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及其前路

（江苏）樊百华


    审视中国改革需要有“人类视野”。很难想像对人类社会没有清醒认识，而能够有对现实中国的中肯研判。人类从丛林社会到奴隶社会很“自然”，是以拳头、棍棒、矛箭为武器的强者得胜的过程；以后经历万年演变，同样很“自然”地充分发育了“权力私有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权力捉弄财产的经济，而中国的皇权私有制大一统社会，便是其典型。


权力——能力：私有与公有


    人类的私有制最重要的是两种，“权力私有制”与“能力私有制”。（公有制也有两种：权力公有制与社会合作制。）前者以对别人的控制与剥夺为能耐，后者以创造、提供给别人服务为能耐（法治社会的财富私有制是从能力运用的可估量结果界定的）。“人的能力”都从“想”（不仅是理性的“思想”）开始。权力不能直达“想”，但能控制“表达、表现”，由此通过“恐惧反馈”左右“想”。权力经济社会很多方面连动物社会都不如。权力家的能耐最多是灵巧的狮虎，古往今来的山大王、黑老大、专制党魁是典型，不论其有无国家权柄的样式，与其说能力的奇特不如说心狠手辣的超常。别跟我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意思跟“没有汽车火车就没有公路铁路就没有交通部”，要么是废话——说明不了任何社会利害关系，要么是糊话——汽车火车与铁老大、林立的收费站有什么必然联系？

    “能力私有制”是人类唯一伟大的私有制。在教育资源公正分享的社会，人们的能力各备其用、各有所专，很难说有多大差异。仅仅做贸易的生意人，应用别人的发明来生产的制造商、工程师，或者从事学术、教育的知识家，其中绝大多数人的能力都不算奇特，不能与科学家、发明家、大师媲美的——按照这一认知，科学家、发明家、大师之外的人群出现暴富（中国官话也叫“跨越式致富” ）与赤贫之别，一定表明机会、资源（包括信息）的利用出现了种种不公，人类社会还处于低级状态。

    权力通吃最低级，压制商业与膜拜商业的民族也都各有局限。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意味着所有围着权力转的说辞都属于黑话；所有围绕市场转的学问都称不上“大智慧”。博弈论对进入市场的财富之道德、法律的品质一无所知，例如对中国“国企改制中的化公为私”无动于衷，甚至像博弈轮专家张维迎那样助纣为孽，能够是什么大智慧？

    科学家们被权力、金钱所占有是人类一种很可笑的现象。能力本身不是强力支遣的工具，也无法计价。计价是必须的，但人类不可以计量化。计价（量）的实质是把一切抹平为可交易品。大多数人的职业估价（凡职业都是谋生的，谋生的官商富可敌国是人类的大瑕疵）说到底参照的是商品计价。这一理论太重要了！它宣告：人的尊严无法被市场充分尊重；它一开始就要挑明：人类的尊严即便在经济领域也不可能局限于计量化的市场经济；市场祇尊重可标价的交易品，它本身并不过问交易品的道德、法律品质，当然不可能充分尊重能力，更无法顾及人的许多快乐与幸福！目前人类的市场经济不承认雇工对企业财富增量的股权性贡献，雇用关系的“合作性”极其缺乏亲和力，例如有钱赚就并不在意中国大陆血汗工人的人权，甚至趁火打劫成为来华商人们的主导原则，也印证了商人社会的道义有限性。当然，大陆中国总体上还折腾在低于市场经济的权力经济中。可是连世界500强都几乎争先恐后地来到中国发民难财，说明即便是欧美商人，多不愿像2500前的哲学家泰勒斯那样通过能力（预见橄榄丰收包揽了榨油器买卖）发财，而是能通过勾结权力发财便一定会见利忘义。商人世界可以有规则，但其主导原则一定无关于终极关怀。中国总体上是无序的，来华欧美商人的第一追求连规则都不是。

    近年来，辜鸿铭们说过的中国文明的悠久绵延自有其理由、道理，又被人们或惊讶或无奈或自恋或庄重地津津乐道了。什么理由、道理呢？就是以暴力为终极支撑的私有统治体系的发达。邓小平的“摸黑猫”（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把这种不顾道义标向的猫论、摸论统叫做摸黑猫）、江泽民的“我大佬” （三个代表无非说“共产党是大佬”），使大陆中国以最坏的方式有选择地回到了1949年或者1911年之前，其“正当性”实在不是什么需要花巨资来研究的课题（中国社会科学界有的旨在为邓、江论调论证的单项课题费竟高达数千万，哪里是课题，干脆是收买、笼络、利益输送）。

    大一统私有制社会本来就有“公有制现象”（例如“国库”）；人类的“价值理想”从无数代无数个未名的思考者那里，就有了“和平”、“共有（处）”的发端。但是，或许在“氏族社会”的思想者那里，显得更易理解的“共”、“和”，在集权专制社会面前哪怕是想到、提出，都的确要困难多了，尽管例如中国的朝朝代代“大同”二字也绵延不绝着，实行的意思、意愿却日益淡薄、模糊下来了。

    近年来，人们在反思“道德理想主义”时，总要斥及斯巴达的集体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卢梭的“公意”、马克思主义，我却认为所有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统治才是后来极权政治的第一蓝本；而雅典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得失利弊，才是经过文艺复兴而渐次拓出近代共和、自由、民主、法治的第一蓝本。我更以为，欧洲人的私有文化、商业文化，总体看都是历史上“自然生长”着的（是世俗生活本身而非例如斯密的“财富论”推进着经济社会）——我是说，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即便有太多的不通顺，其鲜明的价值关怀，毕竟有其新气象值得后人尊敬的。

    是的，屠夫可以借理想、信仰的口实杀人，但为私利奋斗就一定促进公益的逻辑同样不成立。千万要注意：“乌托邦”本身不会杀人。


中国需要诸多理想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万分需要怀抱包括自由、民主在内的诸多理想（实践意向而非纸面意向）的地方。批判“道德理想主义”的人们，更应当从暴富群体的哈哈狂笑中别有所思。

    假定你生活在近百年前的中国，忽然接触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你会像今天的一些“中国式自由主义者”那样，仅仅在毛泽东主义面前展现出不无理由的傲岸姿态来么？难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思想界倾向“政治上人民民主、经济上社会公有”的价值热潮，是可以用“一时失足”来一笑了之的么？请问：当今的人类有没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润主义、官能主义等等的偏失？有的话，若非诉诸自然主义，怎么冲淡或消除要不要诉诸理想设计？要的话如何能够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的价值关怀永存敬畏；我不相信民主自由是由私有制、市场经济“担保”的，也不相信商人们能自觉怀抱例如“绿色和平社会”的理想。

    这样想起来，你就不会仅仅停留于毛泽东们1949年之前就有的罪恶，而必须承认“人民共和国”旗帜上多少有的理想气息。王力雄说：“对毛泽东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不祇是一种夺权工具，他对共产主义具有真心信仰的一面。”（《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是的，如杨光所说，毛泽东是斯大林加朱元璋（同上书123），但斯大林毕竟有别于朱元璋。

    1949年后的问题是：没收了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大资本后，应不应当在1953到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请回到当时的情境中去吧——承革命余绪，那时的建设难免有着革命跃进的惯性，但由于农业社会的工业设施非常薄弱，除了红色工厂和接管的大资本工厂外，能够与工业嫁接的当然祇有私营工业和手工业了。在管理能力、经济知识贫乏的情况下，资本家们已然遇到今天不敢想像的工人罢工了（这会导致新政权不愿意看到的政治效应？），而种种不法行为在潜规则天然发达的中国自然难绝（想想刘少奇的“剥削有功”是在哪儿说出来的？天津！今日“中国式自由主义者”也多持“剥削有功论”的），加上国际因素导致的增长强大欲（“社会主义改造”后接着反右、再接着实行总路线，直到今天其实同样混乱的“GDP图腾”，都与权力层虚妄的“崛起欲”、“强国梦”相关），难道可以把当年的激进改造归咎于没有党内民主的毛泽东一人的激进独断？或说，应当等到民族资本主义充分发育，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后再行社会主义（这当然是马克思的思想）。请问：充分发育了会不会更加难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不是更难的话，诸君说说今天中国的局面或者干脆说欧美社会还要充分发育到哪一天，社会主义行之更易？（尽管特别是北欧，有特别多的社会主义）或说：根本就不应当有社会主义的异想天开。于此，即便中国真真假假的社会主义高谈杳无踪迹了，我也至少会有一点同情的理解：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化大生产应当与“社会所有制”匹配的设想，很有一些道理。我不认为当年美国出现普列策抨击过的大奸商洛克菲勒，今日美国矽谷频发白领抑郁症；今日中国的大工厂廉价卖给私人或由私人控股甚至送给了私人，从官商暴富到白领、蓝领劳累受虐致死、抑郁自杀，是人类多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世界经济成为例如几百家国际寡头公司协耕地的一天，人类收获的不可能祇是骄傲。

    不能说共产党闹革命，完全是少数想“取而代之”过把特权隐的煽动家，折腾出来的（连李大钊、陈独秀们都一概否定？尽管例如美国政商也乐于看到，但一定很难！）。最迟从反右开始，“政权资本主义”（把资源、资本垄断于政权手中并赖以继续压迫、剥削人民大众）之所作所为的惊人荒唐，即便是不得言论自由的大陆思想界，也反省得很深入了。但为什么今日中国民众中依然有毛泽东言论的土壤——依然有未必可以称作“毛式革命”的基础？仅仅用“好了疮疤忘了痛”、“言论封闭所致”来解释，肯定不够。“毛泽东言论”本身，与人性、社会、历史、理想，是非善恶，有着并不单一的关联，难以等同于“毛泽东行为”。

    又当然，“后毛时代”与“毛时代”有着重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差异。若非重大的、根本的，那至少从理论上说，权力集团就一定存在着“高举毛泽东旗帜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真实可能。但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看起来好像是“自由思想界”最反对的，而其实，若真正坚持朴实的利益论分析问题，恰恰是仅仅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高举毛泽东旗帜”挂在嘴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暴富集团，最不愿意、最害怕“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当然就有了远离“毛公有”的“邓—江私有”（胡锦涛的“坚持改革”即“坚持”不与“邓—江私有”决裂？），是不是改革、是的话是什么改革、不是的话又是什么，它的得失何在、前景如何的问题。

    中共十七大前后，舆论充满对“胡温”启动政治改革的憧憬（批评方面称作“胡温幻想”）。人们注意到当局对“反对派人士”有选择松动的举动，而“反对派”方面的“宽容、和解”吁求又有升温，其中不乏被“招安”、“吸纳”的渴望。假如暴富集团进一步拓宽“行政吸纳”，甚至有的“民运人士”都被吸纳进“得圣眷”一层呢？回到1980年代的开明绝对不存在吗？任何人都不可看死，任何事都不可说死。


注意“权痞资本主义”


    这就是彻底认清1980年代的特别意义所在了。

    中国的1980年代，是“毛泽东时代”的多样延续、开明“转轨”、“权痞资本主义”萌芽的混合期。“多样延续”主要是“极左”与“理想”的分化与并存，主体上表现为胡耀邦及其助手、思想理论界人士们，与反“自由化”的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及其帮派们的对立。这时候“极左”已经蜕化为没有任何理想的赤裸裸的专制主义，邓力群们那时候连“官倒”也不在意，祇干反“自由化”（大致可概括成“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理想）一件事情。赵紫阳及其助手、思想理论界人士们是开明“转轨”的政治主体，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与“官倒群体”则是“权痞资本主义”的先锋队。

    邓小平们的政治解放本身就是“极左”松动的结果，而19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属于这一松动，所谓“全民受惠”祇是“极左极权”放松后的政策性小惠。不是政治之惠、制度之惠。

    及至1990年代中期“权痞资本主义”定型，民众经历了长期的种种煎熬之后，又迎来以“免除农业税”为标志的又一个小惠期——如果胡温以来没有“全民受惠”，1980年代也就没有“全民受惠”。对“改革”的认识，必须坚持政治的、制度的、利益结构的多维综合视界。用“全民受惠”观照1980年代的“改革”，必须与“改革神化说”、“改革终结说”的逻辑相一致。

    1989年大屠杀禁闭、窒息了官场的“自由化”理想主体，民间的道义人士、学界的良知型学者成为中国理想的自觉坚守主体；而“极左”主要因其意识形态上妨碍“权痞资本主义”的一面，1992年之后很快祇在官场留下来一具空壳，供在文宣教育领域混事的学识谫陋的小党棍、小教贩们啮啃了。

    人们注意到胡锦涛的17大政治报告中64次出现“民主”一词——正好与“六四”相合！倘若共产党出现对于1980年代的开明“复归”，有什么可以供哪些主体啮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