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1949年改朝换代

方励之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0月1日，即公元1949年10月1日，星期六，晴。中国改朝换代（如说中国改国换代，似不妥；说中国建国换代，也不通。若按华夏朝朝相继系列，当以改朝称之）。

    那天下午停课，去天安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站脚助威。60年前天安门大典时在场，而又能存活到今日者，当是不多了。我算是一个。我当时的个人成分是，北平男四中（1949年之前，北平的中学大多男女分校，凡名称不冠以“女子”的中学，只收男生）高一甲班学生。年龄：13岁。政治面目：民国三十七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地下），民国三十八年5月15日转为新青团员（地上）。课外爱好：组装收音机。


“站脚助威”的京文化


    按老北平（京）人，特别是人力车驾驶员的说法，如果一个围观者只管看热闹，鼓掌和叫好，不出钱赞助，那就是“站脚助威”的。近700年来，元，明，大顺，清，中华民国，中华帝国，中华人民共合国各朝大小事，许多发生在北京。站脚助威成了一种传统京文化。道地的北京人常对后来者显摆∶“我们北京人什么没见过！”。不论谁来撂地拉场子，百姓闹街，皇上出殡，菜市口（后为天桥）行刑，都会有人捧场，如看戏。按比例，北京居民中大小太监听差杂役较多。直到1955年，北大未名湖北岸的女生宿舍仍由大清朝留下来的太监打扫。这也增加了站脚助威文化的活载体。

    后来学到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缘起，其中一派的历史发展观是，每次重大历史转折，实质是由极少极少“真理在手”的“天才领袖”（或者发明真理的先知）一手制造的。在这种历史事件面前，一般群众不过是盲目，盲从，盲动的看客。这同北京拉人力车者的“站脚助威”历史观，颇相通。

    “站脚助威”文化之所以在北京发达，另一个原因是看客有安全感。北京经历过数不清的战乱侵扰。但在北京内城之中，兵燹滥杀记录却不多。各路大小军阀的混战，较少殃及普通居民。打架斗殴也有规矩：不伤观战的。日寇占领北京时，一当街上出现围观，就会有汪伪警察来驱散人群，驱散而已。四中位于西什库后库。向南走，出后库，到西什库大街，就有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北堂）。在义和拳年代，北京最惨烈的战场有两个，一是东交民巷，一是西什库教堂。听当地口传历史者言，洋教堂前的小广场，是个杀人地。拳民砍教民头，每每吸引不少围观者。

    1940年代距拳乱不到50年，有些口传历史者就是围观者。可见，拳民也不伤及不在教的看客。只要谨守群盲立场，祖传的北京人就会告诉你：“没事儿，北京是福地”。1989年6月3-4日，解放人民的军队的坦克车开进人民的北京，在二，三楼上的人民（想来不都是反革命），都有被打死的，算是破了北京的百年“福地”风水。


向蒋委员长“献剑”前后


    我第一次被拉去当群盲看客，是在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那年我还在北平师范学校附小（1911年辛亥革命前，北京的内城不准汉人住家——太监除外——内城的小学大都是八旗子弟学校。北平师范学校附小的前身是正黄旗子弟学校，地址在西四北报子胡同。）唸六年级。还没有开始记日记，忘了确切日子。只记得是个星期天，几个在学校的同学突然被老师叫住：“快跟我走！”。我们从报子胡同一路疾行，赶到西华门，转入午门，再进太和门。一眼看见站在太和殿前丹陛上，披着黑大氅的蒋中正委员长，立即加入叫好的行列∶“蒋委员长万岁！”。在《蒋介石日日志》中果然有记载：“蒋于1945年12月16日上午在太和殿向北平一万八千名大中学生训话，并接受学生的‘献剑’，尽显‘抗战领袖’荣光。”没有提到我们小学生。但我们的确在场，还挤到了前排，距“抗战领袖”大约20公尺，再往前，就是贴身保镖了。记不住委员长训话的内容了，可能根本没听懂。

    为抗战领袖“献剑”后，我赶去另一个抗战胜利的标志地——卖收音机零件市场。当时的电阻电容真空电子管零件市场在西单一带，是一排排地摊。一眼看去灰灰黄黄，一派垃圾的颜色。收音机零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日伪军投降后，被缴械的军用通讯物资，其二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也是军用品。二者都被国民政府接收当局就地抛售给小贩。价格极便宜，碳电阻论斤卖。仔细挑选，会找到质量一流的东西。RCA的6V6等真空管在当时的名气，就如今日INTEL的各种微处理器。在这里，不流行鼓掌和叫好，要识货，还得会讨价还价∶“电阻多少钱一两？这个数……行。吧”。这里“……”表示手势。当时习惯，买者开价，不用嘴说，而用隐蔽的手势，以免被其他卖者知道。后来知道，在美国同代的物理学人中，也有是玩二战剩余物资，装收音机出身的。电子地摊，可算是我们那一代北京群盲的第一个与世界接了轨的地方。


天安门大典毛泽东喊“四中万岁！”


    民国三十八年10月1日，虽也是站脚助威，可不是赶热闹，更不可能挤到前排，那是个政治任务。学校队伍必须坚守在指定位置，要有敌情观念。传言蒋帮特务要炸大典，按现在的说法，即有恐怖活动预警。北京有各路特务和谍报人员，传言应不为虚。玩收音机的人都知道，绝不要装发射机，那怕是功率极小的，在业余波段工作的，也会惹麻烦。电子地摊上买不到发报机用的发射管，贩者不敢公开出货，暗中（黑市）有交易。

    60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约只有现在广场的三分之一。10万人就挤满了。开国大典没有事先公布议程和时间表，也许也是安全考虑。直到下午3点过了，大会才开始。讲话者不多，历时不到一小时，随后是朱德总司令阅兵，步兵，炮兵，骑骡子的骑兵，等等。正式内容已有很多文献记录影片可看，不必多写。大典的高潮，无疑是首届政府主席毛泽东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稍停，鼓掌声随之四起。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文献记录影片中，有天安门城楼上首脑和贵宾鼓掌的镜头，有站在城楼下十数排的观众的欢呼镜头，也有三五群众雀跃的特写镜头，但没有整个广场上所有站脚助威者一致同步的山呼万岁镜头。原因简单，当时天安门广场没有高音喇叭，只在一些路灯电线杆子上挂了一些家用收音机的1瓦的扬声器。那种东西也可以在地摊上买到。声场很小。广场上的许多人根本听不到城楼上在说什么，不可能同步山呼。四中队伍在长安街路南，中轴线以西，就听不清了。后来改建天安门广场，项目之一就是在每个路灯杆上，挂两个大音箱，内有10瓦以上的喇叭。

    大典之后，散场很慢，当年天安门周围的街道都不宽，东西三座门更限制队伍流量。我们等了约两个小时，直到天黑下来了才得以疏散出来。毛泽东的兴致看来很高，大典之后，他并没有退场，一直留在天安门上，等群众队伍一一从城楼下走过，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上检阅群众。当四中的队伍于晚7时后走过天安门城楼下时，毛泽东喊：“四中万岁！”

    整个大典中，这是我听得最清楚的一句，因距扬声器很近。后来知道，就在1945年蒋委员长太和殿训话之前两个月，毛泽东也同我们一样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一走出天安门广场，我和我的同学就从中华民国公民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民国三十八年也改称公元1949年了。没有新年号，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传言“元”字似吉非吉，卦曰：“元亨利贞，八月有凶”。李自成的大顺朝就亡于永昌元年。有卜者言，信不信由你，1949年10月之后的第8个月，果然有凶（朝鲜战争爆发）。

    另外，孙中山先生的巨型标准像放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央，背南面北，直视天安门城楼。记得同学间有过一番讨论。现在该怎么称呼孙中山先生，国父？先国父？太国父？后来，正式称呼是先行者。


先农坛体育场共产党大型公开活动


    1949年10月1日那天，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毛，刘，周，朱等新朝元勋。第一次是1949年6月30日，在先农坛体育场。现在回想起来，从政治意义上说， 6月30日比10月1日还重要。天安门大典是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而先农坛庆典则是公布新朝基本政纲——人民民主专政。

    先农坛大会的主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参加者只限于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它是北京市的共产党从地下秘密状态（1949年3月之前）转到地上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公开活动。先农坛体育场大体被占满了。可以估计，在1948-49年时，北平的地下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已约有上万人。而当时北京市的人口不到200万。所以，共产党及外围组织成员已约为北京成人人口百分之一（成人年龄下限按12岁算，即当时可判死刑的年龄）。

    1980年代末，我的一个初中同学B某要退休。他和我都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成员。按照当局的人事规定，凡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中共外围组织者，得以“老干部”资格离休。有关方面来调查，问我B某是否参加过“民联”。我作证肯定，理由是∶先农坛大会时，B某在场，就站在我前面。这样，B获“老干部离休”资格。可见，先农坛大会参加者应都具有“老干部离休”的资格，如果有资格退休的话。

    6月30日大会是晚上开的。四中有资格参加大会的成员，于晚8时到达先农坛。我们是走去的，没有公共交通到先农坛。进场后，我们被安排站在运动场上，靠近一个足球大门。原来说晚8时开会，到10点，会还不开。开始下雨，典型的北京夏季的雷阵雨。幸好没有冰雹。半小时后，雨稍小了一点。上下里外已湿透了。为了御寒，也为了消除困意，运动场上的人突然开始疯跳集体舞，狂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午夜过了。主席台上，灯光大亮。毛，刘，周，朱，任弼时等中共中央常委按顺序登场，像60年以来中共所有会议的出场式一样。大会在7月1日凌晨由彭真宣布开始，正好是中共成立28周年。开会后，雨又大起来，主席台上也没有避雨棚，领袖们在雨伞下一一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大会就匆匆结束。音响效果也不好，加之风声雨声，听不清讲了什么。

    走回学校时，困极了。第一次知道，跟着队伍走，一边走路，一边还可以打盹，甚至睡着数秒。控制睡眠的中枢神经和控制走路的运动神经，各司其职，有相对独立性。到了学校，天已经要亮了。很快，报纸来了。全版登着毛泽东文“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由于前一晚的热情和兴奋，对“专政”一文，我有极深的印象。其中的一句一直记住：“‘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后来知道，这就是大雨之夜主席台上的主调。

    坦白说，当时并没有悟出“可爱的先生们…”的含义。只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它同我“加盟”以后看过的所有“革命文献”，都不一样。在那些文献里，“独裁”一词，是专为蒋委员长用的。如“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见《论联合政府》）等等。为什么现在自我宣称：“我们正是这样”—— 独裁 ！？

    一时想起的是侯宝林的一个著名相声段子：“串调了”。


加盟“民主青年联盟”


    我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应当是在1948年末到1949年初。没有确切日期，因为没有宣誓仪式，也没有摁过手印。只记得填过一张表，填年龄一项时，是在我13岁生日（1949.2.12）之前。所以，当时我的年龄应是“青年”（或成人）的下限。

    民国三十七年底，北平城已被共军围住，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征用四中校园作为国军的一个炮兵阵地。体育场上架起6、7门口径100毫米的加侬炮，可以直射城外共军阵地。教室里住满了兵。停课了。但我们还常去学校，不戒严，甚至还可以看看大炮。一天，一位年龄比我约大三、四岁的同学T某，偶而同我一起上厕所，离国军炮兵阵地不远。

    当周围没有其他同学时，他突然说：“你愿不愿意加入一个组织？”

    “什么组织？”我问。

    “革命的，学生自己的。”

    “加入组织有什么事？”我再问。

    “没什么特别事，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我的条件。

    “不用离开家。”

    ……

    “那好吧！”

    就这样，离开厕所后，我就算“加盟”了。

    过了几天，我被T君引领到北大医学院。该院也在西什库后库，距四中很近。已有十几个同学聚集在医学院的一个不起眼角落，大都是高中的。这就是四中的秘密的民联支部。我被介绍给大家，T君说：“这是新同志，初三丁班的方励之”。

    1949年之前，帮会文化盛行，加入公开或秘密的会社，是平常事。为自保，加入帮会甚至是必要的。至于“革命”一词，也无忌讳，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每星期要背一遍。以“革命”的名义契结，是黑社会，官社会，红社会都接受的一种“结社自由”。打倒军阀的蒋总司令可以同西北军阀冯玉祥交换兰谱，成为契兄弟。解放奴隶的红军指挥刘伯承可以同彝族头人（奴隶主）小叶丹誓鸡血为盟，结成兄弟。在小学中学里，结拜把兄弟也不少见。我在小学五年级时，就有两个结拜兄弟。五年级是男生爱打架的年龄，结拜兄弟是微型军事防卫联盟。1948年末，在北平的中学（男校）里，最流行的是“蜀山剑侠传”。不少同学对“剑侠”深信不疑。约几个拜把兄弟，闯四川登峨嵋找真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我不信剑侠武功之类，不如装收音机有趣。所以问了一句“要不要离开家？我不想离开家”，就是不想参加进山寻寳的兄弟会。幸好“民联”的确不是。

    当然，我加入民联并非没有政治源头。四中一直是中共的一个地下据点。有很强的左派主导的“学生自治会”。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全国学潮中，1947年5月20日在南京游行请愿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察的殴打，有学生流血。史称“南京5.20事件”。为了声援南京学生，5月22日，中共北平组织请南京学生北上报告事件过程。报告地点之一就选在四中校礼堂。北平市长何思源得知后，派警察包围了四中，并冲散会议。我当时上初一，并不知道南京5.20事件，也不知道那个人是四中的地下中共党员。我知道何思源，因他的公馆在魏家胡同，离我家很近。那天下课后，我正好没有立即回家，而在操场打垒球。目睹了全过程，也是“看热闹”。从警察包围校园，到警察冲礼堂，再到几个血流满面高中学生，都看到了。此事件在我心里造成的倾向，是显然的。从此，我成了“学生自治会”的一个站脚助威者。市长何思源是我第一个坚决反对的政客。


读《论联合政府》


    除了反对国民党，我对民联的革命宗旨和理论所知甚少。只觉得秘密活动，隐蔽集会，富有神秘感和吸引力。

    民联并没有组织政治性活动，只安排看书，实质上像个读书会。如T君所说“可以多学一点东西”。当然，书都是红色的。我读的第一本洋小说，就是民联给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像许多革命同侪一样，开始以为它是一本讲炼钢技术的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我也是在民联活动中首次读到的。字认识，但很多不懂。1980年后，经常看到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讲到他们在幼小年龄就致力于共产主义大业，似是革命少年班毕业的。我一直佩服这些先知们在少年时代就能弄明白《共产党宣言》。如，“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等等。很晚才知道，“完备的表现”（complete expression）等等，是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里的类黑格尔玄学词汇。难怪它比五管超外差收音机的线路图，要难懂多了。

    大体看得懂，或自认为看得懂的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1945）。其中提到“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是：……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 ，“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等等。感觉同四中“学生自治会”类似。“自治会”的头头都是高中生，但是要经过初高中学生联合推选产生。像个“联合政府”。


解散“学生自治会”


    很快，剿匪的傅作义将军被匪剿了，投降了。人民解放军入城接管政权。北平战事和平结束。再次证明，北京的确是福地。数周之后，民联组织也从地下转入地上，在学校里公开了“民联”成员的身分。神秘感顿失，不像兄弟会了。

    随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民联和民青（即民主青年联盟和民主青年同盟）两个外围组织宣布解散，所有民联和民青的成员自动转成新青团员，即转团。1949年5月15日，在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大礼堂开会，集合了全北京市所有的民联和民青成员，共约3000人，集体宣誓转团。这大约是第一批新青团员。按照团章，14岁以上才可以加入青年团，青年的年龄下限涨了两年。除了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学，当时都13岁。算不算违章？没有权威解释。

    不久，四中也被接管。派来了首任中共支部书记。四中改朝换代后，召开第一次学生大会。支部书记宣布的一个决定是∶现在解放了，“学生自治会”应当解散了。他的理由是∶“学生自治会”是在同国民党斗争中产生的。现在，国民党完蛋了，而共产党同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学生自治会”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虽然觉得解散一举似无必要，但支部书记讲的也有道理，解散就解散吧。同意。

    没过几天，再开大会，支部书记又正式宣布一项决定∶成立新的“学生会”，它的功能是党的助手。不能叫“自治会”了，因为有党领导。“学生会”头头也不再由联合推选产生，而由党支部直接指派。其他有“学生自治会”的学校，也都被类似处理，先解散，再指派，去掉“自治”。

    “群盲兼群氓”的头脑不免小小地糊涂起来。

    为什么 “学生自治会”不能直接转做“助手”，就像“转团”一样，而一定要先解散而再建？“自治”，意为自己管理自己，无需事事由党国操心，为什么“自治”不能提了？

    改朝换代了，“明朗的天”了，天安门挂喇叭了，毛泽东是万岁了，孙文成行者了，“自治会”就地解散了，“学生会”只是个助手了，“民主”加上“专政”了，我们爱好“独裁”了，意识形态要德意志了……60年前，“群盲兼群氓”们远——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一切，清清楚楚就是新朝的“电阻”“电容”等基本元件，它预示着要组装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

    （2009年6月 Tuc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