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走向自由

于大海


    不久前，中共为纪念平息西藏“暴动”设立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此举之荒诞、虚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西方的敌意是中共逼出来的


    西藏承认过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但西藏从来是自治的，辛亥革命后并处于实际独立状态。中共坚持要直接控制西藏，除了受革命狂热驱使，还有战略上的原因。中共对西方渗透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美国出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曾经提携中共，希望它起到制约国民党的作用。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都是美国人出面促成的。1946年底内战重开后，美国虽然站在国民党一边（不要忘了，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是世界上公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对国民党的支援实际上很有限。1949年中共政权尚未成立，美国国务院就发表“白皮书”，将国民党的失败归因于其自身的腐败无能，表明了美国暂时淡出中国内部事务的意向。后来美国发生“谁丢了中国”的争论，就是对这种消极政策的反弹。但中共的作为，很快又把美国逼成了敌人。先是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签订同盟条约。由于苏联背弃在东欧各国实行自由选举的诺言，全面扶植共产傀儡政权，加上被二战掩盖的斯大林暴行逐渐为人所知，西方各国结成了反共阵营，冷战局面开始形成。此时新成立的中共政权本可象印度或南斯拉夫那样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但中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世界革命爆发在际，为了不在革命爆发时缺席，立即认贼作兄，投入斯大林的怀抱。接着，又伙同斯大林怂恿金日成南犯，并在金日成兵败溃北之际，出兵“抗美援朝”。中共的挑衅，逼使美国改变了态度。美国不但与台湾签订了同盟条约，使“解放台湾”成为泡影，还透过各种途径试图动摇中共政权。美国支持藏人抵御“解放军”入藏，以及后来帮助藏人开展游击战，不过是冷战大戏的一段插曲。


革命狂热给西藏带来灾难


    但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毕竟鞭长莫及。虽然美国对藏人游击战的支持直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才最后中断，1951年后，中共军队已牢牢地控制了西藏。此时如果中共能履行1951年“十七条”中的诺言，维持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对“有关西藏的各项改行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也许就能保持稳定了。但中共领导人的头脑仍在发热。他们自以为真理在握，一定要将血腥的土地改革强加给西藏。同时为了强化对西藏的控制，一定要取消原有西藏政府，代之以自治区政府。强迫推行土改和改制，这是1959年西藏抗暴的直接原因。中共在平息“暴动”后，对西藏文化、西藏社会施行了令人发指的摧残。许多寺庙变成了监狱，并在“文革”中被摧毁。强加给藏人的合作化，使成千上万的藏人死于饥饿。藏人的每次和平抗议，都遭到无情的镇压。几十年来，由于受中共宣传的毒害，许多汉人不了解中共给藏人带来的苦难。但这段历史正像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那样，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改革开放以来藏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比不上汉人的改善。至于信仰自由及真正的自治，至今仍完全谈不上。收存达赖喇嘛的照片仍是罪过，藏人自选的班禅喇嘛连同其家人至今下落不明。自治区政府也依然受由汉人出任的党委书记管辖。自治区政府对北京负责，而不是对藏人负责。


中共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比西藏还厉害


    中共为了给自己的暴行制造理由，反复强调西藏以前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其实，在传统的藏人社会和传统的汉人社会中，人身依附现象都相当普遍，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就说过，中国（汉人）的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至于政教合一，更是中国几千年的一贯传统，祇不过汉人政权多以儒家学说（而不是狭义的宗教）为国教而已。西方各国以前同样有农奴制和政教合一。到了20世纪，相比于西方，汉人、藏人都落在了后边，都面临着改造传统社会的任务。问题是，经过中共的革命及在西藏实行的“民主改革”，人身依附和政教合一的现象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严重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早在40年代就指出，公有制计划经济会导致极权政治和新的农奴制。哈耶克的这一论点，在中国得到了验证。短短几年里，几亿农民便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对自己生计的支配权，实际上也失去了人身自由。为了工业化，中共实行统购统销，长期剥夺农民，农民对此祇有逆来顺受。城市居民在职业、居住、旅行甚至购买食用品等方面，也都失去了选择的余地。中共提出搞“三线”，几百万人口就祇好背井离乡。他们与为秦始皇修长城的奴工有多少区别？毛泽东一声令下，上千万城市青年就祇好去“上山下乡”。他们又有什么人身自由呢！如果我们把人身依附当做农奴或奴隶制的标志，那么我们不妨说，毛泽东、共产党把中国的老百姓统统奴化了。毛泽东、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隶主。同样，中共主政后，毛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便成了中国的国教。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思想汇报、批斗会以及数不清的思想运动，都是中共实行政教合一的明证。


改革的成功是共产革命失败的见证


    改革开放以来的做法，从分田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到引进市场机制、允许乃至鼓励私营企业的重生，到引进外资、参加国际经济组织，到借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与土改、公有化乃至整个共产革命背道而驰的。

    最近，海内外都隆重纪念了改革开放30周年。可惜的是，对改革的历史地位，许多人至今还没搞清楚。改革是对共产革命的否定，改革的成功是共产革命失败的见证。高规格地纪念西藏“平暴”，高调门地把对藏人的戕害说成是“解放”，等于肯定中共50年代的狂热和狂妄。这样下去，不但改革再难有突破，已实行的改革政策也会面临被清算的危险。对此，我们应当有所警惕。改革开放之初，胡耀邦不但大力纠正毛泽东制造的冤假错案，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还代表中共表达了对藏人的歉意。今天那些大言不惭地纪念西藏“平暴”的中共领导，与胡耀邦相比真是别若天壤。中共为了维护其统治，将民运以及达赖喇嘛妖魔化，说民运是西方或台湾豢养的走狗，达赖喇嘛要恢复农奴制。其实，民运和改革开放一样，都降生于70年代末，都是摈弃毛泽东暴虐统治的产物。民运和改革开放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胡耀邦、赵紫阳及其他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曾是民主的推动者。他们是广义民运的一部分。民运一直是支持改革开放的。但民运认为，改革应包括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要在政治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容许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通，将政府置于舆论、民众的监督之下，建设全面的现代化社会。八九民运有诸多缺陷，但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而达赖喇嘛很早以前即已接受了民主、自由的观念，如果有机会回西藏主政，是决不会搞农奴制或政教合一的。


西方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中国主政者的作为


    中共还一再说，西方某些领导人尊崇达赖喇嘛，是为了分裂中国，阻止中国的崛起。其实，在西方民主社会里，领导人必须体现民意。而西方民众尊崇达赖喇嘛，主要是出于对西藏人民的同情，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精神。西方在历史上确曾欺负过中国，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当然是鸦片战争。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非殖民化后，西方逐步转而扶植落后民族，对中国也多有善意。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期望中国成为亚洲安全的基石，力主中国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西方国家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中国主政者的作为。如前所述，五、六十年代西方敌视中国，是中共将自己绑上斯大林战车所致，责任在中共一方。已被中共奴役了的中国老百姓，当然祇有跟着受罪的份。同样，今天中共对各族人民基本人权的侵犯，违背了国际准则，也是西方无法认可的。西方并不一概反对崛起。二战后，西方国家就帮助德国和日本实现了重新崛起。但对共产主义苏联的崛起和扩张，西方则几十年如一日地加以遏制。中国的崛起能得到多少西方的支持，关键在于崛起的性质。


让我们在自由之路上携手前进


    西方世界远非理想国。人性中恶的一面，在西方同样常常浮上台面。对这一点，象我们这样在西方生活了多年的人能看得很清楚。最近的经济衰退表明，西方在政府职能、经济调控方面，也仍无一定之规。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对人性中恶的一面能起到抑制作用，尤其能保障公共生活的相对纯净。民主制度还特别富有弹性，其自我改善的能力甚强，进行改善的社会成本也比较低。总的说来，西方的自由仍在扩大和完善中。最近美国选出首位黑人总统，就是西方社会仍在进步的象征。如果中国的主政者能带中国走上自由之路，不但藏人会心满意足，中国的崛起会更顺利、更有积极意义，中国与西方也会形成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关系。中国有机会像汉、唐、宋时代那样，取得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汉人和藏人、西方人以至整个人类在自由之路上携手前进──这就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