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惨案的真实镜头

（泰国）吴海波


    20年前我还不是摄影家，仅仅是个大学美术系二年级学生。为了翻拍美术绘画作品，我才有架相机，而真正启发我的摄影思想以及后来投身于摄影事业的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每次翻看20年前的摄影作品，六四那天的一幕幕不断地在我脑海重现，仿佛历历在目，使我内心波涛汹涌，激动不已。

    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起，我由北京站途经崇文十字路口、台基厂、前门东大街，直至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路上我冒着枪林弹雨，用路边的花草树木和电线柱作为掩护体来拍摄中华民族悲壮而真实的场面。

    当我到达前门东大街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交叉十字路口时，天已大亮，街上的枪声也减少了许多。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军人层层排列在十字路口，面朝东，祇有穿军官制服的手中的冲锋枪还时而任意地向路边距离百余米的学生和民众扫射。面对着中共的坦克和枪口，人们还奋力呼喊着“打倒法西斯政府”、“打倒腐败”、“要自由民主”、“要和平”等口号。当学生被枪击中后，周围的学生和民众都奋不顾身地上前营救受伤的学生和抢救死难者的遗体。

    7点左右，我用维修老火车站的围布体做掩护，与军人相隔祇有6、7米远进行拍照。当时我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空黑烟冲天，细听，还有机器马达声音。我在此拍摄被军人发现后，军人大吼，站在马路北边的军官马上朝南边扫射。所幸得是，我没有中弹，我又一次地躲过中共罪恶的子弹。

    路上有工人推自行车从东往西行，我见后赶紧跟上工人同行，被军人拦截，工人说：“要上班去，要穿过西行”，军人说：“不行，你绕路走。”这时听到广场内传来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歌声是那么的悲壮，而且越来越近。这时从坦克、大炮、军人的包围圈中走出天安门广场上最后一批游行队伍，当时是北京时间早晨7点多钟。这支游行队伍是学生和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手拉着手，唱着国歌，队伍中间有被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上开枪射击打伤的学生，有的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躺在一张单人床上被人抬着。百米外的学生和民众见有人走出包围圈，不约而同地走了上来，汇合在一起。这时我被眼前的情景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甚至忘记了凌晨有同学特别提醒我的话：今天拿录像机和摄影机的人是军人严打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中共害怕六四被记载下来作为历史的罪证，害怕他们的丑恶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毫不犹豫地从怀里掏出藏起来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伤情最重的学生。他是勇敢者，他是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而负重伤。当时让我意料不到的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胸部流淌着大量鲜血的同学费力地举起手，向我的相机镜头里打出了“V”字形的手势。这手势象征着正义、民主注定会在邪恶面前胜利，也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正义之神，更象征了我们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向上，新闻要自由、人权要平等、教育要尊师等新起点、新高度、新崛起。感动之余，我坚定而迅速地按下了相机快门（下图）。

    从广场走出来的人和广场外的学生和民众汇合在一起，这时国歌声更加得嘹亮起来，悲壮雄浑的歌声掩埋了中共的坦克、大炮武力镇压的罪恶声音。然而罪恶的中共枪口从游行队伍的后面疯狂地射来了凶恶的子弹，紧接着有人在队伍的后面大声喊道：“有人受伤！”，祇见一学生倒在血泊中，周围的学生赶紧上前为受伤者止血包扎。

    此时北边传来的枪声越来越密集，那是从天安门城楼方向传过来的。我作为摄影纪实的见证人，哪里有流血和牺牲，哪里就应该有我的纪实镜头。带着沉重的心情，我离开了前门东大街。我一路徒步跑，欲想从“正义路”穿过，到达长安街左拐至天安门广场。远远见到“正义路”上军人满巷，正在整队集合。无奈，我祇好沿着路南边的居民楼边上向东奔跑，穿过台基厂大街到达长安街上。

    跑在长安街上，从天安门广场方向传来的枪声连连不断。我由东往西跑过了南池子口50米处，还是看不清天安门广场的轮廓线，因为整个广场笼罩在一片烟雾濛濛之中。突然听到烟雾中迎面传来枪声，由远及近，眼前的灰雾中匆匆跑出3个人影。我定神一看，这三个人的后面紧追着6、7个军人，军人一边追赶一边向他们三个开枪射击。我赶紧按下快门，远处人影中有人向我大声喊“往回跑”，声音未落，弹头从我身边，甚至头顶上飕飕地飞过。我与从广场方向跑过来的其中一人一同跑进了南池子，这时我才发现他的手中也拿着相机，在南池子口里有2、30人，他们都上前来为我们的平安归来拍手祝贺。

    稍稍镇定一会，我试图从南池子过马路到公安部门口再右拐向西行进，多靠近一点天安门广场。此时长安街上的情况是，军人见人就开枪射击。拍完广场上的坦克、大炮和军人后，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我将公安部门口路边交通岗楼上的用我们民族同胞鲜血写成的“打倒法西斯”等标语口号用相机一一记录下来。

    六四那天，我流着眼泪拍摄了一天照片，让我终生难忘。那天傍晚，我去了北京科技大学“六斋”同学宿舍。6月5日至8日，我在北京五道口、海淀区区委、学院路、西直门等处讲演。8日晚10点，我回到了河北唐山。唐山抗震纪念碑处有上千人不明北京六四真相，都在谈论中共所谓的“反革命暴乱”，见到这种情况，我再一次热血沸腾地给唐山民众讲演，揭露中共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说明反官倒、反腐败运动是正确的。讲演后第二天，我将在北京拍摄的六四纪实照片冲洗放大，与唐山河北矿院学生孙庆寅、李俊等一起制作宣传单，用铁证如山的事实来揭露中共枪杀学生和民众的罪恶。

    不出所料，坦克倾轧，机枪扫射之后，黑云又一次地笼罩着中华大地，我和许多参与六四的大学生和民众被秋后算账。六四后，我被中共政府定为“反革命暴乱”者之一，在关押清查中被视为“特殊重点人物”。因为我曾在北京“西单墻事件”后评论军委主席被劳改3年，这次因六四被中共定为“反革命暴乱”者中的重点人物。所以中共在清查中对我严加用刑，逼供。因学业未完成，我默默得咬紧牙关，忍受着疼痛，祇好回答：不是！不知道！当时我认为否认可以保存和保护参加过六四的各界人士的人身安全。

    六四一周年，我应北大同学的邀请，为纪念六四一周年到北大拍摄照片。1990年6月4日上午10点，我路过天安门广场路边，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处（当时广场周边马路没有戒严）时，对已戒严的空荡荡的广场内部拍摄了两张照片。因此我被野蛮无理的警察逮捕，当时被关在博物馆西南角下的两三排松树掩护下的一排临时简易房内（后来才知道那是六四指挥部）。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有9人被中共逮捕，我们这9个人在这排简易房内受到严酷的刑罚。直到下午6点左右，我被反戴着手铐，警察将我两只鞋的鞋后帮踩下去，叫我趿拉着鞋走路，以免我逃跑。三名便衣把我架上一辆绿色吉普车，车从广场开进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到了文化宫派出所后，我下了车，看到整个院内已经面目全非，里面密密麻麻的装甲车、军人、武警、便衣已经占据了文化宫的全部空间，纯属是集中军营。我暂时被关押在此地，中共6拨20多人轮流对我审讯、诱供、逼供、用刑。直至5日凌晨2点左右，我被4名警察戴上“剑式”手铐，架上吉普车。车开出文化宫东门，一路东拐西转，好像经过十处关卡。押送我的专车每到一处关卡检查时，坐在车前座上的警察都要下车出示特别通行证。尽管一路上我的双眼是被他们用布条蒙起来的，但是我是用听力去感受周围的一切。

    车终于停下来了。我的双眼上的布条被扯了下来，祇见车停在一面很高的墻下。坐在车前面的警察下车前行了5、6米，右拐进院去了。大约40多分钟后，警察回来了，我被警察扯着衣领强行拉下车，进入大铁门院子。院子很小，但走廊很深。押送我的警察办完手续走了，院内的一个没穿制服的警察把我押着经过4道有岗的铁栏杆门的尽头后，进了一间60平米的房子。屋内墻边有几个档案柜，办公桌，椅子，还有两张空床。进来了两个人，一个是穿着睡衣的警察，一个是被管制的在押人员。那警察指向我，对在押人员说，“搜搜他”，那个在押人员叫我脱光衣服，嘴里还小声地低估：“这里的规矩。”我不服从这样无理的检查，正在僵持中，又进来3个警察。我一下认出了这3个警察，我与他们在文化宫派出所已有过交锋，他们有着恶狼般，毫无人性的黑心。他们中一个土流氓相的警察上来踢了我一脚，问我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我没有回答，用愤怒的眼神瞪着他，他紧接着给我左脸一记耳光。我反抗道：“你们这是流氓行为”，话未落音，没想到他们如疯狗一般一拥而上，我当场就被打昏死过去。醒来后，我发现自己的四肢被手铐向四个方向铐在一张立起来的单人床上，身上被扒得一丝不挂。连续10天我被单独铐押在那张单人床上受审讯、逼供，受刑，在240多个小时内，我的双腿脚浮肿粗大，两次被打昏死过去。1990年我曾两次写信发至公安部纪检组领导揭发警察所干的这些见不得阳光的事情，信如石沉大海。

    我在六四一周年被捕释放后，一直被中共记载到黑名单上，被中共定为监视和控制的重点人物。每逢大、小政治运动和被中共视为的政治事件，中共都要用野蛮的手段对我进行传唤、关押、审查、拘留、受刑甚至是生命的威胁。所在单位专门对我监视控制，甚至跟踪。在中共政治奥运前的大逮捕期间，我在审查中被剥夺了人权自由，不仅受到中共的关押、审讯、逼供、受刑，甚至受到生命的威胁。在我逃离魔掌之后，中共立即对我下达了通缉令。

    在六四20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怀念六四中死去的英灵，同时感谢海外民运组织为中华民族的民主、人权自由的向前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本文作者吴海波于今年3月14日在泰国成立了中国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担任主席一职。5月29日他和委员会成员因在中国驻泰大使馆前举行纪念六四活动，被泰国警察抓捕，关押至今。其妻子郭泉来信称泰国警察迫于中共的压力，以非法居留和扰乱社会秩序两项罪名起诉吴海博等人，处境非常危险，恳请各方设法援救其丈夫和其他成员，让他们早日重获自由。本文中的照片均为作者吴海波所摄——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