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二十年民间抗争谈《零八宪章》的意义

（山东）杨宽兴


    从民间抗争的意义看，六四后的2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1989至1998年间的9年间，虽然八九抗争的余波从未中断，有过1992年的胡石根案、1995年的《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签名等悲壮的努力，但六四镇压造成的极度震撼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沮丧感，使民间很难对强权形成新的冲击，这种局面直到1998年才结束。


中国民间抗争的新阶段


    1998年的民主党组党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行动，其参与主体是八九民运的受迫害者，他们用再一次的勇敢行动，用再一次的个人牺牲尝试维护宪法确立的自由结社权利。98组党留给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总体而言，民主党的组党理论和实践并不激进，是一次理性的意见表达，至今仍有极大的思想价值，但由于参与组党者大都有七九民主墻、八九民运等政治经历，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人物，组党行为很快导致中共斗争神经绷紧，对于组党打压力度超出人们的想像。组党运动被迅速镇压，未能持续发展下去，这是很遗憾的。

    目前我们所谈的维权运动大致可以从2001年、2002年算起，其参与者主要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权利受损的普通民众。我们知道，八九民运之后，中国政府加强了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是所谓的社会稳定，但加强权力控制的同时，法治的权威遭到损害，导致大量侵权事件发生，来自受害者的自发抗争迅速增加；第二部分是网络时代的知识分子和良心人士。网络信息传播加快了思想启蒙的步伐，也使民间人士的联络成本大大降低，分散的良心力量开始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官方的民间话语场。借助于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方式，知识分子、良心人士与普通民众逐渐走近，形成了声势越来越大的维权运动。维权运动的参与者大都没有遭受历次政治事件的直接波及，生存状态比较正常，而且较少存在恐惧心理，因而更容易形成对专制权力的持久冲击力。

    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目前的政治和司法体制下，从个案维权来讲，存在着成本高、收效小的问题。由于司法及信访体系受制于党权，受害人的维权活动很容易成为漫长的上访马拉松，耗费受害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致使其身心疲惫，甚至造成对于受害人的二次伤害。由于专制政权侵权问题的系统性和侵权现象的广泛性，维权运动消耗了民间的大量资源，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维稳”，消耗更多的公共资源对维权者围追堵截，这成为一场零和游戏。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有整体性解决思路，消除权力系统性侵权的根源，而不能单纯依靠个案维权。


维权运动与《零八宪章》有机结合


    民间抗争事件的迅速增加和矛盾解决的困难，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零八宪章》的现实意义。《零八宪章》基于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普世价值，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提出共19项主张，这是解决目前中国现实矛盾的系统表述，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之计。《零八宪章》签署人包括长期呼吁中国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体制内人士、一般职员、工人、农民、学生等，但维权人士所占的比例可能是最大的。这并不奇怪。在邓小平的92年南巡讲话后，邓小平主义全面形成，它的主要内容是，1，政治高压；2，全力发展经济，3，社会自由度增加。经济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的增加释放了民间的抗争动能，使专制权力获得了喘息空间，也使自由、民主、宪政的呼吁在现实中部分受阻。但在维权者这个群体中，《零八宪章》的呼吁是非常容易获得共鸣的，一位遭受暴力强拆的受害人曾亲口对我说：“在遭遇政府蛮横的拆迁之前，虽然也知道社会上有些不公，但总体上觉得社会和政府还是正常的，在拆迁维权中，才发现当民众遭遇政府侵害时，全无有效的申诉渠道，社会完全不是自己以前所想的那样，于是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是缺少民主，没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我们就随时可能被侵犯。”在受害者当中，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过程。我的个人经验是：在维权上访群体中宣讲民主、人权理念乎没有任何阻力，几乎就象对沙漠中的行人推销矿泉水一样容易。《零八宪章》并非独立于维权运动的抽象宣言，也是对民间维权的理论总结和归纳，因此，对参与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活跃人士来说，有意识地持续宣传《零八宪章》，是至关重要的。系统化的理念表达指明了社会整体努力的方向，将各阶层变革力量凝聚在一起，增强个体维权者对于未来的信心，当人们意识到维权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整体运动，而不只关乎个人成败的时候，他更有可能承受自身维权的暂时受挫，同时，《零八宪章》的理念也可以使体制内有识之士形成解决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新思路，通过对话与协商，而不是任意打压来对待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我们应当看到《零八宪章》的旗帜性意义，维权运动自身不能无法成为政治符号，而《零八宪章》具有这种功能。

    《零八宪章》用简练的文字表达了关注中国民主未来人士的一种思想和行动愿景，体现了解决目前中国社会诸多复杂矛盾和诸多零和游戏的政治智慧，是思想启蒙与现实努力的结合，但它并无行动方案，也无具体民主日程表，《零八宪章》的作用在于它的基本理念能否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形成包括体制内开明人士的共识，它对中国政府并不构成即时挑战，因此，中国政府对于刘晓波的抓捕是愚蠢而难以接受的，在这里，除了向其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表达敬意，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不断地向中国政府表达释放刘晓波的呼吁。

    和维权与所谓“维稳”的零和游戏不同，《零八宪章》追求民间与政府的共赢，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完成社会转型，实现社会正义。但历史早已证明，中国政府不会倾听来自社会良心的微弱声音，民主理念只有转化为社会运动，才可能形成对于政府的压制力量，迫使其启动政治改革。因此，将维权运动与《零八宪章》形成有机结合，是维权者及追求民主、人权的各界人士的共同历史使命，只有通过这样的努力，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而尊重人权的国家，每一个公民的切身权利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与中共建政6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