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
——推荐丁抒先生《人祸》

舒 崇


    今年，2008年，是中国大饥荒50周年。从1958年到1961年，在中国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场大饥荒。上海大学教授金辉指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4040万。”纵观中国历史，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2991万多人”。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至少相当于2000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3年大饥荒，过去中共官方称之为“3年自然灾害”，然而中央气象局的统计材料显示，那3年的中国气候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并没有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1962年初，中国刚刚走出3年大饥荒的深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

    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书名是《人祸》，作者是旅美学者丁抒先生，由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于1991年出版，是有关中国大饥荒的第一部专着，堪称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后来，作者又对此书做了增订再版。作者从合作化运动讲起，讲到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吹牛皮放卫星大刮共产风；再讲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变本加厉，最后讲到1962年7千人大会。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了几乎当时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资料，并予以细心的归纳整理，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既描述了这场大饥荒的状况，又分析了它的成因与后果。每一个想认真了解和深入研究大饥荒这段历史的人，都不应该错过《人祸》这本书。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指出的那样：“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道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我们知道，共产党开大会发布公告，总爱说什么“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但事实上，共产党却往往是从错误走向更大的错误，从罪恶走向更大的罪恶。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大饥荒的罪魁祸首。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是什么“好心办坏事”。是的，李志绥也说过：“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制止那场大灾难。”当然了。我也这么认为。天下没有一个统治者乐于自己国家的经济走向崩溃，正如同没有一个统帅乐于自己的军队打败仗。可是，一旦纠正错误可能会影响到自己至尊无上的权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完全相信毛是真心实意地想了解真相。谁说暴君不喜欢听真话呢？他祇是不喜欢讲真话的人。所以暴君常常分不清真话假话，所以暴君常常被谎言所包围。我同样相信毛是愿意纠正自己错误的，祇要这种纠正无损于自己的英明形象和专制权力。然而，除非事态恶化到无法掩饰的地步，毛才有可能完全了解真相；此时再出面制止已经谈不上“及时”，那势必会损害到自己不容挑战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暴君宁可将错就错，甚而变本加厉。暴君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先于自己指出错误纠正错误，因为那在暴君看来便有谋反夺权的重大嫌疑。五九年庐山会议就是明证。尽管说到后来（61年62年），毛不得不作出让步，那么他从此便对那些比自己正确的同僚怀下了不可原谅的忌恨。在很大程度上，毛发动文革正是为了对当年的退让进行报复。无怪乎彭德怀、刘少奇会成为文革中在劫难逃的牺牲者。

    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早就指出，在极权统治下，往往是最坏者当政。因为极权主义的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当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它那套理念时，势必导致惨重的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先前的错误，用更大的罪恶去保护先前的罪恶。非如此则不能维持其一党专政。毛泽东和中共所做之事，纵然说在一开始还可能有好心办坏事的成分，那么很显然，越到后来，好心的成分越少，越到后来，越是坏心办坏事。由此可见，唯有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结束这些错误与罪恶。这就是我们在大饥荒50年后应该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