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柳暗花明

（北京）张耀杰


    2008年6月的一天，收到青岛朋友薛原寄来的《幽暗的航行》一书，并且附有一纸手札：“张兄好：呈上一册小书，系我们报业集团老总的书，若可能，请给予评介，叩谢。”

    可惜俗务缠身，一拖就是10多天，等到细读新书，才发现《青岛日报》报业集团的老总、《幽暗的航行》作者蔡晓滨先生，不仅是一名书生气十足的资深记者，而且还是不折不扣的思想家，呈现在他笔下的是照亮人类历史曾经有过的幽暗曲折的一系列精神脸谱。


“幽暗意识”的罪性思考


    《幽暗的航行》由14篇传记随笔组合而成，“幽暗”一词出自其中的《张灏：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一文。张灏的“幽暗意识”，直接来源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的授课教师、著名宗教思想家尼布尔及其危机神学或辩证神学。尼布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就是以危机神学的人性论为出发点，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认为要认识现代世界，必须记住人的罪恶性。最能表现人之罪恶的就是对于权力的无限贪欲。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尼布尔留下一句传世名言：“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

    张灏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幽暗意识，是出于对人性中的种种黑暗潜能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潜能的根深蒂固，人在一生中才会有种种不幸，人类社会中也才会有种种缺陷、种种罪恶。中国儒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劳心者治人”的高台教化的启蒙惯性以及报喜不报忧的愚民传统，直接导致限制公共权力的制度建设与制度程序的严重匮乏。用他的原话来说，“中国文明拙于发展科学以应付自然界，同时在建立现代化国家以应付社会这方面也失败了。在现代以前，中国确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一统帝国。然而如张君劢和牟宗三所指出，中国的过去祇有治道的发展，缺乏政道的发展。结果，在变成现代国家以进入现代世纪这一点上，中国却失败了，失败的关键在于中国政治传统无法在民主政府的方向上求出路。”

    在标题为《曲折的历程》的“代跋”中，蔡晓滨从人类社会更加纵深宽广也更加幽暗曲折的宪政民主进程中，进一步升华出他自己对于幽暗意识特别是公共权力的幽暗罪性的深刻思考：加尔文教派在16、17世纪的英国发展成为所谓的清教徒教会。清教徒的教义含有极其强烈的幽暗意识，它的整个教义围绕着人神对比的观念展开。神是至善，人是罪恶。人既然沉沦罪海，生命最大的目的便是企求神恕，超脱罪海，获得永生。这种思想应用到民主政治上，演变为清教徒的互约论。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他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也是人人平等！因此，他们对有权位人的罪恶性和对一般人的堕落性有着同样的警觉。十七世纪的英国大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说过：“国王和行政长官，他们既然是人，就可能犯罪过，因此他们也必须被置于人民所制定的法律和管制之下。”19世纪末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甚至认为：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越大。“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他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警句：“权力容易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败。”

    关于使人类社会从“山穷水复疑无路”的专制困境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文明境界的宪政民主制度，蔡晓滨颇为雄辩地辩护道：“有人说，多数人照样犯错误。狂热的群众运动中，还不是把希特勒选上了台，给人类带来了那么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其实，那是一种不健全的民主，或者无宁说，那根本就不是民主的错。正如婚姻自由的真谛不仅在结婚自由，而且在离婚自由一样，民主的真谛，不仅在选谁的自由，而且在于罢免的自由。缺少选举、监督、罢免诸多合法程序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1930年代的德国，根本就不是民主国家和民主社会。希特勒上台之后，将选民踢到一边，大权独揽，专断擅政，谁能制约他呢？在他的独裁统治下，德国走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祇是早晚的事情。国际著名政治学家威廉姆逊一直致力于呼吁民主制度的建设，他认为，‘民主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因而，他坚定地认为：”通常，民主国家不会发动侵略战争。大多数民主国家都在对自己的利益的关心和对他人的尊重方面取得了平衡的一贯性的记录。民主国家的和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批评他们政府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政府对它的国民负责。‘“

    在正式出版的文本中，威廉姆逊的上述经典话语惨遭删除。然而，正是惨遭删除的这段经典话语，充分折射出了蔡晓晓滨已经达到的思想境界。


西方社会的幽暗历程


    作为一名既面对幽暗历史又面对幽暗人性的资深记者，蔡晓滨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建构一种理论框架，而在于通过对致力于制度创新与精神探索的一系列宪政自由主义人文学者的文字塑造，来勾勒描绘足以照亮人类历史的一系列精神脸谱。呈现在他笔下的人物，既有西方的伯林、哈耶克、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萨义德、杰斐逊、托克维尔、尼布尔；也有中国本土的傅斯年、罗家伦、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殷海光、林毓生、张灏。除了曾经担任两届美国总统的杰斐逊，书中的其他人物大都以较为纯粹的人文学者或“知识份子”的身份闻名于世。即便是杰斐逊，在总统任期内也没有足够多的政治业绩值得炫耀，作者的着力点并不是杰斐逊相对短暂的执政业绩，而是这位“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制定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身上所体现的影响深远的“美国精神”。

    与作者资深记者的身份相对应，书中大部分的篇章都是传记体的学术随笔。其中既有“全景”式的线条勾勒，也有“聚焦”式的细节真实。作者所介绍的大都是读者阅读视野中的知名人物，所凭藉的“材料”也不是独家秘档中的轶事传奇，他所凭藉的几乎全是“常识”，却能够在常识记忆中发现并升华幽暗深刻的历史洞见。譬如《萨特：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文对于萨特与终生伴侣波伏瓦之间两性关系的透彻剖析：作为女权主义者，波伏瓦在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的男权伴侣萨特生前，所扮演的偏偏是女权牺牲者的角色。直到萨特死后，“他”拥有过的其他女人一个个走出波伏瓦的生活，“她”才终于可以独立地拥有“他”了。然而，这样的拥有其实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正是在这种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中，波伏瓦作为女人的自尊逐渐恢复，她的幽暗人性中善良与不太善良的多重底蕴才逐渐显现。她常常带着某种厌恶的表情称萨特的其他女人为“那些寡妇们”，同时以更加强烈的“寡妇”心理把自己排除在“寡妇”之外。

    通观全书，美中不足的是作者的文人气息过于浓厚，在行文过程中采用了一些过于夸张溢美的形容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构甚至颠覆了贯通全书的“幽暗意识”。

    譬如作者在《哈耶克：祇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一文中写道：“《通往奴役之路》给哈耶克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尤其是30年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奠定了哈耶克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霸主地位。”而在事实上，哈耶克一生持之以恒的核心理念就是自由的精神与自由的经济，也就是对于一切垄断思想与垄断经济的专制霸主的坚决抵制。作者用哈耶克坚决抵制的“霸主”二字赞美哈耶克的学术地位，留给读者的祇能是自相矛盾的荒诞效果。

    譬如全书中最为精彩的“代跋”中，偏偏出现了“希腊城邦这种最完美的民主制度”的不实之辞。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是比较简单也比较初步的一种民主形式，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有着它致命的局限性”。在这样的民主形式前面加上“完美”二字并且冠以“最”字，无论如何是不能成立的。接下来，作者另有“1620年美丽的‘五月花号’那不寻常的航程”的说法。2006年感恩节前后笔者在美国访问，一位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新教徒的后代，专门讲到他的祖先当年所面临的饥饿、严寒、疾病甚至于死亡威胁。美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五月花号”航程，留给充满幽暗意识的新教徒后代的是悲惨的记忆和感恩的情怀。以幽暗意识反思人类历史的本书作者，是不应该采用审美眼光夸大这段历史的。


幽暗历史的柳暗花明


    作为一名民国历史的研究者，笔者在《幽暗的航行》一书中阅读到的最为熟悉也最为亲切的历史人物，自然是在《新青年》、《新潮》及“五四”运动时代异军突起并且独树一帜的北大学子傅斯年与罗家伦。

    在《傅斯年：一士谔谔惊天下》一文中，作者谈到这样一个典故：《大公报》的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斯年的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他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与此相印证，老师辈的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对于中国社会的制度规则的拙劣腐败与人文精神的萎缩堕落，另有更加深入浅出的制度思考：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传统陋规制度的恶劣影响。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完整，但是因此建立的关税制度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作为对比，蒋梦麟痛心疾首地反省说：“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行省，大约包括两千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祇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他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家人和亲戚。”

    蒋梦麟认为，要彻底改良中国传统的陋规制度，必须全盘引进欧美文明中的良好道德与良好制度：“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与后代学人张灏的“幽暗意识”相比较，蒋梦麟的制度思考较多停留在技术层面，而没有深入到大同人类的幽暗人性中去进行更加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学理分析。应该说，中国宪政自由主义人文学者从蔡元培、梁启超、丁文江、胡适、蒋梦麟到傅斯年、罗家伦、殷海光再到张灏、林毓生等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人文谱系。但是，这种人文谱系的代际传承，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反而常常是较为罕见的偶然巧合。这一点在《罗家伦：遥远的玫瑰色甜梦》一文中表现得最为传奇。

    据作者介绍，1917年秋季，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的罗家伦，未经北大预科班而直接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也算是罗家伦吉人天相，这次招生是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次，也是胡适留美七年之后回国服务于北京大学的第一件大事。在一次招生会议上，参加阅卷的胡适兴奋地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当即表示同意。当考试委员们翻阅这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蔡元培、胡适坚持不拘一格选人才，就这样，20岁的罗家伦幸运地进入了北京大学。

    11年后的1928年8月，担任过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秘书的31岁的罗家伦，以少将军人的军衔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第二年招生考试时，一名考生语文和英语考得非常好，祇是数学成绩不及格。爱才心切的罗家伦亲自把这名考生叫到校长室谈话，面试之后特准入学。这个学生就是钱钟书。这几乎是罗家伦当年考取北京大学的情景再现，没有罗家伦的“特准入学”，也就不会有日后闻名于世的文史大家钱钟书。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9年之后留在中国大陆的钱钟书、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等一代人文学者，几乎全部放弃了自己曾经坚持的人文立场。中国大陆宪政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人文传统的逐步回归，已经是20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事情……

    （蔡晓滨着《幽暗的航行》，中国海洋大学出版，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