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运动的历史意义

于大海


    我今天想谈一下维权运动的历史意义。为此，我简单地回顾一下权利观念的来龙去脉。关于权利，西方曾有过几百年的争论。我们不妨就把这个争论叫做“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先讲“正确路线”。正确路线的老祖宗，是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洛克提出了自然权利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赋人权”。洛克认为，人本来是享有完全自由的，是不受政府管的。只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人们才发明了政府。政府应当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政府的功能，限于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在发挥应有功能时，政府当然可以采取强制手段。但在社会契约没有授权给政府的领域，人们仍保存有自然的、自由状态下的所有权利。政府如果不遵守社会契约，变成了害物，人们就有权利把他推翻。

    在实践上，洛克的学说首先是为英国的光荣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洛克的学说也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中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美国《独立宣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组成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民众的认可。如果任何形式的政府对保障权利的目的有害，人民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段话准确地体现了洛克学说的精髓。直到今天，美国仍是洛克学说的天下。我们今天在美国，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从事人权活动还可以得到“山姆大叔”的保护。为此，我们不但要感谢美国的国父们，也该感谢一位英国人，就是洛克先生。

    下面我再讲关于权利的“错误路线”。谈到错误路线，我们本来应该从英国的霍布斯说起。关于霍布斯，今天在座的胡平曾有过专门的论述，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查胡平的个人网站。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放过霍布斯一马，从卢梭谈起了。卢梭是日内瓦出生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对西方的教育实践有很积极的影响。但卢梭的政治学说是很成问题的。卢梭也有他的社会契约论，但他认为社会契约应当体现的，是社会的总体意志。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总体意志永远正确。按照卢梭的推理，既然总体意志永远正确，那么保留个人权利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卢梭偶尔也会谈到权利的意义。但卢梭学说的基调，是权利不重要，总体意志才重要。如果我们把洛克学说归结为权利至上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卢梭学说归结为国家至上主义。

    在实践上，卢梭学说直接促成了法国大革命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幕，也就是1793到1794年的雅各宾专政。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比尔是卢梭的忠实信徒。罗伯斯比尔在巴黎的协和广场砍掉了数千颗头颅，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卢梭提出的总体意志。后来，总体意志的概念又成了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常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我们也可以说，二战是权利至上主义与国家至上主义的决战。正是因为有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所以才有《联合国宣言》中促进人权的条款，也才有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可惜的是，权利至上主义的胜利并不彻底。直到今天，中国的当权者所推行的，仍然是国家至上主义。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愿向来自国内的各位维权人士致敬，也向仍在国内的广大维权人士致敬。你们的努力伸张了正义，帮助了弱者，也表现出了你们敢于向专制者说“不”的道德勇气。同时，你们的努力还维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维护了《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维权人士是当今世界文明的保卫者。

    最后，我还想对北京的大阅兵作一点评价。我的评价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先说比下有余。我认为，中国的阅兵，比起北朝鲜的阅兵，水平确实要高出一截。我的根据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的人多，搞起阅兵来规模也大，这是北朝鲜望尘莫及的。我的第二点根据是，胡锦涛先生的头发，梳得比金正日整齐。我再说比上不足。在当今世界上，喜欢向自己的民众显耀武力的政权已是屈指可数了。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比中国水平更高的阅兵。我认为，中国阅兵的水平，比不上希特勒的阅兵，也比不上斯大林的阅兵。我的根据主要也有两点。第一，中国阅兵的帽沿不够宽。第二，中国阅兵腿抬得不够高。所以说，将来习进平、李克强接了班，如果他们想在阅兵方面做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话，就还要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当然，如果他们有意把中国带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他们就应当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把大阅兵和一党专政绑在一起，统统丢进历史的垃圾堆。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主持人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