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国家的奴隶

（四川）杨银波


批判政府 批判传统


    思想不独来自“自省且自律”，也不唯独来自心灵。思想是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实、历史长河中，属于个体也超越个体的认知、辨析。思想不仅仅是无数参考系中的归纳、总结，不仅仅是剖析自我的忏悔、审视，它甚至更是行动，不仅是想出来的、写出来的，更是做出来的，有时甚至是拿命换出来的。自我、政府、传统这三者之间，没有先后秩序，人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政府以国家法人自居，以制度统领于你，传统则是数千年之遗留、保存，到现在真正遗留下来的，已经太少太少，诸多教条束缚中国人，诸多正道被扭曲解释，要真正还原传统，就必须对太多传统重新批判对待。批判政府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迫使其转型，喝令其改革；批判传统是拨乱反正，让中国人认识自己真正文化来源。

    对自我的认识有无数路径。当你俯瞰历史，仰望世界，任何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我不是克己复礼的传人，而是作为人的追求，在面对太多不公不义不平时必然条件反射般地挺立。现代公民不是什么都要无分是非地去包容的，可以忍受自己的得失，但不可忍受公众的得失。思想向内扩展的人看得见自己的劣根，明白自己的局限，懂得自己的微渺，但不迫令自己收敛良知，或者祇是独善其身，充其量祇能保全自己的清静。省与律，其根本目的不是束缚自己，更不是灭杀自我及个体，而是为了得到心灵的通畅、浩然的正气、豁达的悲悯。这是入世的态度，不是避世的态度。因恐惧政府专制而不敢言，因熟悉权力运作而鄙视无权者的奋斗，那不是端正，而是冷漠与傲慢。要知道，民间远远超越官方之所在，不在于你的权，不在于你的势，而在于人心。


反抗权势 冷漠权势


    走进真实的民间，那里多是反抗权势、冷漠权势的潮流。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受难，不是谁说出来的受难，而是真真实实的受难。关在监狱里的良心犯、政治犯，走在路上的上访者，圈地运动中的抗争者，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民间，你也将知道知识份子应该怎么当。古往今来，多少狂傲不羁的人物力挽狂澜，竭力呼喊。他们不因时势的黑暗而惧怕，不因民众的出卖而叫屈，不因身份的卑微而自轻，甚至不因家庭的阻拦、权钱的诱惑而妥协。中国式的脊梁往往都是在真实的黑暗面前，勇敢地为民代言，有时甚至勇敢地面对盲动的民众，成为了一个人的战斗。这是任何时代里被当作最傻、最天真、最不成熟、最无世故的人，这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所引起的吗？不是。那是回归本性的努力。

    心灵不是一个简陋的角落，它是一片汪洋大海，那里面装载万千。心灵是内外相通的，中间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阻碍，万物皆在心，心皆在万物。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极出色的传统文化，天下不是君王、党主之天下，乃是天下之天下。关注世态，秉笔直书，反抗强权，更不必理会是否得罪政府，或者破坏传统，而祇理会声音是否发乎于心？即使是文盲老农，也能持有一股正气，能够尽一己之力。这跟文凭高低无关。我没有否定体制内的努力，没有否定体制内存在够硬的角色，不少身在曹营的人比我更愤怒，而且其计划更长远、更懂行情。社会是有分工，平台却都是公众，因此，做看得见的事，说听得到的话，都是对公众负责。

    苦难是激起思想的重要条件。苦难确实不是全该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负责，里面很多内容是人生恒常的存在，从来没有因为文化、种族、制度和经济水平而改变。但这不是为政府、制度、文化、传统解脱责任的根据。制度的更迭，其目的是更适合人性——尤其是人的逐利本性，来推动国家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分配资源、吸收文明、创造文明。当国家的众多资源遭到垄断，包括统治权力、媒体自由、基本生活之必需（如电、水、路、通信、石油等）的垄断，尤其是腐败问题日趋严重，犯罪问题日趋高涨，弱势越来越无助，强者却越来越霸道，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思考：我该怎么办？民主制度、民主政府、自由文化、公民社会等，这些确实不能把每一个中国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如神仙般的大善之人，但是这样的制度、政府、文化、社会是更合理的需要。通过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的传播，通过民众选票的透明认定，通过非政府组织的全社会动员，人可以生活在有选择权的天地。5年前郑贻春说：我可以选择你这个制度，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制度，我可以选择你这个领导人，我也可以不选择你这个领导人，这就是政治市场化的本意。你完全可以把某一种制度、某一个政权的权位、某一位领导人当作商品来选择，它们就像你买的一件衣服或某种物品，你可以要，你也可以不要。但是5年后的今天，他被关在中国监狱里受刑，销声匿迹。按韩寒的话说，这种瞎子用屁眼都能看明白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双眼不盲的人却看不到？

    改变制度是从权力的合法来源开始的，合法的权力来源有利于权力的合法运作，为地方、为国家、为每一个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机会。一个收入微薄的农民，一个含辛茹苦的乡村教师，一个沿海电子厂的打工妹，需要的都是人民币。茅于轼就说过：中国人不是缺粮食，粮食荒是个伪问题，中国人缺钱。这样的常识，北京大学的学术泰斗季羡林也会告诉你。要让人民有钱，让每一个人都富足起来，更合理地分配资源，就需要廉洁高效的权力，透明公平的市场，鼓励人才的氛围，勇于接纳不同政见、社见、经见、报见的胸襟。苦难的缘起，有突发的，有非突发的，有急风骤雨的，有潜移默化的，是制度与人心的双重灾难，甚至是制度与人心之外的更多因素所致。没有办法消除苦难，但却可以通过改变外在条件的方式来减少苦难的发生。如果人们能够有力地阻止政绩工程，如果国家能够有力地打击腐败，如果黑社会的问题可以在解决贫穷的前提下根治，如果上访的人不要抓他，如果敢言的记者不要整他，如果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不要关他，如果当政者可以放权于民间、还政于人民，如果军队真正属于国家，那么苦难必然会大量减少，整个社会都有浩然的悲悯正气，人本身的劣根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最反对的是那种因为“不可能全部解决”而干脆不解决的做法。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主事者冥顽不化、从根本上拒绝改革，逼得敢怒不敢言的人也非说不可。

    客观，宽容，大智慧，大心胸，这样要求此时的你我。当你宣泄不平之鸣，显示自己的强硬与不屈，想要做大自己这个公民之时，你将被视作表标卖弄、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到最后祇能得出一种结果：沉默。我看整个中国都在欺骗。我们活在被民主制度夹击包围的国家里，还要自我安慰中国特色、和谐社会。


是公民 不是百姓


    救世是无数人都在干的事情——不是救世主，是救世者。这是勇敢的一群人，本来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不管是被视为标榜卖弄还是被视为正义良知，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而且是表现定了。你知道这种表现需要多大的勇气？将承受多大的代价？思想是活的，活在人的身体里，发射到真实的社会中，有光就该亮，有能量就该释放。我反感仅限于言说，因此也在做事，也在奔跑，冲破禁区。我向来不认为那是狂妄。实在是太多人自己被自己吓破了胆，自己的恐惧与冷漠占据了大脑。

    中国不是狂者太多，而是太少。不是要兽中之王的霸气，不是今天攻打这个民族、明天掠夺那个民族的成吉思汗，不是镇压良知、掀起文革暴政的毛泽东，而是留股正气在人间的奋进，是真真正正地当一回人的挺拔。这种人不是暴力的倡导者，不是侵略的响应者，不是权力的崇拜者，不是物质的迷乱者，而是视民情如自身所受，视国情如自身所承，是一种不轻贱自己的承担，有日夜焦灼的辗转反侧。我不是恨国者，我是实在爱得太深太深，以至于爱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这是什么地步啊？睁眼闭眼之间，都是血液和哭泣的声音在反复撞击，那是真正的暗无天日的真实感受。要谈涉世，就到底层来，就到边缘去，就到官场上看个够，去那喊不出声音的监狱，去那忏悔罪孽的教堂。或者看看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再去上访村看看，去佛山市南海区和广州市太石村回访，去法庭旁听腐败案件、黑帮案件吧。再来想想：中国究竟需不需要一些不一样的狂者？究竟需不需要不人云亦云的现代公民？让我来宣告：我们是公民，不是百姓；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工具；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国家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