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与误导

（河南）陈华东


“为政治服务”的定式思维


    某日在绿茵如画的校园内悠闲漫步，偶遇一位从我校中文系毕业后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的在读研究生。片刻闲聊间我无意地向她问了一句话：“你认为攻读历史学的根本目的何在？”讵料她未加片刻思索竟作了如下直截了当的回答：“为政治服务”。听了这个脱口而出的回答后，我不仅茫然，且更为惊愕，因没想到我们青年时代即已耳熟能详的这句定式语言，竟然一直延续到新的世纪。是代代相传的定式思维在作怪，抑或诸如此类的思想灌输从未断绝？实际上如若转念一想，冷静地去纵观并反思那过去岁月里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学科的观念教育，所接受到的大都是“为政治服务”这样的思想灌输，从而长此以往，似乎就形成了一个传统而一直延续至今。再转念一想，时已处在当今多元思维并存的新时代，对于这种观念的存在是值得去推敲的。

    一切学科都具有专业内涵、学术尊严和独立的价值观，对于后者，人文学科尤甚。尽管如此，也不应否认各科之间亦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和某些相融性，因而“服务”之说似在情理之中。但必须指出，如若仅仅出自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将它们人为地赋于某种带有依附性的属性而成为一种工具的话，那就失去它们的原本价值了。

    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上述应答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之滥觞作出如下有待商榷的刍议，以祈方家不吝指正。其一，窃以为，“政治”一词的定义，作为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出于某种不言自明的原因，长期以来在我国学界乃至公众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了一种超广义性的解读，俾而易于阐释，更而便于操作，直而延续至今。其二，举凡对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关于“政治”一词界定的种种论述，我国因囿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哲学视角、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经济背景而不能予以批判性的吸收和辩证性的接纳，从而失去了理应参照的一个参照值。其三，为现行政治体制的本身实质所决定了的一个明显表征，即“政治当为人们奉行的最高原则”这样一个带有强制性授之于人的理念早已介入各类学科并融于其中，且又久入人心而奉为圭臬；鉴于上述三点现状并予以综合后，我们对各类人文学科在进行观念教育时为何至今还要灌输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样的观念，那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去伪存真


    前人早已指出，研读历史的目的或者说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依据建立在真实史料基础上的构架而予以缜密性的考证和逻辑性的诠释，其核心就是四个字：去伪存真。因此，我们攻读历史学的宏旨之一就是要在一些疑点上去寻求真相。有鉴于此，历史上那些历经苦难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们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崇敬，盖缘于此也；反之，如若人为地加以掩盖、歪曲、篡改甚至伪造历史，终究会有大白于天下之一日而受到后人之唾弃。由此可见，对于“真”的，要给予合乎逻辑的推理与诠释，使后人从中汲取经验，即所谓的历史经验；对于“伪”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末面目，使后人从中领取教训，即所谓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以史为鉴的重要表征。然而，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去成功地而又完满地做到这一点，却又困难重重，其主要难点当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真实无误史料的不完整甚或缺失，二是面对卷帙浩繁的史料所必须具备的深厚的辨伪功底，三是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四是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五是执政当局为一己之私而严控重大历史档案，专供御用学者，即使过了时限也不解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难点，即当我们面对记载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各类文献之际，如若野史有悖于正史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正史恐有曲笔、野史却有正确表述这样的情况之存在。所有这些，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受到研读历史的难点，也就是说上述之方方面面即乃史学研究的困境之所在。

    上段所言，均系指正常情况下史学研究的困境；但若在非常情况下，那史学研究的任务就更为艰巨了。先不说别的，仅就历史教科书这个问题，诚如袁伟时所言，一直不顾史实，仍在让孩子们喝“狼奶”长大。不胜枚举的无数事实早已证明，一贯向青少年灌输习读历史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潜台词，就是希图一党独统的局面永存。如果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谁是最高明的化妆师，当自不待言。执政当局向以谎言为主轴，辅以各种惯用伎俩，来解读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其中以达到人们集体遗忘为目的的掩饰、误导、淡化等手法的运用更为高超，无人可出其右。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竟然不知道刘宾雁为何人，即可见一斑。然而，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一切画皮终将会一一被揭开，许多史实也会逐一恢复原貌，“收租院”的真相披露即为无数事例中的一件。再如，10年前国内出版了名为《历史的先声》的一部书，其副标题为“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出版未几，即被封禁，因其有讽刺当局食言自肥之嫌。然而，这一封杀却使该书在网上不胫而走，欲盖弥彰。诚如常言所道，历史的脚步前进不止，历史的车轮谁也阻挡不住。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傅斯年所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此言虽偏激，但也令人深省。所有这些，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受到研读历史的难点，也就是说上述之方方面面即乃史学研究的困境所在。如若对此表述依然存异，则请看如下一则为笔者所援引的一位西方近代思想家卡尔。波普对历史学研究中的人为因素的干扰所表达的一段精辟的论述，俾从另一角度来作旁证。


民间记忆永存


    卡尔。波普说：“有时，对历史真相的解释，比对历史真相的发现离历史本身还要远。因为解释历史的权威们，总难免犯这样一个错误：为着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历史，而不是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归纳自己的理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历史常常成了被理论利用的‘资料’而已。”显然，这段鞭辟入里的论断不啻明白无误地从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史学研究困境中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致而囿于此而使人们感到无奈与困惑。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斗胆揣想这段文字所指出的那些解释历史的权威们当中，应不乏为各种政治集团服务的智库中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学术幕僚们。

    写到这里，又不禁使我想起20多年前读过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著的《斯大林时代》一书。散见在该书中的三点令人为之振聋发聩的精彩论述，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原话虽已记不清了，但对其大意的记忆却是准确无误的。其一，人类的一切进步（窃斗胆认为这是一种泛指，当然也就包括了以武装斗争而取得政权这样的模式），需要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缘于此，不但要有许多英雄们战死在疆场上，而且还会有许多被屈杀的冤魂，而这些屈死冤魂的价值并不亚于那些战死的英雄们；其二，一个专制独裁者，他对周围的怀疑心和恐惧心将随着他的年龄和权力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与日俱增；其三，历史的一页往往是胜利者撰写的，但随着无情岁月的流逝，归根结蒂还得由人民大众用一代又一代的血与泪来如实完成的。纵观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第一点虽然也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血的事实，但也未免在客观上隐含了为独裁者斯大林开脱了滥杀无辜之嫌；第二点不但是铁一般的客观存在，而且是专制极权制度历史发展的必然，独裁者更是难逃臼窝；至于第三点，当可表述为民间记忆永存，民族记忆永恒，这是人类极为可贵的优良传统，它既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同时也是史学研究困境的真实表征。

    以上种种表述，可以说都是人人皆知的老话题，如今旧话重提，无非是为了反复强调如下这一点：人们在向前看和向前进的时候，必要时也要向后看一看，而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和向前进。正义的历史早已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当局刻意淡化乃至掩饰过去一段历史上的瑕疵，不仅徒劳，而且必将受到未来历史的无情惩罚。

    谨以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最后一句留给后人的警世之言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重读后不免凝思，以史为鉴，绝不重蹈覆辙，这才是研读历史的真谛之所在。（2008年初春于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