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逻辑和中国人的感觉
(重庆) 郭子宽
张五常是经济学大家,早已名满天下,尽管我不在经济学专业,也知道他的租佃理论。张教授1959年到北美的经济学圣殿受训练,若干年后,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从图书馆出来,他可以和大师不相高低了。
有幸看到了他的短文集《中国的道路》,首篇就提到了“逻辑”,他欢迎按照逻辑和他进行辩论,但如果立场不同,则辩论无益。“道不同,不相为谋”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我深感赞同,经济学是科学,完全可以在一套严格的统计计量数学公司的框架下一辩真伪,而立场不同,则会涉及到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领域,好和坏的标准,涉及到宗教戒律和道德标准,“谁也说服不了谁”。很好,能够首先明确讨论的界限,当然有助于讨论的深入。
文集的封三,有洋洋大观的、几乎挤不下地方放的张教授其他文章结集出版的书名,一看还真吓了一跳,让人想起李敖“大全集”。著作等身,何等荣耀,当然有资本骄傲了。
还是聆听张大师的教诲,拜读他的短文吧。幸好这些文章短小,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挑看几篇自己熟悉的文章。他的文章如他所说写得痛快过瘾,然而我发现竟然感觉不到读他文章的痛快和过瘾。起初我归因于自己经济学常识的欠缺,后来又感觉不是,如上海跨海大桥的修建,完全不需要经济学专业知识,祇需要生活的常识,再如讨论大学城的建设是不是好大喜功,也不需要多少经济学知识。
翻看了几篇,我的感觉愈加明朗。确实无法和张大师进行逻辑上的讨论,他的短论好像无懈可击,文章如此短小,其中还有不少东拉西扯,根本谈不上严格的逻辑。我读这些文章,没有感到满足,甚至有种越过有言在先的“界限”,在立场上论个是非的冲动。
当然我知道张大师的资历和本事,他在报纸上开设专栏也是功德无量。我们也不能从专栏文章的破绽和立论的粗浅来判断他的学问,这本不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他是大学殿堂里的资深教授,报章文章,不过是老头茶余饭后的闲聊或扯淡。
但这样我的感觉更不好。一个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却隔岸宣称“专制决策成本的优点”;对所谓政府官员拿直尺在地图上划直线规划道路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强烈反应;用“上海人发神经了”的语言表达一种赞叹;以3年5个月的跨海大桥的建设速度,来解释中国经济腾飞的理由并为之喝彩:说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像一个姿势不好却创了纪录的运动员”,其他专家按照技术规范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外国的专家看不懂中国,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模型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倒也罢了,因为他们的社会体验和有限想像,确实无法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大陆的专家学问不精,或者有话不好说,也可以理解,身在庐山,人在江湖。但张大教授乃饱学之士,自由之身,竟然也加入中国奇迹无法解释的大合唱,就对不起自己的经济学训练,也对不起他为之高唱的祖国了。
我没有在芝加哥和洛杉矶经济学殿堂受训,但凭生活的感觉就能判断所谓中国奇迹发生的根源,根本用不到数学模型,也不用外行看不懂的成套的函数和公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说简单点就是农民的劳作在城市里的堆砌,高楼大厦,公路桥梁,都是这些劳动的成果。看看民工住的工棚,看看农村的破败,就知道微薄的劳动报酬通过层层环节最后的归属。眼睛祇看几个大城市灯火通明的辉煌,实在是浅薄。稍微复杂点,资源的国家占有,金融的国家集中,公共产品的不足和垄断价格的盘剥,中国这么多人的钱堆一块,造几个寡头和富翁,不跟玩儿一样?多卖点鞋子袜子和手套,中国就真的发达了?
中国需要经济增长,百姓更需要生活富足,而人们普遍的经济富足和精神愉悦,才是经济发展国家强大的目的和基础。
这不需要经济学的逻辑,祇需要真实的感觉。发展经济,不在于大学城的宏大,也不在于大桥的世界纪录,更不在于数学模型的完美,而在于每个人摸摸钱袋看自己的钱够不够花,上班工作是否充实和有效,平时生活地是否感到舒心和幸福。人民对生活要求,说的具体点,就是有事可以做,有钱可以花,当然,最好也包括有话可以说,就是享有生命、言论和免于恐怖的自由。
说起来可怜,我读张教授文集的同时,也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我敬爱的丁东先生被查抄拿问,原因很简单,他要为我喜欢的何家栋先生临终前编一个文集。哎,如此恐怖!这个城市的灯火再辉煌,又怎能让人感受到光明?讨论问题的文字都有罪,怎么会有科学解决经济问题的好主张?张教授对“专制和民主决策”成败比例的逻辑分析,可以休矣。
如果我们不能像张教授一样自由地嬉笑怒骂,即使再多几个跨海大桥,多几个三峡大坝,多几个南水北调,多几个磁悬浮,又有何益?那不过是让远在香港的张教授觉得兴奋过瘾而已。买来日本的“疾风号”,喷上国产漆,画上CRH,然后号称自主知识产权的子弹头,不就是一个“耻辱号”? 不是我悲观,老先生勇气可嘉地要中国人和日本人“重打过”,以我看,如果没有盟军的参战,还是不会赢!
难得张教授如此专业和热情,真的应该放下报纸的专栏写作,来主持中国的人民银行,或者授一个政协常委的勋爵,让老先生参政议政发挥一下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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