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八九

于大海


一


    80年代中期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我曾不断寻找回国参与改革的机会。1987年初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使改革受挫时，我参与发起上千名留学生的公开信，并由此挂上了几分“异议人士”的色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几个月里无疾而终，以及“十三大”的改革路线，重振了我对改革的信心。但1988年春天回国的感觉，比前两次差了很多。国务院体改所是我回国工作的可能单位之一，但我在那里的朋友在思路上与新总理李鹏格格不入，不少人已在自寻出路。他们都劝我不要急着回来。我在北京大学的朋友对政局发展也很失望。我去看望方励之、李淑娴两位老师时，了解到北大学生刚刚成立了民主沙龙，与当局对立的情绪十分强烈。离开北京时我已意识到，且不说回国工作，今后回国探访都会很困难了。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悲伤。出国留学，为的是回国服务，却不幸演变成了浪迹天涯之始。回到美国后，我将方励之在首次民主沙龙上的演讲交给《中国之春》发表，自己也开始给《中国之春》写文章，走上了“体制外”的不归路。

    1989年春天我在达茅斯学院教书。北京学生的游行、请愿，尤其是5月初开始的“新闻自由”，令我感到振奋。时任中国民联主席的胡平起草了“改革建言”和“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邀我签名，我当然表示同意。公开信4月26日在北京大学贴出。我征集了2000美元捐款，托朋友于5月17日送到天安门广场。由王有才等人签字的收条，我至今仍保存着。我也参与发起了达茅斯学院中国学者学生的公开信。后来，中共当局将海外的呼吁和捐款说成是八九民运受海外操纵的证据。中共不肯自我检讨的态度，与毛泽东到处抓“阶级敌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海外的帮助和影响很是有限。我们与广场的学生心连心，但由于远隔重洋，最强烈的感觉是爱莫能助的无奈。

    我还代表学校请胡平到达茅斯演讲。5月29日的这次演讲会十分热烈，听众把会场挤得爆满。胡平说，布热津斯基的新书《大失败》，把中国列为共产国家中危机较轻的一个。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是错了。在场的中美人士都对中国的民主化寄予希望。

    随后就发生了六四屠杀。屠杀带来的震撼，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和很多人一样，戴了黑纱表达对死难者的怀念。我还记得6月6日那天我去普林斯顿参加毕业典礼的情景。许多参加者都戴了黑纱、白花，校长夏彼罗在致词时也特别请大家一起向六四死难者致哀。毕业典礼本该是喜庆的场合，但良知未泯的美国人认为，此时此刻，更重要的是表达对勇敢的中国人的敬意。

    我参与创建并担任首届会长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也多次表态支持学运、谴责屠杀。当学会的朋友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学会会员当然该讲话，但学会本身是学术团体，不宜对政治问题表态。我的意见并未被采纳。毕竟，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也签署了反对镇压的声明。六四后，留美经济学会理事会发表声明说：“军政当局终于悍然下令屠杀人民了。这一逆行倒施将把中国推入深渊，也把李鹏政府钉上万劫不复的耻辱柱。”理事会在“紧急通知”中说：“空前惨烈的大屠杀，继之以异常丑恶的大清洗，已粉碎了国内改革，开放的环境，也摧毁了学会的为它钻研和努力的基本前提。 ……中华民族历劫而不衰。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开放和强盛的大势是不可逆转的。让我们本着良知。”不过，学会很快就为形势所迫，重新与当局合作。先把问题提到良知的层次，随后又很快放弃，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缺失。不过，学会成立24年来，对中国改革、进步的卓越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六四屠杀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把我从民运的支持者改变成民运的参与者。田汉在《毕业歌》里说：“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拼死在疆场”是谈不上了，但面对六四这样的民族劫难，一个生活在西方安全环境中的知识分子总还应该“本着良知”，去声讨“大屠杀”、“大清洗”的罪魁祸首、继承八九烈士未竞的事业吧！就这样，我从1989年6月起参加了中国民联的工作，后来又主持《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直到今天，仍是义无反顾。


二


    和改革开放的成功一样，八九民运也是共产革命失败的见证。经过毛泽东20多年的独裁统治，尤其是文革带来的破坏，全国上下都对现状感到忍无可忍。邓小平的复出、掌权以及民主墻的出现，都是这种不满情绪促成的。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农民的生活得到戏剧性的改善。改革开放的成绩，对不满情绪有所抑制。但在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民众清楚地看到，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贫穷和落后。日本、香港、台湾的经济水平几十年前和中国差不多，这时却超出了中国几倍、十几倍。在文化、政治方面，这些地区也明显比中国先进。这样，对外开放同时又强化了不满情绪，尤其是强化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不满情绪。对外开放使中共喧嚷了几十年的许多谎言不攻自破。如中共以前说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对外开放后人们发现，这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包括了中国人自己。中共提出“反精神污染”，就是担心民众从中外对比中作出经济、文化以至制度上的独立鉴别。不过，对外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太大了，中共欲罢不能，祇好在缓解其政治影响上作文章。

    虽然对外开放得到坚持，到了80年代中、后期，改革本身却陷入了泥潭。城市的经济改革，避不开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也避不开所有制问题。农村成功的承包经验，对城市用处不大。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希望以市场逐步取代计划，在所有制上实行多元化、股份化。但这样的方案根本无法全面推行。意识形态的束缚是最大的障碍。邓小平为了给改革打强心针，八五年召开了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但陈云在会上讲话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这等于是在警告改革派，不要搞全面改革，不要做飞出鸟笼的梦。邓小平在与“凡是派”争权时，恢复了包括陈云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权势地位。但这批人心目中的改革，往往不过是恢复文革前的作法。他们很快成了全面改革的绊脚石，后来又成了保守派镇压民运的中坚力量。

    改革受阻的另一个个原因，是改革派本身的失误和软弱。由于全面改革受阻，改革者派祇好退而求其次，先从某些局部入手。可是，半吊子的改革往往还不如不改。改革派为了调动企业积极性，试验向企业放权。这很快造成投资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也造成苦乐不均及一些人的暴富。原因其实很简单。当时的企业名义上是“公有”，企业主管按理说祇是雇员。向企业放权，实际上是把所有权部分地交给了企业主管。但企业主管又无须像真正的所有者那样承受可能的亏损。结果，他们面对的是“赢了归我，输了国家倒霉”的畸形刺激机制，当然想尽量扩大投资。改革派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进行价格的部分调整、开放。结果，造成了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给“官倒”大开方便之门。这里的原因同样很简单。价格能成为资源配置和刺激积极性的信号，要以较完整的市场体系为条件。祇有削弱乃至终止计划经济体制，价格改革才能成功。改革派很快看出了问题之所在，却不敢明确地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提出挑战。1987年十三大提出“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的论断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立意是不错，但缺少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批判，也缺少能操作的内容。结果就是，改革派名义上在主政，却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招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民众发泄不满的对象。

    政治改革的遭遇就更奇怪了。文革结束后，民间乃至党内都出现了强烈的民主呼声。邓小平本人也多次提到政治改革，甚至对民主墻予以肯定。但1979年提出“四个坚持”后，中共重新确认了惟我独尊、压制异己的方针。每当知识分子发表非正统观点或学生上街，中共便如临大敌，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予以压制。1986年的学潮，更以胡耀邦下台、知识界精英被清除出党为结局。1986年中共正式将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时，民主的议题被排到很后边，而且被冠上了“社会主义”的形容词。言论、新闻自由的议题则根本不在列。为了排除“干扰”，政治改革的讨论仅在内部进行，对社会大众保密。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扩大参与。中国的政治改革刻意实行暗室作业，是对自身极大的讽刺，也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改革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推动这种闭门造车、无关痛痒的政治改革，显示了他们的进退失据和自我封闭。他们对借助民众的支持强力推行改革似乎想都没想过。

    经济改革陷入泥潭，政治改革遥遥无期。遭到整肃的胡耀邦和知识界精英名誉得不到恢复。再加上物价飞涨、腐败盛行，民间的强烈不满情绪不但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了。八九民运由此应运而生。


三


    八九民运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面对一个一贯压制异己的政府，一个群众运动能有上百万人参与，能提出相当明确的民主诉求，并能坚持非暴力的原则，这确实值得世人敬仰。中国的民主化，仍需要八九民运中学生、市民表现出的热情和勇气。

    八九民运是民间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同时，八九民运也得助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1979年民主墻遭到取缔后，祇有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少数民运份子被抓。1985、1986年的学潮均没有遭到暴力镇压。八六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丢了党籍和官职，但没有被抓。人们由此减少了恐惧，增加了安全感。安全感鼓励了学生和民众的参与，对八九民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种安全感和某些时期的恐惧感一样，其实是虚幻的。中共保守派将八九民运的迅速膨胀归因于改革派姑息学运、怂恿自由化思潮。改革派则将八九民运归因于保守派对改革的阻碍。如果仅就民运的起因而言，双方各有各的理。如果中共在政治上一直实行高压政策，对历次学运无情镇压，那么八九民运即使发生了，也不会发展到这么大的规模。反之，如果改革得以全面展开，许多矛盾会随之化解，八九民运也就缺乏社会基础了。当然，如果站在普适价值的高度来看，保守派就毫无道理了。不管在哪次学潮里，也不管学生提出的主张是什么，游行的学生都祇是行使了基本公民权，决不该被镇压，更不该像在八九年那样横遭屠杀。

    学潮开始时，并没有明显支持改革派的色彩。学潮的反官倒、提高教育经费等诉求，甚至给人责怨改革派的印象。事实上，八九民运始终缺少主张经济市场化的内容。正因如此，学潮并没有立刻激化中共内部的矛盾。中共内部较为一致的处理意见，是靠劝说加威胁的办法使学生退却。赵紫阳对这种意见也是认可的。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反映出这种意见。这是中共处理学潮的成规，祇不过四二六社论的言辞较以往更激烈了一点。但这次学潮非同以往。四二六社论不但没有劝住、吓倒学生，反而把他们激怒了。4月27日，学生冲破警线成功地举行大游行。学生的正义感和勇气值得赞扬。但后来的发展显示，四二七大游行的成功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一方面，学生得到了北京市民的鼓励，看到了警察在学生人潮前的节节后退。他们由此过高估计了社会对学潮、民运的支持程度，过低估计了当局的动员能力。法国历次革命中，巴黎都远远走在全国的前头。正像巴黎不等于法国一样，北京也不等于中国。但北京的学生对此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学生的成功使保守派大为震惊。他们担心，如再不坚决镇压，不管是改革派得势还是共产党的一统天下结束，自己的官位以及子女的前途都会在所难保。其实，保守派一直保持了对军队和官僚体系的有效控制。他们感受到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虚幻的。民运后来的几次高潮，包括新闻开放、绝食和阻挡军车，更强化了双方已有的判断错误。

    四二七大游行后，改革派的温和立场暂时获得主导权。此时如民运能主动撤离广场，改革派的地位会得到巩固，保守派会失去镇压的机会，民运的力量及某些成果也会得到保存。但对形势过于乐观的民运，此时已被激进主张控制。民运未能与改革派里应外合，也根本无法“见好就收”。民运如果后来在形势较为有利甚至不甚有利的某个时机撤退，尽管效果会差些（如改革派仍会失势），仍能使保守派失去镇压的机会。那样，民众中虚幻的安全感就不致很快为同样虚幻的恐惧感所替代。关于这一点，时至今日大家已有相当的共识，这里就不多说了。

    5月13日绝食开始后，保守派的强硬立场占了上风。几天后，邓小平正式同意戒严、镇压。对邓小平所扮演的角色，我的看法与许多民运朋友有所不同。我的感觉是，邓小平是被动地同意镇压的。胡耀邦、赵紫阳都是邓小平强力提拔的。1989年之前的10年里，邓小平在保守派与胡、赵的改革派之间搞平衡，但明显地偏向胡、赵。胡耀邦因姑息自由化下了台，他的去世为八九民运提供了导火索。赵紫阳搞经济改革搞出一大堆问题，他的温和立场又没有抑制住学潮。这就使邓小平失去了搞平衡的本钱，他自身的地位也随之有所动摇。在他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祇有同意镇压，才能保住以后影响政局的机会。据说后来邓小平提议由李瑞环接替赵紫阳任总书记。此言如果属实，则显示邓小平仍想重新扶植改革派。而邓小平的意见未得到采纳，说明他已失去了以前的影响力。

    戒严、镇压的决定作出后，接下来是如何执行的问题。镇压并非祇有屠杀一种形式。对此时主导政局的保守派来说，明智的做法是在幕后加强对军队、官僚机器的控制，同时静待民运热情的减退。由于中共20年来一直蓄意遮丑，外界对戒严是如何演变成屠杀的，至今仍不清楚。我的推测是，李鹏等人过高估计了民运对政权的威胁，因而一定要让军队立即强行进驻北京。军队受阻后，他们更气急败坏、丧心病狂，一定要和民运硬碰硬。结果，就发生了六四大屠杀。我相信，同意戒严的中共领导人，并未都意料到戒严会导致屠杀。邓小平本人也未必意料到屠杀。但事到如此，谁也无法再去追究执行戒严的“细节”了。就这样，民运被屠杀所平息，中共政权的暴力专制本色也由此暴露无遗。


四


    从总体上说，八九民运促进了中国的社会进步。六四屠杀使中共政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为了防止八九重演，江泽民、李鹏当局提出抵制和平演变，并推出大学生军训等一系列加强控制的措施。整个中国社会，实际仍处在戒严状态。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强化。在经济上，中共宣称继续实行改革开放，但改革实际已全面停顿，开放程度也因西方的反弹而迅速萎缩。倒是台湾投资在这个关口上的涌入，对经济衰退起到一定缓解作用。如果江、李的政策持续下去，中共政权会长期面临四面楚歌，中国经济、社会会持续倒退，逐步向北朝鲜、古巴看齐，新一波民运也随时可能发生。

    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走向。邓小平最重要的观点，是不要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言下之意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统治，疏导民间不满情绪，不妨走资本主义的路。这个观点，如果邓小平或任何其他人在八九以前提出，一定会在党内遭到围剿。八九使中共陷入困境，所以江、李及陈云等人祇好接受邓小平的说法。共产党虽说该搞社会主义，但相比之下，还是活命要紧。就这样，经济改革才重新上路。和80年代初一样，1992年以后不问姓社姓资的市场化再次使经济迅速发展。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受益极大，一般民众也得到了些好处。民间与中共当局的对立情绪大有缓解。同时，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也逐渐恢复了常态。西方敌视共产政权，但对实行市场经济的威权主义国家一直能和好相处。以前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智利等国，都与西方有不错的关系。中国虽然仍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推行市场化后仍给西方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共发现新的做法对自己的利益、民众的满意程度乃至与西方的关系都十分有利，对市场化从此笃信不移。

    中国改革的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八九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市场化、民主化均可望不可及。经过八九的震动，民主化更无从谈起了，但中共却在巨大的压力下和高人邓小平的指点下接受了市场化。现在中共领导人常昧着良心，把近年的经济成长说成是正确处理八九民运的结果。其实，正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今年3月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转型，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中共从坚持社会主义到接受市场化，其本身的转型又是八九民运逼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的经济成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八九民运。这里的因果关系，与欧洲1848年革命的情形很相似。欧洲革命的诉求，也有类似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另外还间杂着民族主义。革命的大潮，几周之内就把法国、奥地利（后称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后来的德国）的国王赶跑了。但奥、普的国王不久又卷土重来，镇压了革命，法国的革命成果则被随后另建王朝的拿破仑三世所篡夺。革命失败了，但三国的统治者也被迫寻求改革。他们均发现，其实经济市场化是可以拿来自己用的。在普鲁士，统治者还发现民族主义也可以拿来自己用。就这样，革命的一个目标（经济市场化）被统治者当成了阻挡革命的另一个目标（政治民主化）的武器。此后，法国的王朝一直维持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而奥、普的王朝又存活了70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寿终正寝。

    当然，中国近年实行的市场化是畸形的。许多公司企业，至今仍为国家所有或部分所有。按理说，国有资产意味着全民所有，国有资产孳生的价值应由全社会分享。但在事实上，国有资产往往仅为有权有势者服务，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并被有权有势者化为了己有。此外，由于政府官员仍能向企业发号施令，企业要靠巴结官员、给他们好处才能获得生存空间。一些“不识时务”者，包括我认识的马宾，直指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讲法很传神，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类似1949年以前的官商一体的现象。相比于计划经济、大锅饭，“官僚资本主义”促进了经济成长，可算是一种进步。但它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积累了新的矛盾。化解矛盾的关键，仍然是政治民主化。有了言论、新闻自由，腐败和社会不公就会得到抑制。有了经济、思想领域充分的自由，人们的创造力就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在经济领域，企业间的竞争是消费者的福音，也是企业升级换代的动力。在政治领域，多党制和自由选举是相应的竞争机制，应当受到每一位公民的欢迎。中国要重新取得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迟早要跨过政治民主化的门坎。为此，每个追求进步的中国人，都应继承八九民运的精神，为民主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