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西藏和中国的自由
——记西藏抗暴五十周年暨“西藏自由之路”浮雕群揭幕大会

本刊记者


    今年3月10日，是西藏人民反抗中共暴政和达赖喇嘛流亡印度50周年纪念日。从印度达兰萨拉到欧美各国，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关注西藏人民自由权利的其他民族的人群，都在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个日子。由国际汉藏协会和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主办，《北京之春》杂志社、中国公民力量后援会、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总部、中国民主运动干部学校协办的西藏抗暴50周年暨“西藏自由之路”浮雕群揭幕大会，于3月10日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饭店二楼会议厅召开。约600名与会者济济一堂，声讨中共专制者奴役西藏人民的罪行，寻求西藏的自由之路。国际汉藏协会代表、《北京之春》杂志发行人于大海和达赖喇嘛驻美代表罗桑念札代表主办单位致开幕词。纽约市议员托尼。艾维拉 （Tony Avella）、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劳改基金会主任廖天琪女士、台北市议员徐佳青女士等先后向大会致词，西藏问题研究学者李江琳女士、西藏流亡人民议会议员次丹罗布、美国维吾尔协会秘书长阿力木。赛托夫等作了专题演讲，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时论家陈破空为大会提供了书面发言，《北京之春》主编、政论家胡平致闭幕词。大会同时举行了由中国旅美雕塑家陈维明创作的“西藏自由之路”浮雕群的揭幕仪式和向50年来为西藏自由献身的人们敬献花圈的仪式。


纪念为西藏自由献身的同胞


    于大海首先代表国际汉藏协会和《北京之春》杂志社欢迎大家参加聚会。他指出中共为纪念平息西藏“暴乱”，设立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个做法的荒唐、虚伪史无前例。西藏事件发生在1959年，此时中共头脑正在发烧，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了饿殍遍野。在西藏中共实行血腥的土改，取消原有西藏政府。西藏暴动是中共逼出来的。1959年西藏发生的悲剧责任在中共一方。中共反复强调西藏以前是农奴制。而经过中共的革命以及所谓民主改革，人身依附的现象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严重。几亿农民失去土地，失去了对自己生计的支配权。中共高规格地纪念西藏“平暴”，等于是肯定中共50年代的狂妄。于大海表示，我们同情藏人的苦难，钦佩藏人的奋斗精神和达赖喇嘛的卓越领导。愿和藏人一道，在自由之路上携手前进。

    罗桑念札在开幕词中说，今天大家聚在这里，是为了纪念那些在中共的暴政中死去西藏同胞。世界在变化，殖民主义已经绝迹。可是，汉藏人民被剥夺做人的基本权利的状况，50年来在中国从没有改变过。自古以来，汉藏两族睦邻而居友好相处。共产党执政以来，对西藏进行歪曲宣传，使中国民众很少了解真实的情况。流亡50年来，西藏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的关注，透过非暴力的途径的继续努力，一定会实现我们的愿望。随后，罗桑念札和达赖喇嘛驻美代表处官员贡噶札西共同宣读了达赖喇嘛3月10日的讲话。（全文本刊另发）


“西藏自由之路”浮雕群：逃离暴政的真实画面


    为纪念西藏抗暴运动50周年，旅美雕塑家陈维明受国际汉藏协会委讬，制作了“西藏自由之路”大型浮雕。大会举行了这一浮雕群的揭幕仪式，由雕塑家陈维明和罗桑念札、托尼。艾维拉一起为这一浮雕揭幕。罗桑念札向陈维明献哈达以表感谢。

    陈维明在会上讲述了这一浮雕创作的过程。他说，中共历来的宣传称中共解放了受苦受难的西藏农奴。作者在经历了六四事件和访问了达兰萨拉之后，感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觉得有责任用艺术形式把西藏事件的真相告诉世人。

    “西藏自由之路”是由玻璃钢制成的铜质效果的浮雕，作品高2米，宽3米2，有10个人物造型，形象生动地展现出西藏民众不畏军警枪杀，不畏道路险阻逃离暴政，投奔自由的画面。一位身穿传统藏族服装的妇女，怀抱熟睡的婴儿；藏族老妇怀中躺着躯体下垂的年轻女子，衣袖坠地，死不瞑目；一位藏族青年身体前倾，长发后扬，双眼注视前方，胸前衣襟被子弹打开了花，双手紧扣岩石；左面妇女站在山岩上，衣裙破烂，挺胸拦护身后小女孩，前方正在进行一场屠杀，小女孩身挂长长佛珠，惊恐中睁大双眼；脸上布满绉纹的老人，双手转动经筒；圆脸细辫的女孩双手合掌，向上苍祈祷。

    这10个人物组成一支逃离暴政，奔向自由的队伍，其惨烈的形象被刀斧永久地雕凿在山崖上，浇铸在历史中。大会之后浮雕将被运往台北，举办展览之后再运往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的达兰萨拉存放。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一定会实现


    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国际部主任唐博伟专程从台湾赶来参加大会。杨黄美幸女士在致词中表示非常荣幸参加西藏抗暴50周年纪念大会。不过看到在海外50年没有办法回去的西藏朋友，看到许多流亡在海外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民运人士朋友，心情非常复杂。西藏本来是独立的，由于中国共产党进军西藏，使得西藏失去了自由，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50年来达赖喇嘛为追求和平，保留西藏的文化和民族习惯，跟中国谈判，放弃独立，祇要求自治，可是西藏人民得到的却是中国政府的欺骗。西藏人民流亡在海外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但要看到，中国最近几年崛起，它以经济的诱惑，让西方国家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听任共产党在国内继续压迫人民。她指出，现在人们看到的中国的繁荣祇是一个表象，人民依然生活在痛苦之中，失去自由和人权，很多追求自由的人士被关在监狱之中，很多民运人士流亡在海外，有家而不可归。她相信在海外为了自己的国家作出牺牲的人士总有一天会获得胜利；相信达赖喇嘛和平、非暴力地追求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一定会成功。

    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说他是怀着相当沉重的心情来参加会议的。2009年是中共占据中国大陆60周年，是西藏抗暴50周年。藏人失去了自由，中国人民同样生活在没有自由的日子里。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是我们要追随的目标。汉族和藏族是近邻，相互和睦相处非常重要。我们生活在美国，要学习美国社会的宽容，这样，在中国就没有汉族和藏族的问题，也没有台湾独立的问题。在中国，唯一的问题是中共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要帮助中共解决它的问题，而达赖喇嘛提出的和平非暴力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要团结起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宣布竞选纽约市长的纽约市议员托尼。阿维拉向大会表示祝贺。他说纽约市议会曾经做过决议，认为2008年奥运会不适合在北京召开，除非西藏人的待遇得到改善。他强调中共必须容许中国人和西藏人有决定自己前途和命运的权利。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进行了长达30年的谈判，今天依然是在起点上，没有任何结果。他表示支持西藏的自由和人权是他的一贯立场。

    劳改基金会主任、中国信息中心副发行人廖天琪女士在会上代表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吴弘达发言。她指出，不论历史如何诠释，历史地图如何划界，在21世纪的今天，任何民族，族群祇要有追求独立自主的意愿，就有这个自主的权利。这不仅适用于西藏，也适用于台湾、香港、内蒙古和东土耳其斯坦（新疆）。欧洲各个民族打打闹闹了几百年，最后四分五裂，现在和和乐乐相处，分久又思合了。萦绕了100多年的“欧洲国”之梦，酝酿了半世纪的欧洲共同体，演变成现在的欧盟。廖天琪还以原东、西两个德国的分合和天鹅绒革命之后捷克与斯洛伐克经过全民公投分手，说明这是人民意志得到真正体现的最佳范例。她指出，今天全世界1000多个城市宣布3月10日为“西藏日”，挂出了雪山狮子旗，西藏人民的朋友遍布世界；西藏的朋友们要对自己的前途有信心，坚持自己民族自决的权利，大会协办单位代表，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刘东星在致词中指出，西藏人民的自由是各民族人民的自由，坚决支持西藏人民为实现自由西藏而不屈抗争的正义事业；坚决支持达赖喇嘛尊者走中间道路的策略；坚决反对中共以任何藉口对西藏人民的种种迫害和镇压；坚决主张落实西藏人民高度自治、真正自治的正当要求。他重申了2008年11月在第四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上各族群与会者达成的四点共识：第一、合作原则：尊重民族特性之间的差异，接受人权普世价值，联合起来致力于宪政和民主的实现。第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原则，以善胜恶。第三、相互尊敬，相互关怀彼此的人权状况，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帮助。第四、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相互宽容，消除仇恨和误解，追求真理和真相，实现和解与彼此相爱。各个民族祇有团结起来，相互帮助，共同努力，才有人权、才有平等、才有博爱、才有祥和的民主邦联共和国诞生。

    台湾民进党中央常委、台北市议员徐佳青女士在与会致词中介绍了台湾人民以举办影展、画展和演唱会等各种方式举办纪念活动，表达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支持。今后将继续协助西藏人民对人权、自治的追求，帮助所有国家用和平方式追求民主和自由。


了解西藏问题的内涵和西藏流亡社会现状


    多年来致力于西藏流亡史的研究，并数次采访西藏流亡社区的学者李江琳女士在会上作了专题演讲。她解释了“西藏问题”的多重内涵：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或领土争议，还包含信仰自由，文化保留，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权与人道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被中国民众忽略。1959年3月拉萨事件引发了一场人道灾难，数万藏人逃往周边的国家，50年来，西方民众始终没有停止帮助西藏难民，而对这样的人道灾难，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至今都不了解。资讯的控制使得中国民众把“西藏问题”理解为单一的“领土争议”，无法理解西方民众对藏人的支持，把“支持藏人”等同与“支持藏独”。实际上，支持西藏的西方民众未必都支持西藏独立，有的支持改善人权，有的支持宗教自由，有的抗议中国政府长期妖魔化达赖喇嘛。中国民众应该突破意识形态限制，从多重角度去深入了解、理解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藏人。

    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次丹罗布、西藏青年大会副主席顿珠多杰、纽约——新泽西西藏协会副主席普布多吉和西藏留美学生旦增欧珠等多位藏族同胞向大会作了演讲。次丹罗布、旦增欧珠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的民主操作，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西藏流亡社区的教育社设施。顿珠多杰特别针对中共宣传机构关于西藏青年大会的歪曲报道作了解释。西藏青年大会所有的活动不是为了对抗中国人，而是为了自己民族的自由与尊严；西藏青年大会不是一个暴力团伙，一个恐怖组织，而是一个正常的流亡组织。顿珠多杰承认西藏青年大会与达赖喇嘛表示的某些看法不同，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为达到西藏自由的目标而努力。

    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博士在发言中赞扬了50年来西藏流亡者的成就。在遍布西方世界的流亡群体中，西藏流亡者是成功的。西藏流亡政府的在民主宪政上的进步，证明在中国完全可以实行西方的现代宪政民主。他还建议西藏流亡者的重点不要放在中国政府方面，而要放在民间，要告诉中国人民西藏历史的真相，西藏问题的症结。

    佟君女士代读了陈破空的发言稿：“一部真实的谎言——评中共《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陈破空指出中共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充满了谎言。白皮书提到当年中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但仅抽出其中的第11条：“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以此作为中共50年代后期在西藏实施所谓“民主改革”的依据。仅在这一条上，中共就违反了“不加强迫”、 依据“人民要求”和“协商”等原则，而以暴力强加。中共所谓“民主改革”的结果，就是寺庙被捣毁，大量藏人被屠杀。中共所谓“民主改革”不是改革而是毁灭；没有民主祇有暴政。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意义与前景


    天安门学运领袖项小吉在演讲中专门叙述了达赖喇嘛中间道路提出的历史过程，现状与未来的前景。他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但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示，会被未来的中国民主社会所接受。历史上，汉藏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今天的汉藏人民要超越历史和过去，面向未来。

    来自中国大陆的维权律师刘路在演讲中从专业角度谈论了西藏的权利。认为西藏人民有两个层面五个方面的权利应该得到重视和支持。第一是人权，包括基本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是族权，包括自治权、自主权、自决权。自治权在中国政府跟西藏政府签订的17条协议中有明确的规定，但是1956年中共开始不再遵守承诺，以后所谓西藏自治名存实亡。自主权即西藏民族自己决定民族事务的权利，包括内政、外交乃至军事结盟等权利。自决权即西藏人民由全民公决的方式自己决定自己民族前途的选择权利。至今为止，西藏人民的这些权利遭到野蛮践踏，在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政府那里也没有得到应有尊重。出于对西藏人民福祉和现实政治的考虑，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的主张。这是目前形势下对西藏人民前途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汉族人民和西藏人民同属于中共专制独裁体制的受害者，祇有彻底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实现宪政民主，西藏人民的人权以及族权才有可能实现。

    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女士在题为“非暴力不合作之西藏未来发展前景探析”的演讲中提出汉藏两个民族要“明了相对位置关系，建立功德伟业，树立全局观念”的意见。50年前汉藏之间的冲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权和意识理念之间为控制权、领土权、军权、宗教权等爆发的争斗。半个世纪过去，如今统治权之争已经变为生存权之争。从西藏流亡政府角度讲，达赖喇嘛逐渐转变为了精神领袖；对汉族人民说，恐惧和排斥已经成为当今多数海内外汉人对达赖喇嘛的自然反应；对国际社会说，达赖喇嘛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化身，然而由于与中国政府关系的考虑，西藏问题异常棘手，西藏问题已经变为僵局。西藏人民在此弱势之时应藏锋蓄力；达赖喇嘛应促进民族间的真正合作和解。中国人民与西藏人民本无冲突，和平是汉藏民族共同的诉求。西藏问题根源在于中共政府，而非人民。解决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最大程度的合作、包容和理解。

    杨建利在“我倡议的新中间道路”的书面发言中赞赏了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内涵——追求真正的自治而不追求独立，遵循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具有超越性的智慧，加上他长期真诚的实践，达赖喇嘛赢得了世人的尊重，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道德精神榜样。但是30年来达赖喇嘛一直期望通过与中共当局谈判来实现中间道路的目标，在去年3.14之前都坚持不懈地在这个方向上使力，这不能不说是策略上的缺失。3.14后达赖喇嘛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数次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表示对中国政府不抱任何希望，把希望寄讬在中国人民身上。杨建利倡议达赖喇嘛和藏族人民采取新中间道路，其内涵包括不追求独立，追求真正自治；把西藏的真正自治纳入带有邦联性质的联邦制的整体视野中考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起寻求共同的宪政民主起点，最终确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放弃与中共当局谈判而达成有关西藏前途的协议的幻想，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一起形成一体化的民主运动，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变革；与汉人进行最广泛深入的交流以取得理解和信任；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

    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陈明在会上也就这个议题发表了演讲。


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大会结束时，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致闭幕词。他代表会议主办者向每一位嘉宾、每一位与会者表示感谢，向会议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胡平指出，我们举办这场会议，是为了纪念50年前藏人进行的抗暴斗争，也是为了增进汉人与藏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西藏的前途是和中国民主的前途密切交织的；西藏的问题不祇是西藏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3天前，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讲话。他说：“世界上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华关系中，不允许达赖窜访，不允许达赖利用这些国家的国土从事分裂活动，这是国际关系准则的应有之义。”这段话表明，中共当局非但无意纠正它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而且还有可能变本加厉；它不但要继续加强对西藏本土的藏人的打压，还要加强对藏人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的打压。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同时也唤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近些年来，中共领导人反复对外宣称和平崛起。中共领导人说：中国的崛起，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但是请注意，中共领导人这番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 所谓“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这里所说的“任何人”，都是指的外国人，并不包括中国人。事实上，中共当局每天都在妨碍、威胁和牺牲我们一部分中国人。问题是，一个每天都粗暴地侵犯中国人的基本人权的政权，一个离开了政治迫害就无法维持的政权，它的崛起会给世界带来和平吗？ 当它崛起之后，还会不妨碍、不威胁和不牺牲任何外国人吗？

    胡平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国能否走上自由民主之路，不但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中国的问题不祇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我们的斗争是极其艰巨的，也是极其光荣的。我们坚信我们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是在我们一边，因为我们是在正义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