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父女的生离死别

（北京）张耀杰


    《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是范泓继《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和《与李敖打官司》之后的第三部文史著作。在笔者看来，书中最为感人的篇章，就是对于陶希圣父女生离死别的人生悲剧的历史重现。


一、难能可贵的妙趣可人


    范泓的本职是记者，而且是一名既有亲合力又有人文情怀的优秀记者。他拥有南京文化人随和宽容、不急不躁的性情神韵，记者的从业经历，又为他广交朋友提供了职业方便。他不是英俊潇洒的江南才子，却偏偏是男女老少人见人爱的妙趣可人。说得世俗一点，范泓是会玩、爱玩并且玩出了亲合力、玩出了好人缘、玩出了大情怀的一个人，与他相处会让你感到温暖、亲切、轻松、惬意。

    文如其人，现实中的范泓活出了情怀和趣味，书卷中的范泓也写出了情怀和趣味。在被称为新史学研究的小圈子里，范泓的写作路子与袁伟时、高华、雷颐、谢泳、邵建、张鸣、傅国涌、丁东、程巢父、智效民、赵诚等诸多师友的明显区别，就在于他的三本文史著作不是困在书斋里写出来的，而是访出来和谈出来的。在《关于〈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这本书》中，范泓表白说：“我是一名记者而不是历史学者。我写这本书首先是因为自身有一种情怀，其次是这件事比较有意义，再其次是，大陆与台湾至今没有一本关于雷震的个人传记。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实际上是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无私帮助的一个结果。”

    2006年春天，范泓受冯兰瑞老人的委托写作《李昌传》，老人把几乎所有的家庭隐私坦诚相告。当笔者到老人家里看望范泓时，老人随后传出了朋友圈里流传很广的一句话：“这个事情不要告诉张耀杰。”由此可知笔者在老人眼里是多么没有安全感和公信力！反过来说，对于饱经沧桑从而充满了安全危机和信用危机的历史老人而言，像范泓那样可亲、可爱、可信、可靠的妙趣可人，又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没有见证过范泓书房的女记者朱竞，在《范泓印象》中颇为准确地猜想道：“我猜想，老范平时思考的东西是很苦很涩很闷的，他每天会像上班一样，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身边堆一些几十年前发了黄的资料，他要翻阅、分析、判断、整理那些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那是故去的和健在的值得尊敬的一些人的资料。那些资料都是他们以及家人因对范泓的信任，才亲手交到他的手中。他们的亲人多么希望能通过范泓的笔，书写出真实的、公正的史实和过去，也会期盼着让下一代的年轻人，通过范泓的文字——了解历史。范泓的手中，托着多少人沉甸甸的寄托和期望！”

    笔者的本职是戏剧宗教学研究，近年来转到政学两界历史人物的个案研究，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不能够忍受高度脸谱化的祇论敌友斗争不论人性大同的中国戏剧，以及与此相配套的高度脸谱化的历史叙述及现实思维。笔者与从事新史学研究的师友们情投意合的根本基点，就在于发掘还原历史人物丰富多彩的人性底蕴的普世性或者说是人类性的大同情怀。在这方面，范泓生动感人的文史作品堪称是一种活标本。


二、范泓笔下的隔代情怀


    《隔代的声音》精选了范泓近年写作的18篇历史文本，其中的每一篇都是他以“隔代人”的大同情怀，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的重新发掘；或者说是他对于历史盲区的重新照亮和对于历史空白的重新填充。这其中涉及到数十位历史人物，包括陶希圣眼中的胡适、苏雪林笔下的鲁迅、朋友记忆里的殷海光、“高陶事件”中的高宗武与陶希圣、王云五与雷震的暮年绝交、李敖对于萧孟能的恩将仇报、名门之媛陶琴熏的佳人薄命等等。

    由于几年前与陶希圣的三公子、《“高陶事件”始末》作者陶恒生结下忘年之交，并且先后采访了陶希圣的女婿沈苏儒、外孙沈宁、侄子陶鼎来等诸多亲属，范泓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进而倾注心血生动展现了隔代老人陶希圣与其家人亲友生离死别的人生传奇，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1899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3岁时跟随先后任河南夏邑、新野等县知县的父亲来到河南。1915年，16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师从章太炎弟子沈尹默、沈兼士等人攻读传统国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二年级学生的陶希圣，祇是政治运动的追随者，他对于《新青年》杂志所开启的白话文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几乎是毫无兴趣，而且从来没有听过新文化运动精神领袖胡适的授课。尽管如此，陶希圣依然没有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四年（1925年），我在自由职业者时期，遭遇了上海的五卅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我的学业、思想与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也是自然和必然的事。”（《潮流与点滴》）

    1927年1月，陶希圣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从此与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实质性接触。在他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咸宁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期间，由于禁止农会书记随便枪毙当地农民，被指控为“反动军阀”，在陈独秀救助下才得以保全性命。共产党元老施存统告诉他说：共产党没有拉你入党，是想留一个左派以便于党外合作。如果你入了党，今天的生命就不可知了。陶希圣听后“毛骨悚然”：“在此一年中间，我见知与观察所及，对国际共产党之思想理论与战略战术，有深切之了解。”

    1928年春天，陶希圣脱离国民党武汉政府到上海卖文教书。1930年底，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他担任法学院教授。一学期后，他被母校北京大学法学院聘为教授。在随后6年里，陶希圣陆续出版四卷本70余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分为五阶段”的历史观。他所办的《食货》半月刊，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新领域和新学派。

    1937年7月17日，陶希圣与胡适、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人一同出席“牯岭茶话会”，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战端一开，祇有打到底”的抗战决心。这年8月，陶希圣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议员。

    1938年12月，陶希圣、高宗武等人跟随汪精卫前往越南河内。同年12月31日，他在致驻美大使胡适信中写道：“自武汉、广州陷落以后，中国没有一个完全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财政是一年二十七万万，收入不到两万万。壮丁补充大成问题。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长沙事件而达于极点。这样不可乐观的内容，到了这样一个外交情势，当然应考虑存亡绝续的办法。”

    所谓“存亡绝续的办法”就是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不同，陶希圣的政治立场是“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

    1939年8月28日至29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指定周佛海为“中央”秘书长、梅思平为组织部长、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由于陶希圣的名字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致使汪精卫及日本人大为猜疑。危难关头，陶希圣的妻子万冰如带领五个子女从香港来到上海，打算拯救火坑里的丈夫。

    1940年1月3日，陶希圣、高宗武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逃离上海，万冰如留下18岁的大女儿陶琴薰与泰来、恒生两个儿子充当人质应付汪精卫。陶琴薰和两个弟弟脱险之后，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我家脱险前后》，文章写得真切动人，重庆、昆明的报纸立即转载，在大后方引起很大轰动。参与营救的杜月笙秘书万墨林，也在《沪上往事》中回忆了陶氏兄妹临危不惧的从容镇定：“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恒生两公子声声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陶氏三姊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

    1月21日，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这一举措毕竟是对日本诱降与汪精卫卖国逆流的重大打击，也是给尚留在重庆阵营中的那些悲观动摇份子的深刻警示——求和之路走不通！”史称“高陶事件”。


三、名门之媛陶琴熏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陶希圣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

    1942年10月，陶希圣替代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跟随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由他捉刀代笔的。前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却没有如此幸运，祇好远走美国投靠驻美大使胡适，终其一生流落异国他乡。

    194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中，陶希圣名列41号。1949年5月，陶希圣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航行到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为了挽救女儿及其家人，他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熏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熏至吴淞口会合。然而，他所钟爱的女儿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陶希圣在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苏儒、琴熏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为琴熏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若干年后，陶琴熏对长子沈宁回忆说：“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按照范泓的访谈与考证，作为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薰之所以坚持与丈夫沈苏儒留在大陆，与她的同窗挚友、陈布雷之女陈琏有很大关系。作为新闻记者的沈苏儒，一边是担任国民党要员的岳父陶希圣，一边是被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堂兄沈钧儒。在对于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他直接接触过周恩来、范长江（沈钧儒女婿）、梅益等人，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给予沈苏儒、陶琴熏夫妇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失业，是陶希圣托人送来的一根金条，帮助已经怀上第二个儿子沈熙的陶琴熏勉强度过了难关。

    陶琴熏怀女儿沈燕时已经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苏儒在大自己40多岁的老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岗位”，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陶琴薰也经沈钧儒的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介绍，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为革命立过功”、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交通厅长、水利厅长、副省长的嫡亲伯父陶述曾，以及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陶述曾儿子、农机专家、农业部党组成员陶鼎来，也为困境中的陶琴薰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尽管如此，身负“头等战犯之女”的政治包袱，陶琴熏再也没有了18岁时临危不惧的从容镇定。

    1954年，周恩来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陶琴熏抓住机会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周恩来办公室派出化名海澜的工作人员与陶琴薰“单线联系”，陶琴薰写给父母的家信，经海澜审查后由香港亲友转寄台湾。母亲万冰如及弟弟们先后寄来回信和照片，父亲却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

    1957年“大鸣大放”时，沈苏儒写了《请把知识份子当作自己人看》的小字报。“不平则鸣”的陶琴薰，也在总工会国际部贴出一张大字报：“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祇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和祥林嫂一样”的陶琴薰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祇是由于更高层的影响，才得以按最轻的处理，不降级、不减工资、不下放劳动，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到了1962年，沈苏儒被下放农村，陶琴熏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

    1966年春天，陶琴熏患上急性类风湿关节炎。这年秋天，所在单位的“革委会”强令部分教职员工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陶琴熏在惩罚性劳动中弯不下腰，祇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1971年初春，沈苏儒被莫明其妙地卷入一起“谋杀案”，陷入绝望的陶琴熏想到了自杀。“那年月，自杀也是大罪”，她不得不放弃自杀念头，与女儿沈燕抱头痛哭。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说是要给姐姐寄药。陶琴薰祇收到一次从美国寄来的特效药品，之后的药品全被查扣。

    1978年3月12日，陶琴熏在小说《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吴淞口的生离死别：“碧绿的海连着天，蔚蓝的天连着海，看到镶着金边的白色、粉红色和淡紫色的云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间千变万化的霞光异彩，多么辽阔绚丽的景色呵！妈妈又是惊讶，又是赞叹，她高兴极了。……到了北京，我们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轮船了……”

    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终年57岁。对于这位名门之媛，范泓以诗化笔触表达了自己的大同情怀：“她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在海峡彼岸，万冰如已经于三年前去世。80高龄的陶希圣，深夜提笔写下古诗一首：“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诗后附有注解：“琴熏儿病逝北平，近始得确息。所遗男儿二，女儿一。小女燕儿既失学，又丧母，何以为生？怜念之余，口占如右。”

    1986年，先后赴美的沈宁、沈熙、沈燕兄妹，打算到台北探望外公，陶希圣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索取特许令。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又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诛连九族的传统。”

    于是，望九之年的陶希圣不得不亲赴美国。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十个月后，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临终前，他在写给儿子陶恒生的信中表白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

    这位“连感慨都没有了”的历史老人，正是在范泓的隔代情怀照亮下，活生生地矗立在了读者面前，进而照亮了那段并不美好的沧桑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