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立医疗保障制度

王 军


    在美国，不论具有何种身份，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无论是穷人还是富贵，甚至是乞丐罪犯，都会得到做人的尊重。患病者祇要填写个人资讯的表格，不用交任何定金、押金，就可以入医院治病。保障生命安全，这是医疗保障制度给人们提供的方便。与中国患者交不起定金禁止入医院，患者押金不足会被护士当即拔掉输液吊瓶的惨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更需要建立医疗保障制度


    有一个美丽的谎言，说中国在上个世纪曾有健全的医保：1950年代初就有了公费医疗制度和劳保医疗制度，当时工人看病不用钱。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又在农村发展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乡间走。

    我称此为“美丽的谎言”，是因为中共实施的公费医疗制度从来不能解决医疗问题。公费医疗制度的医疗经费来源以单位为主，社会互济程度低，导致医疗待遇苦乐不均。单位效益好，职工的医疗待遇相对就好，而一些经济效益特别差的单位，职工的医疗待遇就难以得到保障，有的还因单位拿不出住院抵押金而耽误了职工的病情。

    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就是各村原来的赤脚医生集中到一起，3至5个村设一个医疗站，统一由乡镇卫生院管理。赤脚医生根据销药和手术费多少进行工资浮动。绝大部分赤脚医生为了多拿工资，想尽办法多赚农民的钱，如农民患一般的感冒，本来吃几片普通感冒药就可以好，但他们也学大医院非给患者挂吊瓶不行，还要往里加好药。另外农村医疗站，设施简陋，医疗水准低下。取消农业税之后村集体经济全面崩溃，三职干部工资都发不下来，哪里还有钱投向医疗站？更谈不上为农民报销药费了。现在的医疗站实际上就是乡镇卫生院设在农村的一个销药点，对减轻农民看病方面的负担一点作用都没有。

    研究机构最近对中国100多个村庄的调查表明，有32%的婴儿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农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原由是农民看病难。农民看病难、医疗费用高，是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贫困农民要建立救助制度，使这部分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

    “三成婴儿在家出生”与“七成农民在家死亡”，这两个数字体现了中共体制的低能和罪恶，令我们民主党人感到辛酸。农民是否“不习惯到医院”呢？不是。原因在于，农民没钱看病。虽说近几年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收入的增加远远比不上医药费的上涨。资料显示：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仅占有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没有尽到保障农民健康的责任。

    在当今的农村，农民的“治病三部曲”是：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得了大病，有的借钱看病，有的因治病倾家荡产，也有人因治疗费用太高而等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事例屡屡出现。许多地方农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原来已被消灭或被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再度出现甚至流行，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庸医、巫医、卖假药的大量出现，封建迷信活动猖獗。


如何改变农村医疗保障局面


    在我看来，未来的民主中国应承担起农民医疗保障的责任。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是建立农民医疗保障的根本与前提。我认为，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民的健康，个人家庭的灾难，就会演变为民族的苦难。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在共产主义破产的时候，由于中共疯狂打压民主意识，结果现在的中国农村不仅缺乏民主，也缺乏科学，造成低级的迷信活动普遍存在，而且有扩大和蔓延之势，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影响农村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成为建设民主中国的阻力。


农村封建迷信活动盛行


    在中共末日的腐化堕落的领导下，当前农村封建迷信活动日渐盛行，而中华传统美德、现代文明和科普知识却得不到很好地继承、发扬和普及。

    山东省威海市濒临“蓬莱仙境”，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区之一，经济文化一向发达，据其抽样调查，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为73.88%，有线电视连网率为91.63%，祇有16.12%和8.37%的农民没有通上自来水和有线电视。在这样一个标兵地区，迷信活动受到中共贪官污吏的包庇纵容，却极为猖獗，以下几种形式是最为常见的：1、丧事大操大办。不仅要披麻戴孝，还要大吃大喝，请乐队和吹鼓手，气势比办喜事都热闹，送殡的队伍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同时还要为去逝的人焚烧冥钱和扎制的别墅、小轿车、电视机、电冰箱、音响、牛、马等纸制品，更有甚者竟为死者焚烧纸人。根据调查的情况看，丧事大办者，既有富裕的沿海渔村，也有较为落后的偏僻山村，既有收入较高的富裕户，也有中低收入户，个别贫困户甚至举债办丧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母活着时不孝敬，去世后却大办丧事。据调查资料显示，2004年全市农村人均殡殓费支出为5.49元，比人均赡养费4.04元高出1.45元。

    2、有病不去医院，相信巫婆神汉。有些得了病的农民，特别是一些得了重病或久治不愈的农民，在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仍然没有很好的效果，往往会找一些所谓的“神医”治疗，其结果不仅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也浪费了钱财。更有部分人根本就不到医院治疗，直接找“神医”化解病情。调查中了解到，信奉“神医”者中以中老年妇女居多，有给自己看病的，也有给家人看病的，这部分人不仅真诚信奉“神医”，而且到处散布传播，影响极大，并且越是贫困、偏僻的山村这种情况越是严重。

    3、算命、风水生意兴隆。现在农村无论娶亲、出嫁，还是盖房、出远门、选墓地、升学考试、外出打工或为刚出生的孩子起名都要找算命先生或风水先生算一算，占卜、算卦者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从调查情况看，调查户家中成员有过占卜、算卦经历的占总调查户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0%.另从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处得知，求签算卦者有农民、学生、下岗职工，也有极少数机关干部；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年仅十多岁的学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为死去的人购买迷信用品毫不含糊，而为家人购书、订报纸却舍不得花钱。据抽样调查显示，2005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购买迷信用品支出为4.57元，比上年增加了1.17元。

    4、建庙祭祖，焚香磕头。竖牌坊、立家谱等风气有所抬头，组织者不仅要求同村同姓氏的农户捐钱捐物，还要在特定的日子烧香拜祖。而带头建祖庙的，往往不是农民自身，而是共产党干部，和离开农村在城里暴富的个体户老板、企业厂长、经理，还美其名曰为乡村办好事，以满足自己光宗耀祖的心理。

    与上述种种末日病态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共各级干部却拒不扶持贫困农民安装自来水、有线电视，拒绝积极开展各种科技致富活动，显然，贪官污吏是因为担心这样的教育活动会造成民主意识的觉醒，危及自己的腐败活动。

    正是这种愚昧环境造成的恶性循环，农村合作医疗机构无法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无从完善。许多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山村，没有正规的合作医疗所，农民祇能到很远的镇驻地医院或邻村医疗所看病，同时由于药价高、假药泛滥，使农民失去了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例如，威海市农村医疗保险的保险覆盖率虽然达到74.91%，但投保额太低，每人年均祇有20元人民币，对于得大病和重病的农民来说祇是杯水车薪。调查显示，许多老人到医院查出得病之后，因交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和手术费，祇能眼睁睁回到家里等死。此时的农民多么地无助，而中共的末日统治又是多么地狰狞。


借鉴美国医疗保障经验


    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中国，这样的悲剧绝对不会发生，因为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必然会承担所有人民的医疗费用，就像美国这样，对所有无钱看病的所有人民，一律实行公费医疗。以2003年为例，美国的国民医疗总开支高达1679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3％。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由此可见，美国的医疗保障模式并非政府“甩包袱”式的那样“市场化”。真正由国民个人直接“自掏腰包”支付的费用在总开支中祇占16％。政府的健康保险则包括联邦层面的“医疗保健”、“医疗救助”、“军人医保”、“儿童保健”计画，以及各州层面的各种健康计画。美国医疗体系的较高市场化程度体现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医保是通过私有部门获得的。例如，2003年，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健康保险覆盖了60.4％的总人口。然而，美国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仍覆盖了26.6％。尤其重要的是，政府的医保计画主要保障的是弱势群体，从而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中国人在留学美国期间怀了孕，没有在美国交过税，祇要符合穷人标准，就能享受非常好的产前检查、营养补助、生产、产后母婴保健，甚至奶粉尿布都是免费的。还有，美国至少有14州拥有慈善性的“社区公益”安排，一些医疗机构有义务为了社区的共同利益，参与免费或优惠性护理，开展社区内外保健活动，提供免费或优惠价格药品等。其他还包括“印第安保健服务”专案、爱滋病人“让。怀特”项目、与军人及其家属相关的专案、“国家保健服务队”等等。美国医疗制度并不完美，可是，它能够长期在正常运作下逐步修补，基础之一是法治的完善。因为不论是医疗欺诈还是保险欺诈，都很容易发生。必须通过很强的法律手段，基本抑制这两类欺诈，才可能运作下去。

    中国的医疗改革无疑是难度极大的系统改革，有必要全面总结这些年来的经验教训，同时借鉴外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解决好医改这个难题。最终，在中国建立良好的医疗保障制度，造福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