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历史的盛世和谐
——评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

（北京）张耀杰


    2008年1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高调出版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华裔教授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简体中文版。据南京大学历史所所长、太平天国研究专家茅家琦教授在“审校后记”仲介绍：“这部译着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简体版。……由南京大学计秋枫和朱庆葆两位教授主译，第二十九章由郑会欣博士翻译。原稿最后程（呈）徐中约教授过目。”

    这里所说的“原稿”，指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推出的繁体中文版。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茅家琦教授，最应该告诉却偏偏没有勇气告诉读者的是：《中国近代史》的简体中文版在徐中约教授已经去世的情况下，阉割删改了其中的部分敏感章节，从而导致这部相对完整的近代通史不再完整。在连历史学家都不敢对历史负责的情况下，古老中国的信史传统，可以说是被彻底败坏了。


一、英国人与中国海关制度


    通读徐中约这部博大而不精深的近代通史，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

    1854年，为了帮助清政府从所有外商那里公平征收海关关税，英、法、美三国领事主动建议在上海成立外国税务司。同年7月12日，经中国方面同意，英国的威妥玛（Thomas Wade）、美国的贾流意（Lewis Carr）和法国的史亚实（Arthur Smith），正式就任上海海关税务司。

    1863年，中国政府任命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出任上海总税务司。在1864年6月21日的一份通告中，赫德告诫外籍雇员说：“应时刻铭记，税务司署乃中国之海关而非外国之海关所有，故而，本署各员之天职应向着中国之官民行事，以杜绝任何冒犯与恶意之缘由。……领取中国政府之俸禄因而身为该政府属员之人，处事理应不犯其禁讳，亦不惹其嫉猜厌恨。故本司署外籍雇员与中国官员交往时应切记，尔等乃彼等之同僚，而与中国平民人等交往时亦应切记，尔等颇有义务及责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怀此念者可趋于待官吏以礼貌，待百姓以友善矣。”

    关于主要由威妥玛、赫德等英国人负责创立的中国海关制度，蒋梦麟在《西潮》中评价说：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规制度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道：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样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22行省，大约包括2000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祇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他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家人和亲戚。

    作为结论，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必须全盘引进欧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与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二、老大自居的精神癌症


    比起传统的陋规制度，中华文明中最为黑暗也最为致命的，其实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传统宗教文化所铸造出的阿Q式的国民劣根性，也就是被鲁迅称之为精神胜利法的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在《中国近代史》中，有一个历史细节与这种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直接相关。

    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的两名意大利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为了把西方上帝的福音传递给为数众多的中国人，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举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条。利玛窦得知中国人不知道宇宙构造，便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作为欧洲人，他自然而然地把欧洲摆在了中间，把美洲画在了左边，把亚洲画在了右边。当他意识到这幅地图触犯了中国人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之后，很快画出了把中国摆在中间的第二张地图。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以中央之国老大自居的精神生命线的中国人，却因此错失了积极主动地走向文明、走向世界的历史契机。

    最为集中地体现中国人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的陋规制度，是以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身份惟我独尊的中国皇帝，既要奴役本国人也要奴役外国人的封贡制度和封贡心理。从明代开始，中国在亚洲地区确立了一套等级森严的国际关系体系，朝鲜、安南、暹罗、缅甸和东南亚及中亚的一些周边国家，委曲求全地接受了定期上贡的藩属国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广州将军耆英于1842年8月29日以钦差大臣身份与英国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其中被迫割让香港的屈辱条款，在中文条约中竟然基于根深蒂固的封贡心理被自欺欺人地表述为：因英国商船远路跋涉来华，往往有损坏修补者，自应给予一处以便修船及存放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给予一个地方。

    经手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了继续充当实际上的“外交大臣”，极力向朝廷表白英国人祇信任他作为谈判对象。1844年11月，他在一份奏摺中写道：“缘夷人生长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谙悉，而又往往强作解事，难以理晓……”套用中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句老话，耆英的这种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话语表达，显然是在以野蛮人之心度文明人之腹。

    1858年6月9日，眼睛已经半盲的耆英受咸丰皇帝派遣抵达天津，与英法联军展开谈判。英国方面的年轻外交官李泰国（Horatio Lay），指示助手当场诵读耆英1844年的上述奏摺，耆英羞愧难当，不经皇帝允许就退出谈判。他随后被套上枷锁回京受审，落了个御赐自裁的可耻下场。

    经过英国殖民者100多年的现代化经营之后，原本是一座荒岛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文明、最讲规则也最具活力的东方明珠。而老大自居、自欺欺人的道德硬伤和精神癌症，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贪赃枉法、贪污腐败的陋规制度，在中国内地却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根除。


三、阿Q式的“主动奋斗”


    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涵盖了从1600年到2000年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与国内通行的上限为1940年、下限为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并不一致。该书英文原着的书名是“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准确的中文翻译是“现代中国的兴起”。中文繁体版的书名经徐中约本人同意，简体中文版在徐中约已经去世的情况下，又由翻译者和出版者添加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副标题：“1600－2000中国的奋斗”。按照翻译者朱庆葆的解释：“徐中约在写作这本书时是认定了中国在一步步地走向一个大国、一个强国，他的原标题‘现代中国的兴起’，代表了一种观点——中国是在屈辱中奋发图强、不断改革、超越自我、逐步强大的，他是以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来看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也是本书的一条主线。中文简体版特意加的副标题‘中国的奋斗’有点照顾英文原义的意思。”

    与此相印证，徐中约在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概念》中写道：“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见解，避免了用‘外因’来解释中国历史及其所暗含的中国仅仅是‘作响应’的思想陷阱。”

    为了展现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徐中约把“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种动力。但是，书中对于三种动力的描述并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理想效果，留给笔者的整体印象祇是博大而不精深的虎头蛇尾。

    用政权实体来划分，徐中约笔下的近代史包括三个主要阶段：第一是满清王朝；第二是1911之后的中华民国；第三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对于满清王朝，书中表现出的是博古通今的多元双向思维。然而，一旦进入1911年前后的民族革命，书中充斥的却是以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为唯一正统的一元单向思维。并不美好的历史事实是，极力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达到从袁世凯手中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一党训政的“党天下”的政治目的，所奉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积极投靠日本人的“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国际化战略，从而被黄兴等人不点名地比喻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由于替孙中山暗杀革命党内部的竞争对手陶成章而赢得信任的蒋介石，通过国内战争所建立的，正是一党训政的党国、党天下、党皇帝的极权专制体系。

    对于大陆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的“同治中兴”及“自强运动”，徐中约较为全面地评价说：“‘同治中兴’显然祇能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低层次的复兴。它虽然暂时制止了衰落，但却未能使清王朝恢复到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水平。它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全然没有触及。”

    然而，当论及21世纪中国同样不足以“体面地生存在近代世界”的改革开放时，徐中约在写于2001年1月15日的《原著者中文版序》中，却对于包括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和音乐在内的西方文明的精华所在——也就是蒋梦麟所说的西方文明中的良好道德和良好制度——避而不谈，从而十分顽强地表现出了阿Q式的老大自居和自欺欺人：“今日中国以科学和教育改革提升人民素质，并同时推动工业、科技及信息等三方面革命，到21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此三大革命大致可望完成，届时中国亦可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与并不是历史学家的蒋梦麟相比，历史学家徐中约显然缺乏洞穿历史现象、捕捉历史底蕴的历史眼光。


四、阉割历史的盛世和谐


    对照繁体中文版，简体中文版从第二十六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到第二十七章的“中国重入国际社会”，删除了有关台湾、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敏感”内容。第二十八章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删除了关于1989年“六四”运动的章节。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敏感”语句惨遭删改。譬如第二十六章参考书目中的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被删除。“政党”一节中的“中国的民主党派基本上是装饰品，祇拥有赞同中共和政府并与之合作的权利”一句话被删除。“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一节中“在文革之前，中共的领导层一直相对稳定，除了高饶事件”一句话被删除。“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一节中的注解“地主占有土地的平均面积祇有四十英亩”被删除。“经济发展”一部分中删除了“社会和心理控制”一节的大段文字。“对外关系”一部分中的“初期紧张的征兆”一节被删除。本章结语中的“（中国）在日内瓦和万隆会议上扮演了大国的角色，调停了苏联和卫星国之间的纠纷”一句话中，“卫星国”被替换为“国家”，以至于变得不伦不类：“调停了苏联和国家之间的纠纷。”

    被阿Q式的徐中约一厢情愿地预期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大陆中国，针对来自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的些微“外因”，所做出的竟然是阉割删改的负响应或反响应。徐中约假如地下有知的话，他应该能够从《中国近代史》简体中文版惨遭阉割的命运中，觉悟到一个极其残酷的社会现实：被他自己一厢情愿并且自欺欺人地认定为即将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当下中国，不仅不具备响应“外因”的自信自尊，而且虚弱卑鄙到了连自己亲手制造的血腥历史都不敢公开承认和公开面对的地步。如此中国徒有其“大”，却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的文明轨道。在拒绝全盘引进宪政民主的西方现代文明及其良好道德和良好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当局津津乐道的盛世和谐，说到底不过是做贼心虚、贼喊捉贼地阉割本国历史的自欺欺人和痴人说梦。

    话又说回来，已经被公认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和最为畅销的学术教科书的《中国近代史》，尽管遭受了阉割删改的不幸命运，比起国内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科书来，依然不失为最不坏的历史文本。该书的出版，依然不失为2008年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