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六四

陈小平


新闻发言人


    1989年5月底，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自中科院转移到中国文化书院开会。前几次我出席了会议，后面几次我未出席。6月2日早晨到达天安门广场之后，王军涛告诉我：“你是4人绝食行动的新闻发言人。”事先我完全不知情，但当时我也没有说什么就接下来了。（至今不知道联席会议是如何决定我来当新闻发言人的。）

    纪念碑上已为绝食者准备好了一个不小的帐篷，起码可以容纳10-15人。记得好像是李录带领学生在维持绝食棚四周的秩序。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像照顾病人一样在给绝食着做身体检查和叮嘱注意事项。我进帐篷时，晓波躺着，高新坐着，周舵、侯德健忙着，依稀记得四人头上扎着绝食白布条。绝食帐篷四周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在这种环境中，帐篷中的绝食者实际上没有休息的可能，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躺下，安心绝食。

    作为新闻发言人，我上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楚这4个人的基本资讯。“绝食宣言”已经在广场被大喇叭来回播放，“我们没有敌人”这句至今还在我脑海中回荡，我就没有必要看了并再给广场的媒体和观众介绍。4位绝食者中，晓波在运动初期就已认识。有天他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开会，我们曾商量动员高校老师支持学生。周舵早就认识。第一次见到侯德健与高新。侯德建的名字此前就知道，也听说他出现在前不久香港文艺界举行的声援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文艺演出活动中。高新，祇是从绝食者介绍中才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编辑，但在这个运动的各个场合都没有见过。这4人是联席会议通过什么方式组合起来的，也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时间与心思去了解了。我的任务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广场的媒体与观众介绍绝食者。

    全天一共举行了两场新闻发布会。由于学生长期绝食，学生、媒体及前来广场声援的民众逐渐发现广场缺少兴奋点，广场变得有些冷清了。但广场绝食者从学生换成知识界代表后，广场气氛顿变：广场大功率扩音器不断播放着送绝食宣言，记得晓波还自己用带结巴的嗓子高声宣读了一遍这个宣言。于是，向纪念碑绝食棚靠近的人越来越多，从纪念碑望去，纪念碑上的绝食棚像人海孤帆。加上媒体要求采访的太多，4人几乎无法应付，我与晓波、周舵商量，上午10点左右举行了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地点就在绝食棚外。下午3时左右，举行了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发布会是在广场靠近天安门的一块空地上举行的。在新闻发布会上，我首先请4位绝食者“布阵”，然后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广场上的听众与媒体，最后请绝食者对听众与媒体讲话。听众中真正来听新闻发布会的不多，许多人是冲着绝食者中的名人侯德健来的。讲话的绝食者主要就是侯德健。新闻发布会基本没有绝食者与听众的互动，但侯德健拿着话筒之后，观众开始雀跃。他向听众与媒体介绍了香港文艺界支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告诉他们，哪些人参加了文艺演唱会。每说到一个人，听众中就发出热烈的欢呼。


恐怖之夜的等待


    新闻发布会的工作量并不大，但最累人的是要帮助绝食者应对媒体与前来看望绝食者的朋友及维持绝食棚周围的秩序。负责维持秩序的李录也祇能尽力为之。绝食者从记者会上下来后，便迅速被医生与护士拉回帐篷休息，而我则要继续替他们与媒体记者与朋友以及热心广场群众打交道。自接手当新闻发言人的政法大学教师刘苏里下午4-5点间来接替我时，（据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说：下午3时40分许，他与刘苏里及学生纠察队抵达天安门广场，随即接管纪念碑底座最高层的纠察任务。）我已是一天粒米未进。因为第二天还要我接力绝食，我决定先回家休息，养养精神。

    回到政法大学那间温馨的小平房时，我却丝毫没有饥饿和休息的感觉。各种迹像显示北京城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到我家来给我传递消失的学生和朋友说，听说广场上需要学生支援，政法大学教师刘苏里与吴仁华又从政法大学动员了大约30-40位学生前去广场，正是这些个师生，让我当夜担忧不少。（据吴仁华披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中午，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增派一支特别纠察队，保护刘晓波、侯德健、高新等四位绝食请愿的知识份子和广场学生指挥部。于是，我和刘苏里主动请缨，保证迅速组织并带领一支特别纠察队赶赴天安门广场。会议尚未结束，我与同校的青年教师刘苏里即勿勿赶回中国政法大学，通过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学生组成特别纠察队。”）

    耀邦去世之后，政法大学老师在北京高校第一个把花圈送到了天安门，然后又去了胡耀邦家里悼念，当时跟老师们一起去广场的有像浦志强这样的为数众多的热血学生，此后，在六四前的历次活动中，不少政法大学年轻老师与政法大学的学生几乎是一起参与了几乎所有六四活动，他们成了一个整体。

    傍晚至整夜，蓟门桥旁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靠近护城河的大门成了人们聚集及等待天安门方向消息的地方。我看到一位市民骑着一辆平板三轮经过，他说：他们开枪了，他说他要找更多的汽水瓶。还有一辆长长的公共汽车经过，车上有人招呼快去天安门支援。凌晨，大门口的人已经逐渐散去，人群退回到校园。早上，大门外可以看到穿梭的军车，远处可听到不时传来的枪声，空气中弥漫杀气。好心人开始劝我：“陈老师，你快走！政法大学如果要有人被抓被杀，你是跑不了的。”一会儿，有学生来告诉我，在教学楼主楼前，有被拖回来的4具血淋淋的尸体。（据吴仁华《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说：“大批军人沿着校东门前的学院路推进过来，并对准政法大学校门上方横扫了一梭子子弹”。）

    邻居张老师家的台阶上坐着一个老人。他在哭泣，对女婿咆哮并下令，一定要把他的女儿找回来。她的女儿六四之夜在广场。这个平时不太言声的女老师，在这场运动中一直出人出力，她绘制的胡耀邦画像，被政法大学的学生抬着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据吴仁华说，她被三辆喷放着淡黄色的烟雾从天安门广场方向开来的坦克薰晕过去，被学生送入医院急救。）

    大约早晨7点前后，我看到了从广场回来的苏里老师。现在还记得，他的球鞋的边沿，可以看到丝丝血迹。我不知道他是走那条血路从广场撤回的。他告诉我：他们带去的学生都回来了！我长长地缓了一口气！（政法大学在整个运动中，没有一个学生丧命，拖回来的4具尸体也不是政法大学的，据说其中有人民大学学生。）


恐怖中的逃亡者


    与刘、吴回合后，我们一行3人去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朋友家。在这个地方，二位老人收留了我们。一位经商介入运动不深的朋友顶着北京城的子弹，在硝烟中穿梭，为我们寻找要寻找的朋友。苏里化妆成农民出去见到了军涛，在得知朋友们都安然无恙之后，我们3人决定一起南逃。吴仁华说他在温州朋友关系广泛，加上他当过边防军，也许可以借助这层关系逃亡。开车为我们办事的朋友给我们买了北京站的火车票。于是我们开始了颠沛的南逃。在经过几天快速辗转的旅行后，我们终于到达温州龙港。

    这些片段是20年前参加六四活动的一些简单回忆。六四不会忘记，事件的细节可能忘记。这篇文章祇是凭个人记忆努力回忆容易被忘记的细节。感谢仁华兄写的《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幕》，能够让我将6月3日至4日发生的一些事件细节串联起来。

    （作者为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现流亡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