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的审美信念
——浅论刘晓波

（贵州）莫建刚


    铸造天才自由人的是：生命的苦难与精神的火焰！——作者题记


中国当代文坛又一个残酷的天才


    时常浸淫在社会不变的世俗观念以及强权专制所奴役的舆论之中的人们，在所谓时代真理的欺骗下，往往以一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来装饰自己早已蜕变为奴隶的身躯。他们沉浸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中不愿醒来。随着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在强权真理的禁锢和诱惑下，渐渐地形成了封闭式的板层结构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脉络，实际上成了一种糟粕就是精华，精华就是糟粕的污染渊薮。

    这是一个极其黑暗和堕落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残酷的天才来呼唤和呐喊。实际上残酷的天才人物在中国层出不穷，由于中国文化体系的封闭性、凶残性、吊诡性、矫情性，这些历代的天才人物都像彗星一样以明亮闪烁的短暂强光划破天空后，又消失在茫茫的天际。

    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1986年），中国当代文坛又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物横空出世，他就是刘晓波。他以一篇划时代的纲领性的经典文本《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向中国这个极其封闭的社会文化体系发出了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毫不妥协的挑战。

    “天才如果不与残酷结伴就不是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天才总是要在毁灭中建设，总把沉睡的人们从甜蜜的梦中唤醒，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世界，而真实是最残酷的。”（《对话》）是的，所有的虚幻的理想主义世界，所有的虚无的甜蜜美梦，甚至是所有的时代的“真理”，都是保守的、理性的、封闭的、是不公正的专制文化的代言和法规。也是一个最真实的，最残酷的社会现实。

    当我们处在这个最真实，最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并大声疾呼人权与自由、宪政与民主的时代精神的风潮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像那些跳着迪斯科，唱着流行歌曲的狂歌烂舞者们，以那些虚幻的潇洒形象，拉帮结伙并大言不惭地展示着不切实际的所谓“自由”的风采。

    刘晓波是真正具有人格价值的人，在追求其自身自由的时候，惟有存在的野性（野性，在极具情绪化的深刻的审美过程这一意义上就是感性）使其处于不受社会强权舆论的约束，不顺从社会世俗的观念，自由地存在；惟有不驯服的野性，不为身外之物所诱惑，这才是他作为自由人的价值所在。

    那些为得到食欲的满足，为得到豪华服饰以装饰自身的皮毛，为了低贱的生存，像奴才一样为主子看门护院、为讨主子的欢心，以狂歌烂舞的媚态娱乐其主人，并被主子所畜养。这就是有别于自由人的行尸走肉们，所接受的“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幸福生活。

    自由人蔑视强权以及社会世俗观念对自身的驯服。自由、自主、自在地活着，是自由人野性生存的状态，自由人的生存，就是“野兽”生存的苦难代价，因为自由，他会流离失所；因为自由，他会食宿无着；因为自由，他会被捕获关押，甚至会被剿杀；因为自由，他会漂泊异乡并葬身荒野；自由人的灵魂和智慧，是以自由自在的精神而为皈依。自由人的情绪化及其感性的审美过程，并不是对社会的炫耀，他的自由充满着艰险以及生命的孤寂。

    生命的悲剧是刘晓波作为一个残酷的天才命中注定的。“我还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视，有六。四难属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监狱中违心的悔罪，我曾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这一勇敢而真诚的忏悔，使人感到坚强和悲情，而催人泪下。这个残酷的天才，在唤醒他人美梦的同时，也在呼唤自己做人的良知。

    “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软弱、自恋，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忧患远甚于监狱强加给我的恐惧和孤独；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太需要敬畏和谦卑，通过自我灵魂的拷问来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这以其说是面对铁窗的考验，不如说是审视自己的灵魂荒野的考验。”（《在刀锋上行走》）从感性的超越、独立、自由地走向个体的内在的统一与和谐（这种统一与和谐在某种意义上，是破碎的，甚至是荒谬的）而由此又走向冲突，以及破裂的深层结构的自由与审美的观念。这就是超越、独立、自由地走向内在统一与和谐时，并在自我的忏悔和反思中，迅速地击碎那短暂的统一与和谐，而导向破裂与冲突的内在大循环的心理过程。


非暴力的政治理念


    刘晓波的自由之路，其政治、文化的审美观念，都不是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胡适所走的路。康、梁的政治变革之路，其戊戌变法的全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隐形的“暴力革命”的全过程。

    在戊戌变法的后期，康、梁等维新派的激进变法措施，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制，而急于求成的康、梁等人就曾密谋游说当时正在天津小站编练“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举行军事政变，企图以武装暴力夺取权力。在遭到袁世凯的拒绝和告密后，康、梁这一隐形的“暴力革命”以及他们所推行的戊戌变法，在顽固派的追杀和镇压下，结局惨烈和悲哀。

    刘晓波自进入了中国政治、文化变革的时代后，一直坚持以非暴力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改造。在熟读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言论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群体性的暴力反抗，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使社会陷入暴政的恶性循环，而且新暴君比旧暴君更为残暴。”（《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他还引用了基督教的理念，对反抗的非暴力原则，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基督徒的良知反抗，绝不诉诸仇恨和任何暴力，而是徒手的和平的消极抵抗，也就是以基督徒的博爱之心和谦卑的情怀，在坚守对上帝的效忠、对人类的爱、对敌人的宽容的同时，宁愿接受暴力镇压和恶法的审判及其惩罚，甚至不向上帝提出惩罚刽子手的要求。”（《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不可否定胡适在中国政治与文化中的权威性。但是，胡适在推行自由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时也是依附在国民党政权机体上（官至驻美国大使就是一例），实施着他的自由主义的理想。他在自己的自由主义文化学说中也掺进了全面的、理性的观念与说教。

    刘晓波所推行的感性与个人主义以及自由的审美观念，是有别于胡适的那种全面、理性，并且依附于政权机制的说教与权威。“感性生命最充分的解放，个性能力最充分的发挥，而这正是自由。”“自由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力，人在任何领域中都不能象在审美中这样自由。但自由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也不是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而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自我保存，自我发展的权力，是在充满悲剧命运的拼搏中每个个体的感性生命冲破理性社会的束缚的具体实现，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本身和最高方式。”（《对话》）

    胡适的观念和说教与刘晓波的个人主义及自由审美情绪形成了鲜明的不可逾越的分水岭。自今刘晓波以一身自由人的傲骨，蔑视着专制独裁体制内的那些寄生虫似的御用文人。


蔑视专制独裁体制


    中国人的人生状态与政治、文化和历史，都是由于被框进了整体主义这个理性及其面面俱到的全面模式而作茧自缚。而正是这种整体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道德基因和模式，使中国人从古到今都顺着这种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意志而转移。个人的存在变得荒诞而渺小，整体性原则使中国人丧失了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以及个体的意志和人性中所有的爱，使中国人的人生状态变为单一化、整体化、奴性化。传承的文化堕落为对帝王和领袖的赞美，历史成为对帝王和领袖功德记载的家谱。

    “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理性的道德模式，而是感性的本能生命才赋予了人以千姿百态的、各具特色的独立个性；不是平静如水、冰冷如玉的灵魂，而是时刻感到生命之匮乏、痛苦、骚动的心灵才赋予人生以对外拼搏、进取的动力。”（《对话》）感性的生命，自由的个体是痛苦和骚动不安的，他生活在这个荒唐的人世间，永远都感到精神和思想的匮乏，永远都找不到自由自在的灵魂之归宿。于是在理性道德的模式中，他渐渐地萎缩而变为荒诞，唯有审美的自由，才能使他复活。

    “当一个人对自身的感性生命的压抑和对外在礼仪的服从达到高度自觉时，便完全丧失了个体的独立性，主体的能动性，而被彻底的整体化，客体化了。每个人已经不再是个性，不再是主体，而是整体的平均值，是客体的工具。最高的同化莫过于服从。”（《对话》）同化与服从压抑着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自由人的存在和创造失去了超越性、神秘性；以及感性生命中的飞跃和奔腾的自由意志。整体主义和高度自觉的奴性人格，是一个个整整齐齐的现代原始部落群，一切都服从酋长（即领袖）的号角召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无所谓创造，祇是活着就够了。

    但是，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以及感性的生命意志，是绝对不会服从和被同化的。因为生命的骚动，就是从神秘的原始欲望以及从酣酗的音乐舞蹈的精神中，诞生出悲剧性的自由与抗争的辉煌意志，及其获取生存的荣誉和审美的权力。审美的权力，就是大自然赋予个体全部的精神创造和物质创造的自由的全过程。

    “我现在的坐牢并非是什么英雄主义的壮举，而祇是一种自我忏悔和赎罪的极端方式，牢狱之灾并不能给予我高于他人的道义优势……”（《在刀锋上行走》）不能说，感性的生命意志，就没有缺点和错误了。恰恰就是这些形成了感性生命对事物和自我的极端的肯定和否定。也正是这些极端的肯定和否定推动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趋势，而全面的、理性的观念与说教，在极端的肯定与否定的面前，却是那么呆滞和僵死。

    “在狱中的任何反省，首先是针对自己的。而且，不能把自我忏悔变成卢梭式的自我卖弄，或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推销。精英情结很容易演化为惟我独尊的知识狂妄，知识狂妄又将自动堕入道德狂妄的泥潭，而一旦把英雄主义的道德高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的杀人道德。”（《在刀锋上行走》）革命，不管是非暴力的和平革命，还是凶残的暴力革命，都有一群少数野心家和大多数激进群氓式的精英，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惜代价地进行着激进的革命行动。这些所谓的领袖人物和群氓式的的精英，他们是不会真诚的进行自我反省和忏悔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唯有自我卖弄；以及自我推销，才能使自己踏着他人的肩膀和头颅，走上权力的最高峰。刘晓波的这一论述，毫不留情地点到了那些革命领袖和群氓式的精英们的死穴。

    至今，刘晓波先生身陷囹圄。为了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能在中国实现，他拒绝了到海外去居住的优厚生活。宁愿在中国坐牢，也要将自身那付自由的骨架，树立在中国专制社会即将毁灭的废墟上，“真正的天才总要在毁灭中建设，总把沉睡的人们从甜蜜的梦中唤醒，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世界，而真实是最残酷的。”这就是他的誓言，也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人的信念，而傲然于这个真实的、残酷的社会。

    从古到今的那些中国的残酷的天才们带着一道道强烈而短暂的亮光，划过黑暗的天空，消失在茫茫的天际。然而刘晓波这个誓言要唤醒中国国人美梦的残酷天才，却将自己那永不消失的亮光，高悬在专制社会那黑暗的天空，闪耀着悲剧性自由的光芒。         （2009-1-12至1-18）

    （本文发表时删去了参考文本，正文也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