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西藏梦和五千年中国梦

（重庆）郭子宽


    奥巴玛于2009年初的一次搬家，让他当年的梦想进入一个现实的阶段。50年了，一个流亡在外的老喇嘛回家之路却仍停留在梦想之中。50年里，这个曾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西藏领袖，祇在流亡20年的时候，派过5人代表团去“参观”故土“新”西藏。然而，5人代表团带回的关于那片土地上消息，让回归故土的梦想更加急迫，归程却更为遥远。

    5人团在西藏受到的热情欢呼，让驻藏干部20年的努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引起了北京的惊恐不安。展示给5人团参观的新西藏，是一个负面消息累累的地区：贫穷，多年的饥馑，饿死人的灾难，人权的剥夺，发生事变后整村居民的抓捕，班禅喇嘛的7万言书以及不堪折磨不祇一次的自杀企图，能源的输出、农业的小麦移植失败，对藏人教育医疗的歧视，森林的滥伐，无所不在的交通网络却与藏人无干，被洗劫一空祇留下瓦砾的庙宇，被强迫实施的对人口的控制，众多的军队驻扎，尤其是令人感伤的是，藏人在属于自己家园的土地上，成了一种被观赏的风景！

    作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梦想无非是一个西藏人的梦想，一个人的梦想。那就是生活在一个宗教信仰自由、传统得以尊重、人权得以保护、藏人的自治能够落实的西藏。这个西藏，也许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真正的自治，所有西藏的经济、文化、社会由藏人做主，而非由外来的党的干部指使。这个西藏，人民可以自由地供奉画像而不受抓捕，人民可以自由的言论而不受监视，人们可以自己决定生养几个孩子，而不会被强制拉到手术台上杀害未出生的婴儿。

    这片土地的主人，无法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诵经，自由地歌唱，自由的地梦想，祇能在流亡中，宣传爱与慈悲， 祇能在西藏和中国土地（台湾除外）之外，接受人们的礼拜，主持佛家教义的宣讲。

    50年里，许多西藏人为了自由的梦想，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穿过严密监视的边境线，冒着生命风险，来到异国他乡，寻找别国政府提供的定居点。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这些人的梦想早被武力和残暴所消灭，尽管他们的梦如此地简单，简单到北京政府和治下的国民难以理解。

    50年来，西藏人要谈论“西藏”问题，而北京政府祇认为有“达赖”问题，一个有梦想的人，和一个不曾让人做梦的政权无法对话：你所说的是西藏自主自治的梦想，他所谈的祇是个人的待遇不低于1959之前。

    和这些有着信仰和梦想的西藏人相比，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却好像失去了做梦的自由。也许这是一个写诗的民族，而不是一个追梦的民族。所有的爱情、所有的公正、所有的正义，都在诗中渲染歌唱， 都可以在戏曲唱腔中得到安慰。屈子的“九歌”“天问”，杜甫的“广厦千万间”，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岳武穆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康老夫子的《大同书》，甚至新中国的《共同纲领》和共产主义，不都是梦想？不幸的是，中国的传统主流仍是识时务，因为写完诗后，看完戏后，仍要现实地面对泛滥的黄河，面对官府如狼似虎的差役。所以屈子跳了汨罗江，杜甫引孔明为同道，岳鹏举上了风波亭，共产主义被中国特色所代替。

    作为中国人，言论自由从两千年前的“偶语者弃市”开始，一直到满清的文字狱和共产中国的延安文艺座谈和当下的网络管理，成了一个奢华的权利，甚至连诗歌和戏剧都成了罪过的时代，中国人也务实地挺了过来。中国人已经习惯在伦理中宣传忠孝节义，在礼仪中完成自己的待人处事，在冠冕堂皇的殿堂实现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在和权势的相互勾结中体会到了治人帝师的荣光。

    中国不再奢谈梦想了。什么人权，什么自由，什么民主，那都是西方的伎俩。中国人要的是“生存”权。如果不听话，连生存都没有，谈什么人权！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剥夺人的生存的权利和为人的自由，一方面，以这个生存权来对抗人权，让中国人在生死存亡之中，祇能选择生存。就连党的总书记谋求的也是生存！ 10年储君，如履薄冰。先是担心中途被废，即位之后又担心军权旁落，好不容易坐稳了，可以修改党章了，又不能不担心传位不当，留下被掘坟鞭尸的下场。天天正襟危坐，谋求生存，出了说一些胡话，那里敢说有什么梦想？

    由此，梦想不属于这片土地。即使由于和权势的结合，或本身攫取了权势，也早忘记了如何做梦，因为已经习惯了你死我活的生存游戏，而且时刻面临着权势为别人夺走的危险。为生存而战，枕戈待旦！

    逃离自己土地的藏人，远远看着自己的家园，重新租借山林土地，开辟生活的林园，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坚守自己的梦想。西藏人有转世的信仰，如果有生之年无法回到自己的高原，也可以在转世后继续自己的回家梦想。

    50年了，达赖喇嘛和众多西藏人仍在故乡外流浪，梦想着回到自己的故乡；五千年了，中国人仍是中国人，仍习惯于用千年前的周公解梦排忧度难；领导中国的党，却在用千年前的“小康”为号召，在 “后民族时代”，做着“民族复兴”的春秋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