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思维与六四镇压

（北京）刘自立


一、冷战思维有没有是非


    冷战思维中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战斗有无是非可言？这是冷战过去几十年来一个普遍的提问。它关系到所谓后冷战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定位。美国等国家中消解冷战思维派和坚持保守价值派，尖锐对立，呈现出对于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大步后退的趋势，使人想起赫鲁晓夫主义：解构斯大林与杀死纳吉，镇压匈牙利起义的双面价值论。美国和英国在对待以色列建国和埃及苏伊士运河主权归属问题上，也势同水火，互不让步。到了古巴猪湾事件，则呈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龃龉和矛盾——这个情形和56年自由欧洲之声和艾克（艾森豪维尔）政府之间的对立，形成参照——而六四时期，美国政府和后来的对华政策，正好在上演美国人价值分立的现状。于是，冷战时期的是非价值观，呈现一种战后特有的细腻状态，比阿拉伯细密画还要精致和诡秘。其间，所有的东、西对峙和资，社对峙，开始于二战柏林占领时期的东、西两区之建制。这个建制，从意识形态里抽象出现实政治的两个层面——这个实用主义政治，开始于国际条约体系的逐渐形成；换言之，美、苏战后瓜分世界的现实，在某种层面上凌驾于两个体系的意识形态之争。

    匈牙利起义时期的残酷现状，正好是美国一方面由欧洲自由电台鼓吹推翻苏联暴政，另一方面在事发之后，艾克除去说些“我们心连心”一类空话，听任由苏联坦克镇压了这次事变。我们在众多的关于冷战时期的事件与是非的提问中，可以提出关于以色列复国主义之是非，苏伊士运河主权归属之是非，乃至古巴危机，肯尼迪绥靖苏联，保留卡斯特罗之是非，美国侵略越南，苏联侵略阿富汗之是非等等；但是我们不能保留美国政府纵容赫鲁晓夫镇压匈牙利起义之悖论，之后美国政府纵容邓小平政权继续在六四以后以其“合法性”统治中国之悖论。这两件事情表达了冷战前后美国价值观的两张皮状态——也就是基辛格所谓老罗斯福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之异。这个东西，现在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资本无主义——这个有待探索的课题之上——这个课题，遮蔽意识形态的坚持，使其沦落为十分虚伪的说教和姿态。当六四以后美国人斯考克罗夫特忙不迭朝见邓氏时，他们心中那种对于失掉中国市场的急切与惶惑心理，确实压倒了正义和同情，变成中国改革死亡和六四后局面的主要责任国家。

    接下来的推导就是，他们都在认可一种所谓抛弃意识形态说的虚伪之谈。

    这种抛弃意识形态说的主要提倡者，应该是邓氏。他所谓“猫论”和“不争论原则”，是其表面上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而进入类似纳粹极权主义和纳粹国家主义（加其特殊私有制）的一个变形记。而美国人里根对此观点有所回应。他们说邓式思维恰好是美国思维的一个表达。因为美国人在汲取麦卡锡主义的所谓惨痛教训以后，对于自由是不是应该制止对自由之破坏——这样一个胡克式定义上——和邓有所苟同。于是，他们的鸽派人物和匈牙利事变时期的杜勒斯和艾克一样，把国际关系和战略考量，搬动到中国政权的屁股底下，说，如果出现了对于匈牙利起义者或者现在中国反对派的“实际支持”，苏（中）美之间的平衡，就会破坏，国际战略关系，就会颠覆，经贸大好处，就会流失，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要遭殃……他们的VOA和自由亚洲电台，于是分别充当两种不同的角色—— 一个类似前自由欧洲电台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叫嚣，然后在匈牙利人被镇压后几无作为；一个是在叫嚣中国民主的同时，和VOA两相呼应，呈现出一种几乎是互补状态的高论：一个要中国走向民主；一个要中国政府主导民主进程；美国人说他们祇能和掌权者打交道。

    美国前国务卿奥布莱特就说过，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对此祇能用和平的方式演变，绝对不可以像对待不民主独裁小国那样待。可是对待小国，肯尼迪也讳认古巴可以“侵占”——古巴不是伊拉克（加越南，朝鲜）。艾克本来就违背丘吉尔要其占领柏林之态度，秉承其纵容古巴，妥协赫鲁晓夫的立场；理由是不能触发核战争——但是人家毛泽东就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毛就不怕触发核战争；而麦克阿瑟刚刚要打过鸭绿江，丘吉尔就发话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了，一切暂停。现在美国人可以打萨达姆，却不打金正日，说是怕中国参与其间，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们赞扬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说是以此打垮了苏联。那么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不是继续这个星球大战计划呢？于是我们看到，就像匈牙利人被牺牲了一样，美国人说六四问题是整个战略格局中一个“超越部分”。现在我们要回到中、美格局的健康状况中来，不能有任何超越雷池之为。于是开始上演布什小丑戏码：一方面见见魏先生；另一方面急匆匆跑到北京参加奥运。这些政客就是这样解构意识形态主义的；一方面充当自由，基督和平等的传教士，另一方面则和中国权贵沆瀣一气。这就是世界政治看似奥秘，其实肤浅的核心。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就出在美国也好，欧洲人也罢，他们的国家利益至上，钱串子脑袋的亘古不变——这个不变，成为他们犯下殖民主义原罪的全部根据——而美国人，也许恰巧是反对老殖民主义做法的新潮派系（他们反对英国继续霸占苏伊士运河）；但是他们的总根源，来自那个祇有全球化或者叫扩张化才能带来财富增值的原始殖民主义正统。全部辩护理由正是这个殖民主义者本身，发明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加上市场经济——他们的殖民主义早就是和民主相系。希腊之西方，一早就有民主，也有侵略。现在，这个原始观念祇是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型重新打造亮相而已。所以美国人可以以民主的民意打击越南，朝鲜，古巴和伊拉克，也可以以民主的民意不打击匈牙利、波兰和东德政府，也可以和中国政府勾结，把民主无限推迟，却一日不停地往来于中国的所谓官场经济。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个本质如何作用于正面价值论，现在和张伯伦时期，甚至希特勒早期经济创造奇迹时期，几乎没有不同；人们正在面临匈牙利起义时期的种种难题。就像近期美国电影《合伙人》（《The Company》）中匈牙利起义者和一个中情局人员的对话那样——“起义者：请问您从美国带来什么信息？

    中情局人员：我的上级希望您推迟起义。

    多久？

    一年到一年半。美国人不能卷入对苏战争。我们需要更多时间。

    欧洲自由广播在节目中无休止地宣传要打倒共产主义啊，我们一直在收听。

    欧洲自由广播不是美国政府的部门。

    那么请问，是谁付钱给欧洲自由电台。……

    你的人民会听你的话。你有影响力。

    该发生的事情不是我说推迟就可以推迟的。

    布达佩斯40公里外发现了两个苏联坦克部队。他们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布达佩斯；如果俄国想用导弹威胁北约南部，必须控制你们的国家。

    修昔底斯说过，有三样东西会使人们发动战争，荣誉，恐惧和利益。如果我们发动起义，对匈牙利人而言是出于荣誉和恐惧；而对美国来讲是出于利益。“

    而美国会出于利益为匈牙利而战吗？历史回答不是——美国正是出于利益不为匈牙利而战——这就是纳吉被抛弃的原因。

    于是，六四修好中共，是要继续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匈牙利人、波兰人和捷克人祇好在无限期“推迟”中等到那一天——而中国人已经等了20年——从1949年杜鲁门放弃中国内战以来，已经等了60年。为了防止世界大战，为了苏美缓和和中美关系，中国人要继续容忍包括邓氏坦克的一切恐惧和无人权。

    死在坦克的轮子下面以前是东欧人，现在轮到中国人。


二、对于意识形态的虚伪态度


    那么，美国人究竟是不是抛弃了意识形态旗帜，或者说中国人是不是抛弃之？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抛弃。美国人认可中国邓式政权在屠城后的“合法性”，正好是秉承老罗斯福主义的利益原则；中国人抛弃意识形态却祇是抛弃了毛式文革一穷二白的意志，变成权贵和党阀，他们要坐天下，赚大钱的极权私有制；他们对于美国人不动真格，而VOA对他们也保持一派温情——美国人就像匈牙利事件时选择背叛起义者一样背叛了六四。在什么意义上他们要这样做，是一种主导观念使然，还是一种不自觉的惯性？我们觉得二者得兼。历史上的事情总会发生两遍。在这个层面探问，美国人背叛六四出于什么考量呢？温故知新，就像他们考量匈牙利事件甚至朝鲜停战一样，波茨坦公告或者其他国际协约，使得世界划分为东、西两个阵营。当年丘吉尔和斯大林谈妥的世界瓜分——他们简直就是在谈笑风生中瓜分了这苦难的“蛋糕”。他们认为一切人权原则，都要让位于这个国际格局的形成，并且不惜一切牺牲来维系之！所以，在什么时候可以，或者不可以打破这种格局，几乎成为高于真理和意识形态的国际准则。所以当美国《时代周刊》刊出邓像于8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以为一种真理和市场兼得的美好局面已经出现。但是这个局面其实是其幻觉——就像张伯伦以为华盛顿会议以来，世界裁军计划让英国成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已经来临——但是希特勒没有给他这样的“中心”。

    美国人看到赫鲁晓夫的改革，已经在苏联出现了解冻的局面。赫鲁晓夫主义似乎正在改变这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南斯拉夫和丘吉尔的历史渊源，是不是正出现在美、苏关系之上——铁托的改革，是不是苏联的前途？如何估计铁托的工人委员会？这些课题，使得本来就对苏联盲然的美国人和西欧人不知所措。其实赫鲁晓夫祇是加剧了冷战，而非相反。柏林墻建成了。古巴成了现实存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被镇压了。空际大战不分胜负。于是，美国人祇能在此前提下，实行所谓冷战。而冷战的藉口，也就是意识形态之争，成为双标准议题：苏联说，你攻击猪湾；美国说，你支持越南——至于其后的价值变得含糊不清；冷战思维的要点就是默认双方的潜规则。

    那么，双方的意识形态究竟有无是非可言呢？祇能说，在支持自由民主上，美国价值观是正确的，苏联价值观是错误和罪恶的。柏林墻这个屠杀人民的墻体，无论如何是苏联政权的一种罪恶象征。反对这堵墻的美国意识形态当然是正确的。于是虽然裹在绥靖主义大潮里，苏、美意识形态还是可以鉴别善恶是非的。如果连这一点是非也不区分，就几乎丧失了西方价值论的底线。

    这样的价值论在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以后是否继续存在？我们说，戈尔巴乔夫主义正好是认同了拆毁柏林墻的意志，而非相反。所以祇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价值论合理的因素才可以存在——而不是西方对东方绥靖主义价值论可以存在。所以，当中国官方和御用文痞奢谈“去意识形态化”的时候，他们恰好是要去掉拆毁柏林墻的简单真理。这个观念的变种就是，横亘在中国的大小虚拟和实体之“柏林墻”，都是合法、合理的存在；一概不可拆除。他们在公开场合上不便这样坚持，于是他们说，中国现在的“柏林墻”还是为安定团结所必要的，是暂时的，是会转变的——至于何时转变？对不起了！要几代人，几十代人……

    所以，中国柏林墻的存在成为考量现实美国对华政策和价值估量的关键。六四以后，苏联解体，东欧垮台——这究竟和六四有如何一种联系？有人说，革命结束了，历史结束了——试问，中国代替苏联，成为世界极权主义与民主阵营对峙的历史难道结束了吗？全部答案应该是完全否定的。不是这样。中国现在代替苏联，成为两极世界中一个新的单元——一切和苏联时期几乎没有不同——祇是中国融入西方和西方融入中国的经济关系，不可比之于苏联甚至南斯拉夫。所以，苏联人走了，中国人来了。

    故此，黑格尔主义的可知论和客观唯心论并不能代替西方政治平台上的不可知论。西方休谟以来的不可知论，成全了他们民主争论的传统，也就是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正好是极权主义全知全能认识论和统治的反对异见。正是在这个哲学不可知论的所谓相对真理之意义上，民主阵营从苏格拉底开辟的争论和无结局历史格式，才会产生。而自由，正好是现代派，后现代派应和西方古典自由派的哲学基础。


三、苏东解体变天和六四镇压


    苏东解体和六四运动没有内在关系吗？当然有关系。

    历史的偶然是，六四镇压导致了中国政权的继续存在；历史的必然是，苏联体系的崩溃。这个课题非常繁复，关键是美国人对于东欧发生的事情不起主导作用。这个本质变化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使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因素来源于间接的星球大战对于美国的失败。那么，美国人是不是推倒柏林墻的根本动力呢？这个问题有两种答案；一种答案是肯定的。里根成为苏联解体的第一和直接推手。第二种答案则非常模糊；因为苏东解体是六四运动几乎直接的影响使然——美国人在当时并无这样的直接启示——他们还在继续维持东、西平衡的老思维中。于是，出现了中国六四因子说的奇特效应。中国六四事件，可以让邓氏镇压得手——而昂纳克等人却无法直接再向群众开枪——因为苏联本身再次出动坦克的可能性消失了——为什么消失？因为产生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偶然因素。为什么产生这个偶然因素？因为苏联本身的危机（含切尔诺贝利事件等），迫使戈氏改变。为什么改变？因为苏联内部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改变，其实间接呼应了美国价值中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的因素——而不是其国际战略之均衡原则使然。美国人不知道苏联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根本没有预见。但是，所谓冷战格局的结束，确实在戈尔巴乔夫释放了三千政治犯以后成为事实。

    苏联崩溃既然不是美国人的作用——或者说，不是其国家意志使然，而是其价值观念使然——那么，中国政权六四得手是不是美国政府的作用呢？回答应该既是也非。美国人（含欧洲政府）对于六四的镇压、直到现在还是持有官方的批评态度；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切断和邓政权的国家关系——就像即便在猪湾牺牲了雇佣军的生命，但是肯尼迪依然认可了古巴政权——加上他们所谓的经济利益即其国家利益所致，美国人很快和中共政权继续往来，直到今天。（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与其说“改变”了什么，不如说根本就是布什的对华政策的继续。他的基本提法就是，认可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希望这个政权在国际争端中发挥正面作用；同时鼓吹对于中国的人权。这个逻辑其实就是美国历届总统的逻辑：一言蔽之，就是希望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和美国协同作战。这是非常可笑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结合。）于是，美国对华政策在六四问题上和中共政权继续保持微妙的潜在的一致。这个一致性内涵表达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中共权贵阶级的政权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经济需求的结合。所以，美国人可以在恍惚中接纳戈尔巴乔夫和解体的苏东，也可以继续接纳中国政权。于是一个国际新格局出现了：苏联消失以后，由中国继续代替之，与美国形成战略关系和新冷战关系——这个新冷战表现在美国鹰派坚持的、对于中共的意识形态之争上。历史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了。

    六四的发生与结束，正如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与结束一样，其主导价值来源于美国和欧洲；其制度预设来源于民主和宪政；其舆论影响来源于自由主义。70年代的民主墻的潜在构成，不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继续——人们早就忘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及其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全然导向美国价值论。而这个美国价值论则是由官方邓某登上《时代周刊》做为一个标志；以后，党内改革派才以此基准，出台“真理讨论”，把美国哲学和官方改革言论一锅烩。而美国价值观在六四时期的影响，和自由欧洲电台对于东欧的影响如出一辙。在美国价值观里，正面的自由民主论遮蔽了国家利益论——人们不知道美国人可以鼓动匈牙利起义，也可以一夜背叛和抛弃之——对于六四他们也如法炮制。中国人期待屠杀带来的中美断交，政权崩溃，李鹏审判等等，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为什么？他们不知道美国价值观是双料货色。如果美国人看见赵紫阳成为叶利钦，他们也会同样支持中国的新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人祇能自救，而不能他救的道理。重复而言，苏、东可以解体，而中共可以继续存在——这就是冷战结束和六四以来，对于美国价值观的一种准确而全面的描述。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就是何以苏联会出现从赫鲁晓夫到叶利钦这样一批改革者？

    第一，他们批判了斯大林；第二，完成了对于苏联的解构——中国人，是不是可以同样怀抱这样一种希望：希望中共改革派出来，做一点美国佬不能和不愿意做的事情呢？

    这个提问一直存在，而对其的回答也是似是而非。如胡温新政，“党内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否定毛，肯定党；和解共生，妥协为要等等。这些名堂其实在六四时期已经出现。于是在经过20年时间后，美国价值观始终和党内改革派遥相呼应，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才是中国前途的论调——这个论调的变种，就是美国人所谓中国要担当崛起之国负责任之角色说。要害就是认可中共政权，并以此作为人权呼吁的前提，这就是所谓“狼变羊主义”的全部奥秘。这个逻辑的合理部分就是，普世价值最终会因为中共和美国价值的桎梏而告失败——一如苏东解体，中共政权最终会因为自身的结构发生崩塌而告结束；而这个时间的到来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现实政策，美国人会因为现实利益勾结中共；但是，其双料货色中始终存在的反对意识，会鬼使神差地起到“最后解决”的效应——这是六四发生论的辩证法。所以，明确的判断应该是拒绝美国人的现实主义政策，迫使他们恢复自由民主价值观，并且尽可能使之导向这个路径，而非相反。这是中国民主派批判美国民主的要义。这是一道不好解释的难题。但是，就像人们最终认可地心说的谬误一样，美国人背叛六四的谬误，最终应该受到质疑。

    世界是现实的，逆向的选择尚未出现，还是被政治地心说统治。人们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却缺乏震撼性的解释——我们祇好等待新思维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