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八宪章》看未来中道联合的可能

（北京）王光泽


    我对传统文化有不少批评，但是也有不少肯定的地方，如中道文化。自上古尧帝以来，中华民族悉以中道为立国的根本，有人认为中道就是中国得名的来源。“所谓中道”也就是寻找合理点，并坚持实践。“中”即合理，坚守合理便是守中。《中庸》中有一名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程子在《中庸章句》开头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道被佛教认为试最高的真理。所说道理，不堕极端，脱离二边，即为中道。《大形容词积经》卷一百一十二：“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儒家根据阴阳平衡的原理提出中庸，论语中“执两端而用其中”，即不偏不倚的意思。五千年来，这个中道传统一脉相传，后人便称之为“道统”。历代兴衰，也都是得中、失中的结果。圣经里曾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基督教也强调正道，不要过分行义，也不要过分行恶。


以中道政治应对极端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场悖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极端主义运动，共产党就是思想极端行为极端的激进主义政治团体。 如何应对这种激进主义组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中道政治来纠偏，另外一种就是以另外一种极端主义来针尖对麦芒，以毒攻毒、以恶制恶，以《零八宪章》为主体的公民行动即是属于前者。

    儒教之所以强调中庸，是有一个仁字作为内核的，佛教之所以强调中道，是以慈悲作为内核的，基督教之所以强调正道，是以博爱，甚至爱自己的敌人为核心的。这也恰恰是中道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

    关于中道政治的内涵，国内学者范亚峰做过诸多论述。在范亚峰9月初发表的《中道取势与战略选择》中，他将“激进派以高、郭为代表；温和派以许志永为代表，包括笔会；中道派以范亚峰本人为代表”。我个人认为这种划分的准确性值得讨论，但是亚峰在中道政治的诸多表述上有可取之处。


《零八宪章》的政治操作价值


    关于《零八宪章》，我认为就是一份中道政治的模范文本。《零八宪章》除了具有整体性和全局观之外，《零八宪章》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以下几个中道政治的特征：1、团结阶层的广泛性：可涵盖未来中国政治变革中最关键的三大板块：中产阶级、体制内开明派和体制外温和派； 2、政治体制改革的可操作性：除了《零八宪章》明确提出联邦制遭到来自各界的非议和争论之外，几乎达成广泛的高度共识。联邦制这个概念，挑战了中国人既有的大一统思维，就实际情况而言，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联邦制的特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零八宪章》不过只是对国体出现新的变化的现实肯定和外在延展。3、妥协性。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妥协，有人说妥协是金色的，可见妥协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的价值含量；《零八宪章》内在的妥协性为未来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圆桌会谈提供可能性；当然，《零八宪章》的妥协性也遭到激烈的批评，有些团体属下的媒体与《零八宪章》整体切割，《零八宪章》实际上造成了反对阵营中激进力量和中道力量的分野；4、可操作性，1989年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把中共吓破了胆，他们绝无志向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共只是进行浅层次的司法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但是绝不敢触及政体层面。而这些改革反过来孕育了一个日渐成熟的市民阶层，也就是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必然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零八宪章》就是一份中产阶级提出的政治文本，兼顾了各方利益，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当然《零八宪章》不是中国民间的全部，它提供了一个中国走和平转型的图景。当然《零八宪章》也不否定其他政治力量，包括激进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激进的政治力量，中道政治可能在当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零八宪章》有助于中国民间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分化，使得民间政治光谱多元化。由于《零八宪章》倡导多元合作共赢的政治格局，同样也适用于民间的政治整合，这种精神可以同样适用于民间培养一种宽容协作的精神，来加强民间的自身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

    （本文为作者在“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