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危机与政府拯救方案

（北京）杨光


一、2007年的泡沫化繁荣


    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这已是连续第5年超过10%），上半年狂飚猛进，于年中达到顶峰，下半年略显疲态，轻微回落。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接近GDP的3倍，达到了惊人的32.4%.政府岁入在短短5年间从不足2万亿涨到5万亿以上，还不包括执法部门庞大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这又是一个“中国奇迹”。但是，由于官员们大手笔花钱早已上瘾，对政府增收仍意犹未尽。又由于中央与地方、此地与彼地之间多寡不均，事实上大多数的条条和块块还是感到手上的钱不够开销。因为“政绩”特别优良，各级官员、官方学者们大都是一副牛逼哄哄、志得意满之态，但总理温家宝对经济前景似乎有点忧心忡忡。

    这一年，中国经济显出了一系列狂躁症的典型特征。外贸继续大幅出超，盈余的美元和投机热钱呼呼啦啦涌入中国，外汇储备到年底已超过1.5万亿美元。太多的美元对中国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祇得再转手借给美国的投资者和消费者，成了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可是，外国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却变得越来越可疑。货币政策几乎完全受美元驱使，央行为了收进美元向国内市场投放了大批的增量人民币，这使得“流动性充裕”。全国显出一派“繁荣”景象，百业兴旺，似乎处处都是商机、人人都有钱赚。一时间，“股市上万点”、“房价50年上涨”似成共识。京沪深穗的房价有如坐火箭，一年翻了一到两番，70个大中城市房价也均有大幅上涨。A股更是大放卫星，沪市指数从1000多点狂飚至6000多点，股市充满了投机和欺诈。2007年的中国到处都是“经济增长点”，凡是“有故事”的行业、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新增资金，直至资金量大大超过其真实所需。总而言之，中国成了投机客的天堂。中国实体经济的粗放增长伴随着巨大的资源、能源与环境消耗，加上华尔街贪婪的金融资本推波助澜，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国际市场上石油、矿产、原材料、粮食价格的轮番暴涨。显然，经济泡沫正在加速膨胀，但人们不太愿意去正视它。尤其是中国那些学识不多常识很少的乐天派学者，他们总是感觉良好，认为从今往后，“天天都是好日子”。

    然而，当国内外投机家在中国大赚其钱的时候，“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正在发生逆转。其中，“大气候”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迅速扩大，并逐渐向全球蔓延：“小气候”则从中国人的“菜篮子”开始，进而消费物价全面上扬，官方统计的CPI从年初涨2%到年底达7%.于是，聪明的投机客感到了不安，开始从市场上逐步撤退，普通老百姓则对物价产生了惶恐，变得越来越心神不定。必须指出的是，尽管2007年中国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但工薪收入的涨幅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繁荣”与否与平民百姓基本无关，而物价上涨却首当其冲让他们受罪。


二、通货膨胀、“中国模式”与“和谐社会”


    岁末年初的通货膨胀不仅让城乡中低收入者恐慌，也让中国政府很是紧张。这是一个通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很害怕通胀，甚于害怕停滞和衰退。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通胀太直观，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政府虽然可以在物价指数的算法上做些手脚，但光靠胡说八道、伪造数据是遮掩不住的，而停滞和衰退不同，它们很有可能成功地被宣传机器和统计部门的封锁和谎言所掩盖；二是较高的通货膨胀对居民的心理打击特别大，低收入尚可以解释为暂时的困难，即：你今天买不起，明天不困难了就能买得起，而高通胀则明白告诉人们：你今天买不起，明天涨价了更加买不起。由于价格信号失灵，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也就乱套了。所以，通货膨胀更容易成为大众话题，更容易引发公开抗议，而一党制政府天然对公众抗议缺乏免疫力。当底层社会失去了对未来的改良预期，他们会倾向于接受对当局不满的观点（那可就不仅仅是对涨价不满了），会加倍地厌倦现实。就是说，通货膨胀是社会不满的适宜传染环境，如果通胀率高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超过了20%，绝大多数人都会变得牢骚满腹、怒气冲冲。而当民众的怨愤大规模传染和汇聚，在一个没有宪政民主的国家就有可能酿成大事。在转型前的苏联、东欧，在邓时代的中国，持续波动的通胀或突发的高通胀往往是学潮、工潮、异议潮大爆发的前奏，二者的相关性几乎是肯定的。

    好在年初的通胀率还不算很高，还没到群情激愤的程度。但中国政府之所以担心通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人所共知，就是“中国模式”很对不起底层人民，而底层人民却受通胀之害最深、抗通胀能力又最低，此中危险，不言而喻。当通胀来袭，中国的问题是：对愤愤不平的底层人民，还能再压下去几根稻草？人民何时会勃然大怒呢？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得益者是官僚集团、投资者（包括投机客）和外国消费者，与之相比，底层民众的受益最少。更荒谬的是，中国的高增长与低民生竟然是相辅相成的。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要求各级政府保持强大的投资能力和吸引投资的能力——这需要政府有超强的“汲取能力”，也要求“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保持其廉价竞争力——这需要劳动力始终足够便宜，这两条都事关“发展”，都是雷打不动的“硬道理”。但这两条“硬道理”却对底层民生有直接的排挤效应，甚至可以说，正是拜劳工收入低增长之赐，政府操控投资的能力才能猛增，中国商品也才能在全世界让价于人、施惠于人。因此，高投资和高出口是中国经济的两大增长动力，低民生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承重结构。对此，底层人民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同时，近些年来，精英社会的主流也渐渐从漠视平民转变为同情弱者（像张五常先生轻视民工权益、反对新《劳动法》那样的观点已经沦为“极少数”，都快有些说不出口了）。这种情形和法国大革命之前很相似，当国王、贵族和教士都对第三等级有了些愧疚之意，就弄出了一个既非三院制又非一院制的畸形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不愿合作，革命就成了突破口。底层的反抗通常不是因为被加重了剥夺，而是因为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大都已经意识到这种剥夺应该停止却尚未停止。

    然而，中国政府却很难成为一个仁慈的专制者、一个真心诚意的“亲民”政府。因为真要“亲民”，那就意味着已经僵化的“中国模式”将要失效，位于政经有利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们将要抗拒，中国经济恐怕也就必须改弦易辙、另辟蹊径。无论如何，非大仁大德大智大勇者，是很难做成这件事的。现执政当局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作招牌，虽口惠而实不至，但我们不妨猜想，他们是曾经打算过要另辟蹊径的，大概是因为利益牵制、形格势禁而无从下手。这两个口号说明他们对以下两个事态并不完全糊涂：其一，现行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种模式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但是，在这个产能严重过剩、内需严重不足的国家，中国真的还需要更多的产业投资和廉价产品出口吗？继续扩张粗放的产能、继续囤积无用的美元还有多大的意义呢？再不将更多的经济资源、更大的收入份额用之于笼络人心、改善民生，可能就要出大事。其二，中国人民不是傻瓜，民间对现状早就有太多的怨愤，这些怨愤之所以大多以温和的形式表达，仅仅是因为人民既惧怕政府的暴力，又对政府的善意还没有死心、对未来还抱有希望。载舟覆舟的大道理在中国家喻户晓，若久等无望、信心破灭，民愤就是政府的致命毒药。


三、2008年的经济掉头与政策转向


    2008年初，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双防”：防过热、防通胀。政策手段仍然是“宏观调控”：削藩（加强对地方政府和央企的垂直监管）、收权（上收部分审批权）、夺利（加税、减少出口退税）、紧缩银根（升息、提高准备金率）、价格管制、人民币升值等等。政府预期中国的经济高热还会惯性地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有人想到热潮会迅速衰竭，更没想到疯牛会掉头变成疯熊。虽然美国的金融危机日渐恶化，但人们认为中国不存在与美国相似的风险。一是中国金融系统基本封闭，与美国金融资本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很小，二是中国的贷款条件一向苛刻，房贷据说都是“优质贷款”，企业贷款通常也祇给予垄断型国企为主的“优质客户”，别说是收入低下的穷人，就是业绩不错的民营中小企业也很难得到信贷支持（当然，愿意大把行贿的除外）。因此，人们觉得次贷危机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于有人洋洋得意，不无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的快感。居心叵测者竟然认为这是个趁火打劫的良机，他们说：让金融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祇要美国垮下去，中国就能站起来，“大国崛起”的目标必将提前实现。也有许多心地纯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可以独善其身，而且还能兼济天下，充当西方世界的大救星。

    但是，正在乐观之际，中国的情况很快就有些不妙了。股市垮了，从2007年四季度起股价盛极而衰，持续暴跌了一年多，到11月份已跌去七成以上，跌幅高居全球之冠。刚开始政府显然不以为意，因为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相对疏远，股市的资产损失也都由普通股民承担，政府大概是无关痛痒。政府历来祇打算用股民的钱去为国企脱危解困，却从未打算过向普通股民施以援手。经济学家们也有类似的声音，他们认为恐慌性下跌是对投机过热的最好惩罚，暴风雨将使污浊的空气变得清新，“跌出一个健康的股市来”。然而，股市下跌与经济下行有着必然的联系，熊市当道使投资者信心尽失、恐慌万状，当股市成了绞肉机，也就完全丧失了融资功能与对实体资源的调配功能。这意味着当实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时再也无法得到资本市场的支持，股民自我疗伤还来不及，不可能再去帮政府的忙，上市公司的包袱祇能甩还给政府了。接着，房市也撑不住了，房价虽然硬挺着不跌，但交易量大幅萎缩，闲置房大量增加，房地产商们“富”得祇剩下土地和房子了，资金链岌岌可危。但房市与股市不同，因为它是政府的钱袋子，土地出让金占到地方财政半壁江山，地方政府当然急了。银行也捏了一把冷汗，害怕一旦房价下跌过快，如果跌幅超过了首付比例，银行将会有一堆烂帐缠身，由此将爆发中国本土的次贷危机。正是由于有地方政府和银行作人质，房地产商反而能强装镇定，他们料定政府必挺身而出施以救援，所以大都拒绝降价。庞大的出口部门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是来自美国欧洲的订单减少，企业开工不足、产能闲置，二是人民币升值，外汇收益变薄，三是新《劳动法》实施，人工成本增加。多重压力之下，外贸行业风光不再，出口加工业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外商撤资潮、中小企业倒闭潮、民工返乡潮。再接下来，钢铁、建材、有色、汽车、机械、化工、煤炭、电力等曾经迅猛扩张的各大行业也纷纷走入低潮，大企业或降价、或减产，小企业或关停、或并转，盈利前景一片暗淡。至此，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全面掉头向下，且减速之快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

    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人们仍有很大的分歧。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均处于下降周期之内，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相比，中国虽然增速逐月回落，但至今仍然拥有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所以不足为虑、尽可放心，一当外围转好，我们自然重拾升势。他们以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大多来自境外，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基本面”或“持续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并无明显变化，“维稳”、“保增长”、“一枝独秀”是完全有能力实现的。但是，中国政府却似乎没有这么乐观，他们将宏观政策从“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保增长、控物价），随着CPI回落，两个月后又从“一保一控”转为“全力保增长”。不过才半年功夫，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已经实现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与年初相比，一切都是反其道而行之，积极财政、宽松货币，“宏观调控”破产了，如今不仅放权、让利、减税、补贴、降息、降准备金率，而且高调出台了4万亿的中央政府投资计划，各级官员们摩拳擦掌，分钱分项目真忙。到了省一级，配套投资规模又惊人地翻了两番，中央4万亿扩张为全国20万亿。与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相比，这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巨大金额。看起来，除了官场好大喜功之外，一个可能的事实是：政府官员们所看到的经济危机远比经济学家所感受到的要严重得多、可怕得多。如果祇是应付两三个百分点的增速回落，何至于杀鸡用牛刀呢？如果不是有经济衰退、市场萧条、通货紧缩的强烈预期，难道政府就不怕这么多的资金集中投放下去，刚刚压住的通货膨胀又报复性反弹吗？


四、对中国实体经济危机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情况强于欧美。欧美的危机是从高端到低端：从虚拟到实体、从金融到实业、从巨无霸企业到中小企业，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破裂，导致实体经济失血，因为银行受了损失，导致企业告贷无门，因为大企业运转不灵，导致依附型中小企业失去支撑。而中国的金融机构目前仍然有很高的帐面盈利，似乎毫无破产倒闭的可能性，国有垄断型大企业也仍然钱程无忧，似乎绝没有等米下锅的迹象。中国的经济危机仿佛局限于在低端肆虐、在中小企业徘徊。在中国的经济滑坡中，首先倒霉的是一批专营出口的低附加值中小企业，以及在那里就业的廉价农民工，他们是真正被危机吞没了。但有高级官员说，他们是“落后生产力”，破产了并不可惜，反而有利于新陈代谢、产业升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同样的情形是，中国股市虽然垮塌了，但上市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仍然巍然屹立，倒了大霉的也祇是股市里盲目做多的中小股民，精明的投机客和恶毒的欺诈犯早都跑掉了。为未来的健康股市清理门户，这大概也不足惜。房市虽然寂寞冷清，但房价依然高企，银行手上的抵押品并没有大幅贬值，贷给购地者、购房者的巨额贷款似乎也还安然无恙，倒霉的不过是一些财务枯竭的中小开发商和高位套牢的炒房者。此番情景，依然是不足惜。

    是这样吗？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中国经济到底出了多大的问题？或者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纯粹从美国传过来的问题，还是内忧外患相互叠加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出于政治目的而掩饰或夸大危机都是愚蠢的。在笔者看来，中国处境强于欧美极有可能祇是暂时现象。中国与欧美的处境之异，不在于欧美大危机中国小危机，更不在于人之危乃我之机，祇不过是危机的发展阶段不同、传导路径不同、表现形式略异而已。如果说美国欧洲的危机已渐至高潮，那么，中国不过是慢了半拍，危机正向纵深展开。如果说美国欧洲是金融风暴拖累了实体经济，那么，中国将会是实体危机连累到银行金融。

    首先，中国绝不可能在全球性危机中“独善其身”。与其说是美国把危机传给了中国，不如说中国与欧美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全球化的舞台上根本就没有“敌退我追”或者“东风压倒西风”的民族主义剧目。中国高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向型增长模式本来就建立在美欧持续繁荣的假设之上：中国靠压缩民生而增添了严重过剩的产能，我们一个地级市的服装生产能力足以满足一个中等大国的需求，我们一个县足以生产一个大洲所需的打火机，如此，人家少穿一件衣、少吸一支烟，我们就得多关几间厂、多裁一批人，人家刮风，我们就会下雨，还要说什么拒西方危机于国门之外呢？

    其次，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远远大于输入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的资产价格一路高歌猛进，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这使得城乡居民收入的缓慢增长与资产价格的暴涨之间再也无法协调共存。2007年，中国经济已经到达盛极而衰的边缘，位于泡沫破裂的临界点附近，而要阻止泡沫破裂，必须有越来越多的敢死队新增资金入场，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就在这个时刻，从美国传来了越来越多的坏消息。诚然，美国的危机并没有直接破坏中国的金融系统，然而，在临界点附近，甚至一个象征性的微小事态都有可能成为泡沫爆破的导火索，接下来将是一连串事件：投机性资产市场停摆，出现恐慌性抛售，进而投资萎缩、信贷萎缩、消费萎缩、贸易萎缩，再进而实体产业收缩、经济活动沉寂。很不幸，美国的次贷危机给我们送来的正是这样一根导火索，但中国经济早就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

    第三，中国的经济危机不可能止步于出口部门、中小企业和微观层面。各行各业相互关联，共处于同一个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之中，因此，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内需部门不可能在出口部门和实体经济陷入困境之际独自繁荣——除非后者真的祇是微不足道的“落后生产力”。然而，在东南沿海，在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先进地区，出口加工业、中小企业绝非微不足道，至少是半边天，在中西部许多落后地区，农民工也绝非“落后生产力”，而是顶梁柱。看不到这一中国国情的，那大概是些瞎子。随着出口部门减产、中小企业破产、农民工返乡，压力已经部分地转移到了上下游的产业和农民工的故乡。事实上，房产商哭穷、钢铁大降价、发电量减少、煤炭滞销，从这些多年罕见的事件可知，历来牛气冲天的一些大行业、大企业的寒冬也已经来临。而且，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畸高的商品房价格能够长久坚守下去，若房市追随股市，哪怕跌幅祇有股市的一半，房贷危机一到，银行业里还能有几家不亏本的呢？

    第四，中国的经济结构抵抗危机的能力大大不如欧美国家。如前文所述，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过度盘剥民生，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而之所以缺乏内需，是因为“中国模式”一向以低民生为其承重结构。这个结构很脆弱，有效率而不公平，存在着巨大的政治与社会风险。经过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承重结构之上的上层建筑变得越来越宏伟壮丽，也越来越沉重无比，因此，“中国模式”也就成了一幢抗震性能薄弱的危楼。可以想像，欧美国家即使在剧烈震荡、严重衰退之中仍能平顺地度过难关，而与之相比，中国经济则有可能在一个仅仅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之下就内部失序、无法运转了。二者的差别，就像日本和中国的校舍在大地震中的差别一样大。


五、政府巨额投资方案能否奏效


    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不会放任危机自行蔓延、自行消散，他们并没有按乐观派学者的意见而轻视危机，相反，政府如临大敌，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走上前台，充当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比美国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前景不容乐观，政府对经济恶化的预估比大多数人更严重。但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凯恩斯主义的拯救措施与刺激方案是否可靠、可行、有效且适度——即：他们能否避免出现更大、更多的问题，并尽快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而且保证不制造出新的麻烦问题？答案恐怕也不敢乐观。

    首先，中央的4万亿、全国的20万亿拯救资金从哪里来呢？当然，政府并没有这么多的钱放在阁楼上，而且它答应减税，所以，这一大笔钱原本是不存在的，祇能靠发债、透支或者挪用居民存款去筹集。总而言之是把老百姓不敢花的救命钱替他们先花掉，买成钢筋混凝土之类的“优质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还真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中国居民的高储蓄、低消费恰好成全了中国政府的大手笔、大投资。在探讨政府方案的可行性之前，我们得首先记住这一点：这笔钱若解决了问题自然是皆大欢喜，若解决不了，打了水漂，它本身也就成了天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把事情办砸了，后果将极其严重——这后果可能完全要由居民承担、把社会压垮；但也有可能让政府再也透不过气来，声名狼藉，威风扫地。

    其次，政府将把巨额投资用在哪些地方、施惠哪些人群？当然，中央政府将力保宏观经济稳定，目标可能是GDP“保8”或“保7”，这要求保金融稳定、保重要行业增长、保大型国企不出事，为此，中央将会给它们提供足够多的订单与盈利。地方政府将力保本地经济繁荣，他们的目标会比中央更高，而地方政府最真实的任务，恐怕还是自己救自己，他们会首先救助那些有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行业和企业，比如泡沫依旧的房地产业。那么，目前又是谁在张开大嘴、嗷嗷待哺，等待着政府施米下锅呢？首先是失业的农民工，真正的“产业工人阶级”，身无长技，家无余钱，养老育幼，不可不救，但政府大概不会去救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地方政府的“优质资产”，也不属于中央政府的“先进生产力”。其次是股民，即“被套牢的中产阶级”，股市业经暴跌，泡沫大致挤出，已有应救之理，但是，政府大概也不会去救他们。因为在信心崩溃之际，股市是个无底洞。由此可知，救与应救不相对应，政府祇救值得救的：大的、重要的、有杠杆效应的、有即期财政回报的行业和企业，而最需要被救的那些中国公民，却不一定在此列。救谁不救谁，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必有轻重缓急，在中国与美国这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事情祇许私下上书、不能付之公议。

    最后，政府的投资计划会奏效吗？得承认，作这样的判断非常困难，因为人们事先并不知道如果政府放任自流或者采取其他的方案，危机将有多么严重、将在何时结束，所以，也就无从判断政府出手与不出手、此方案与彼方案之间的后果差距。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政府实际上享有优先权，他们可以说：这个人本来要死了，现在政府出手，终于把他救成了植物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设定几条简单的标准：如果政府阻止了危机、推进了民生，它是成功的；如果政府把危机限制在底层社会，而“权贵”们反而因危得机，它是卑鄙的；如果政府让本该破灭的泡沫继续膨胀，让本来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将危机更加放大，让复苏更加漫长，却把老百姓的钱花光用净于好大喜功之处，它是失败的；如果以上情形兼而有之，它是狡猾的。老百姓应当睁大眼睛观看政府的动作。                                       （2008-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