐王春花去党校学习。
王春花继续在村里发动青年，搞些文艺活动，她很有创新。她所编排的节目，受到欢迎，县委宣传部让玫瑰坝青年剧组在阑县城乡巡回演出，王春花一举成功，使玫瑰坝也出名了。党又注意到这位出色的小姑娘，调她到省委党校学习，把她当成了一个重点培养对象。
王春花真心爱上了冯东明，她不想离开玫瑰坝。但是，冯东明不爱她，所以鼓励她去党校。就这样，王春花去党校了。凭藉她的机灵，她学会党内市侩语言，从容行贿，在政府内搞好关系，她于是晋升很快。即便这样，她心中纯洁的爱情却丝毫不改，她深爱着冯东明。由于冯东明出身不好，有亲属在台湾做要职，党组织不同意这门亲事。王春花和范淑君一样，对于党组织反对她与冯东明结婚的决定，没有反抗，也不敢放弃政治前途。她终于和别人结婚了。但是，她心中的爱人还是冯东明。
（六）研读马列冯东明
共产党的体制很粗放，是地主，就必须打倒，不管是怎样致富的。共产党的体制又很详细的。比如，共产党干部结婚，要党组织批准。土改工作有系统的训练，生活方面更细了，看看下面的段落，就能窥见一斑：“集训队里生活紧张，每天天不亮起床，整理床铺，去操场。接着，参加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大会报告，小组讨论，直到深夜。洗脸，刷牙，吃饭，睡觉，拉屎，撒尿都压缩到了不能再短的时间之内。星期日留半天整理内务，领导宣布，队员们应该每个星期换洗一次内衣，每个月换洗一次外衣。”
稍有异样，就会被同志们批评，犯点小错误，几乎不容易打翻身仗。所以，每个同志都是小心翼翼地为革命工作着。冯东明就这样成为了共产主义信徒的。
冯东明被3个女人爱恋过，他真有资格吹牛了。也能靠着两位中级女干部，躲避政治运动。可是，他是呆哥。在初恋情人已经嫁给别人以后，他的感情转向美丽的陈素芬。和心中恋人同住一个院子里多年，他们居然没有身体接触，没有过界，这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
共产党先躯在星星之火年代就大开性戒，自由恋爱，换妻换友了。对于革命理论，他们去精取粗，新女性毫不犹豫地做起第三者，理直气壮地当上小妻子。他们的这些事迹过去、现在、将来津津乐道地被人民传扬着、歌颂着。相比之下，基层共产党干部呆得比庙里的和尚都规距，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差。
冯东明不仅正派规矩，还是马克思的忠实读者，经常夜读资本论。然后，对照着村里的经济情况，把马列理论用在实践中。陈素芬认为他走火入魔了。
冯东明多数情况下很斯文，但时常能做出令人吃惊的暴力举动。当村民继续拜菩萨时，他会把庙里的菩萨的手臂打断。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他把村民的锅都砸了，乡亲们都无法在家中做饭。
这让我想起李志绥的回忆录中的一个情节。毛回韶山，想去看一个家乡的庙，老乡说被砸了。李志绥描述道：毛的表情非常悲哀，说庙是村子里人的精神支柱。没钱看病时，拜菩萨，也许能把病抗过去。
小说提到每个运动都有中央文件做指导，但是在执行中央精神时，就是基层干部对文件的个人理解了。冯东明是城里人，资产阶级少爷，他不懂农民的生活，他坚决反对封建迷信，毫不犹豫地砸寺庙中的菩萨。正因为他是少爷出身，他就要越发表现革命，来证明自己拥护党，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小说中几次出现类似情节，提到出身不好的人，整起人来更狠。
新中国的一系列运动，是毛巩固政权的措施，手段很左很残酷。这种左的精神从中央散发到全国，距离中央越远的地方，左得越令人难以置信。
冯东明还有一个暗恋他的女人，一个小学教师魏锦雯。在文革前夕，范淑君为了保护冯东明，让他从新做官──当公社书记。人算不如天算，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公社书记就是大官，是跑不了的走资派。魏锦雯是革命派，但是，她想保护冯东明。冯东明经过这些运动，对共产党失望了，也不呆了，感到魏锦雯对他的爱，他要利用这个爱，来保护他的妻子陈素芬。他甚至伪装出他喜欢女教师，他竟然跪倒在她面前，因为他已经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厄运。但是为时已晚，魏锦雯已经力不从心。她们都迷失于更惨烈的运动中。
（七）好吃懒做王守伦
所有《玫瑰坝》的相关评论都鞭打了王守伦这个人物，我却不以为然。他是全书的味精，有了他，故事更鲜活起来。
王守伦是村子里的异类，他不像村中的其他青年一样置地盖房，为自己娶媳妇作准备。他的这种想法在现代青年来讲，不是少数。但在那个年月的乡下，他就是无赖。长辈们可以随便在乡亲面前训斥他的懒惰。他不为自己辩护，但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过着一人有饭，全家不饿的日子。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来了，把王守伦这个18岁的青年看成全村最穷，最重要的团结发展对象。他一下子成为玫瑰坝的要人了，连家族长老都来请他吃饭。他诚惶诚恐。王守伦后来成为公社党委书记，也幸福地恋爱过。成为共产党的一员以后，他不呆，知道他的什么行为不触犯党的戒律，什么行为会让他政治生命结束，他在官位上游刃有余。
王守伦心中惦念着漂亮的地主婆。在饥荒年代，他用管理口粮的权力，迫使村里的所有漂亮女青年与他睡觉。他露骨地说祇要他看上的女人和他睡觉，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给她们好处。他说到做到。他在最疯狂的时候，也不去打女人，认为好男不与女斗。
他把所有工作给冯东明去做，自己吃喝玩乐。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体系内，祇要不犯路线错误，生活懒散是小节，对待工农出身的干部尤其是这样。
在饥荒年间，看到村里有人饿死，他毅然决定向上级隐瞒产量，发动全村村民隐藏粮食。他自己受到毒打，也不说出真相。上级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工农干部呢？收公粮的干部走了以后，他将粮食拿出，分给每个村民5斤玉米。这在吃食堂的年月，是一个壮举。也说明他说话算数。书中几次提到王守伦说话算数的事情。
他的胡作非为终于被一场运动给揭发出来，被打倒了，去劳改了。作者没有给出王守伦后来的下落。他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下一场运动来了，他也许会鲤鱼翻身。他是一个政治工具。
我们不用对王守伦这么仇恨，他的行为与很多人比还不是最坏。现在很多名人有二奶，有些人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引诱女人，然后再欺骗抛弃女人，拒绝承认曾经有过的关系，甚至对二奶进行公开的人身侮辱。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仍旧享受着公众的仰目。
（八）人生悲喜十八载
《玫瑰坝》写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书中涉及近百人物，不能一一列举。作者不失幽默，在全书中贯穿了爱的线索。爱使人宽容，并愿意在一个严峻的年代去保护所爱的人。在各个运动中，人们行为动机，或源于信仰共产主义；或源于嫉妒；或源于完成上级的指标，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命；或出于保护其他人；或出于个人恩仇。作者对每个人物都自然地勾勒了合理的人性──他们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和事都有其两面性，我们身在其中时，看不到事情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走向。但是，事过境迁，我们也许能够清醒些。
书中还有一个情节，村民丁万金得了麻风病。在玫瑰坝的先例中，麻风病人是要被赶到村外荒地，让他自生自灭的。当地干部王守伦正带领村民赶走丁万金时，冯东明赶到，制止了村民的行为，取而带代之的是为丁万金在一片荒地上盖个简易小房，他的全家都跟着他住到那里去了。他们开荒种地，自给自足。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怕受传染。
在饥荒年间，收购粮食的干部也不敢去那里收粮，那里成了世外桃源，他们自己吃不完自己种的粮食。村民饿得也不怕传染了，去那里悄悄买粮，主动地保密。丁家拯救的很多村民的性命。
18年，弹指间，经历的是腥风血雨，饥饿贫穷，误解羞辱，很多事情是我们现在无法想像的。即便如此，爱仍然滋润在民间，伴随人们渡过一个个苦难，即便最终毁灭，但是，曾经爱过了。
就让历史躺在那里给后人观瞻，而这首偏远山区动人心弦的史诗般的爱情故事会回荡在我的心里。谢谢作者谢宝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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