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杀与柏林墻倒塌：20年后的比较思考

王军涛

    据说，在上个世纪末，美国一批新闻记者评选20世纪的经典镜头时，有两个镜头呼声最高：一个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尾声中一位现在被叫做王维林的只身挡坦克，另一个是柏林墻倒塌。在世界看来，这两个镜头象征着不同的意义。中国的镜头象征着面对镇压而继续英勇斗争，而柏林墻倒塌则象征着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阵营间的冷战竞争以共产主义惨败而告结束。对于中国人，这两个事件则象征着一样的内容但不同的后果：中国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结束共产党专制的努力，别人成功，我们失败了。因此，每当面对柏林墻倒塌时，国人都痛心地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在同一场全球化浪潮中，别人成功而我们失败了？

    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政治史乃至人类政治史上，就规模、动员深度和影响而言，都是一场罕见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痛失加入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机遇。每个关注中国政治前景的人都不能不探寻：这场运动为什么失败而别人获得了成功？

    最初的答案是简单明确的，面对坦克和机枪，手无寸铁的民众被镇压了。这样的答案在六四惨案刚发生时，一目了然；任何怀疑，都被当作道德上的罪恶加以谴责。如果说，运动有什么错误，那也是对于镇压没有思想准备，把敌人想得太善良。不过，这样的解释很难说是认为运动失败了；这更像是说：运动唤醒了人民，经历了短暂的挫折后，运动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随着时间推移，血泊中形成的信念开始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并带来新一轮高速发展，使得许多人开始接受邓小平的想法：那场运动本身是错误的；这些人退出了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转而加入中国当权者主导的发展浪潮之中。还有一些人继续停留在运动中，思考运动为什么失败。他们开始寻找运动本身的问题并让这样的问题对失败承担责任。

    有两类运动组织者的问题被提出来作为失败的原因。第一类是运动组织者不讲策略，没有及时撤出广场。第二类原因是运动组织者有严重的精神境界、道德、心理和智慧缺陷，导致运动的失败。

    第一类问题对于改进运动是有意义的，今后中国必须要经过民主化，而民主化也必须要再次驾驭运动，总结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再下次做得更好。特别是在中国当局严厉封杀历史真相的时候，这些宝贵经验和教训应该通过民间的讨论传递下去。从我个人的政治经验积累看，这个假设的教训也是成立的。如果当时运动能够做到理性负责、进退有据，收发自如，那么不会有那么大规模核严酷的镇压和清洗，导致积累十年的政治改革者在体制内外全军覆没。然而，我不认为这可以作为运动成败的关键教训。如果我们把中国1989年的运动与其他国家同期运动比较就发现，转型都是在逼宫式政治风潮的压力下发生的，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在统治集团没有答应全面变革之前也没有退让，统治集团也发生分化，唯一区别是中国碰到了邓小平这个20世纪后期最铁血的独裁政治人物，他选择了镇压而其他国家的专制者在大规模政治风潮面前选择了政体转型。统治集团的关键人物的差异导致中国民运失败而其他国家成功。当其他国家面临邓小平这样的独裁领袖时，从西班牙到捷匈波也同样失败。如果我们比较这些运动可以发现，中国的运动从诉求到方式看都更理性和温和。

    第二类问题其实是民运的总体问题，不仅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问题。我赞成以这样的检讨态度改进民运质量，但作为这不是民主运动成败的重要根源。当一个国家民主运动成功的条件成熟时，或者当民主运动趋于高潮的条件成熟时，即使原有的民主运动领袖和团队不能胜任，也会产生新的领袖和团队。1989年大波骤起，79年的民运领袖都在监狱中或者被孤立分割，中国民主运动在一夜之间产生一批世界范围最大影响的学生领袖，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我们研究各国民运史可以发现，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可以是完美的英雄，但真正发动、推进和主导运动的指挥者，往往是一些有着各种正常人看来不完美的人。

    我觉得，六四屠杀和柏林墻倒塌后20年，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真正该追问的问题是：20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对民主运动提出什么必须克服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样的挑战，中国虽然还会实现民主化，但民运人士会失去主导这一伟大进程的机遇并由此使得中国的民主化多些弯路。

    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看中国现实就会发现，中国的专制执政者已经在一个加入全球化、实行市场化和引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度，成功地建立一个控制来自中国内外的政治挑战的机制，而民主运动还在过去挑战一个封闭、迟滞和野蛮的政权的经验中思考政治问题。这种视野局限，使得民运不能抓住所有机会，丧失一些影响本该被影响的社会群体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