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信仰在中国——读余杰新着《白昼将近》

舒 崇


    今年4月，香港的晨钟书局出版了青年作家余杰的一部文集《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这是余杰自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以来完成的第一部以基督教信仰为中心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作者叙述了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分析了当今中国教会的现状以及基督徒们改造文化的努力。作者介绍了中国的家庭教会，介绍了中国的基督徒为争取信仰自由而遭受的残酷迫害和英勇抗争，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作了预测和展望。作为一名公共知识份子兼基督徒，余杰对中共当局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明确的论述，对基督徒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与政治活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过去史学界公认，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唐朝初年。不过最新的考古发现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刻就有关于圣经故事的画面和早期基督教的图案。在过去1000多年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时断时续，影响不大。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宣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开启了近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新阶段。到二战结束后，中国有天主教徒300万，新教教徒100万。尽管在民国时期，国人享有较多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属有限。自1949年中共掌权之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都受到严厉的控制与压迫，文革期间更是达于顶点。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文革之后，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迅猛发展。据统计，今日中国有1亿3千万基督徒，其中包括2千万天主教徒。在中国，每天有1万人成为基督徒，这样，再过30年，中国的基督徒将超过2亿，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除基督教外，其他宗教和信仰的发展也很快。今日中国，佛教徒也超过一亿。法轮功从1992年问世，到1999年就发展到6、7千万人的规模。9年来，法轮功顶住了中共当局的野蛮镇压，可以想见，在未来中国，法轮功也必将获得极大的发展。

    余杰属于70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份子。和他们的前辈相比，这一代知识份子有比较多的人皈依了基督教。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白昼将近》这本书收录了余杰和他的北大学长王军涛的一组信仰通信，很有意思。王军涛出生于1958年，当初他参加四五运动被捕坐牢，还不到18岁。此后，王军涛又参加了79年的民主墻运动，80年的大学生竞选运动和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王军涛的经历足以证明：他“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一直感到神的存在”。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在人生和事业的选择中讲究唯物主义的人，也从不追求世俗的成败标准；始终注重的是人生和事业的追求中的心灵品质的精神世界”。

    正像克拉科夫斯基说的那样：“神圣”这个词常常被许多人严肃、而且十分认真地使用，但是这些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杜威主张把作为名词的“宗教”和作为形容词的“宗教的”加以区分，他拒绝前者而肯定后者。照杜威看来，一个人若是对某些事物抱有一种虔敬的感情，它可以表现在艺术、科学、道德、友谊或爱情的活动中，这种感情，这种精神即可说是宗教的。换句话，人信不信某种宗教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终极关怀，是不是认定某些事物具有超越个人生命的价值。宗教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对价值的超越性作一般性的肯定，而且还建构了“另外一个完善的形而上的世界以安顿价值，然后用这个世界来反照和推动实际的人间世界”（余英时语）。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教徒更能够坚持理念，承受苦难，不怕孤立孤独，不怕默默无闻。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要做到这些就更困难，就需要更强大的内在力量。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波兰的天主教蓬勃复兴，一位神父说：感谢共产党，是他们把越来越多的波兰人赶进了教堂。应该说，这话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读余杰这本《白昼将近》，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作者本人的心路历程，也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巨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