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新疆事件 （上）

胡 平


1、小引


    新疆事件，触目惊心。在此，我们谨向此一事件中所有的无辜受害者表示沉痛的哀悼。中共当局宣布已经控制局势，然而人们都知道，事情绝没有到此结束。它还在以另外的形式蔓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有许多暴力与迫害发生。这不能不使人更加忧虑不安。


2、从韶关事件谈起


    新疆事件的真相是什么？目前各家众说纷纭。不过即便按照官方版本，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政府是首要的责任者和最大的责任者。

    人民设立政府，本来目的就是保障秩序，防止人民彼此伤害。6月26日，广东韶关发生一起严重的汉人与维族人的群殴事件，伤者多达120人，其中89人是维族人，还有2名维族人被打死。这件事的起因究竟如何，也有不同版本，那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此一事件中，政府迟迟不出面，在场或附近的警察也不作为，听任群殴持续数小时之久并造成严重伤亡。后来政府出面了，却只是让人群自行散去，不把疑似带头者和凶嫌带走。此后数日，虽然有官员去医院看望伤者以及把死者遗体空运回新疆，但是却迟迟未对肇事者拘留审理。直到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才宣布逮捕13名嫌犯（其中汉人10名，维族人3名）。事后有关方面辩称，由于群殴场面混乱，要确认带头者和主要凶嫌不容易，所以没有当场处理。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正因为群殴事件难以确认带头者和凶犯，所以才尤其需要在事发现场就把嫌疑者带走，要是等到曲终人散，好几天后再去确认嫌疑人，那不是更难了吗？

    如今人们都说韶关事件是导火线，这话也对也不对。因为如果政府及时出面制止，韶关事件就不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或者，即使政府没能在第一时间出面制止，因此没能防止严重后果的发生，但只要政府能亡羊补牢，及时地出面处理，事态也就不会进一步紧张了。所以，与其说韶关事件是导火线，不如说政府对韶关事件的严重失职渎职才是导火线。在这里，政府的责任是首要的，是最大的。道理很简单：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某种群殴事件，但绝不是任何群殴事件都会产生严重后果，也绝不是任何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都会成为更大的骚乱的导火线。这就是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这就是仁慈干练的官员和昏庸残暴的官员的区别。


3、种族冲突与文革武斗


    韶关事件发生时，有人在现场录像，然后把录像放上了互联网。7月3日，我收到朋友发来的这段视频，看后很是震惊。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警察哪里去了？又不是深山老林。打成这样子怎么政府也不出来制止？

    韶关的武斗具有种族冲突的性质。在这种冲突中，一个人，本来没有做出任何伤害对方的事，仅仅因为他属于某一种族，就成为对方攻击的对象。这种冲突与仇杀会产生滚雪球式的效应，它不但会使很多无辜者成为牺牲品，而且也会使一些普通人变成打人凶手甚至杀人犯。

    我不曾经历过这种种族间的武斗，但是我在文革期间经历过群众组织间的武斗。从一开始的拳打脚踢，然后发展到木棒钢釺，最后一直到动枪动炮。有多少人，过去一直很正常的，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暴徒，变成了亡命之徒，出手越来越狠，胆大妄为，忘乎所以，明知是犯法的事也敢去做，常常是连自己的性命也不顾惜。有个别人杀红了眼，连妇孺老人都不放过。四川作家郑光路着有厚达600页的《文革武斗》一书，其中记叙了全国武斗的若干极端表现，诸如剐皮抽筋，火烧活埋，还有半夜突袭，集体屠杀，等等等等。在武斗中，受攻击者决不限于对方的所谓坏头头、黑干将和武斗人员，而且常常还针对那些从未参加过武斗的人，甚至他们的家属，只因为他们被认为属于对立的派别。那时候国人没有“恐怖主义”、“反人类罪”等概念，否则，这类帽子一定满天飞。

    文革武斗的一大特点是以派别划分“我们”和“他们”。在武斗最厉害的地方，只要你是某一派的人，你就有可能被对立派视为敌人，成为对立派攻击的对象，弄不好甚至成为对立派刀枪下的冤魂。这就很容易把那些本来没有参加武斗的人也卷入武斗之中。当你的亲友或者你本人平白无故地成为对方武斗的受害者时，你就很可能一怒之下参加到你这派的武斗行列，你也可能不问青红皂白见对立派就开打。这就叫滚雪球。好在当年是打派仗，派别标识没有写在脸上。如今的武斗却是发生在外貌迥异的不同民族之间，躲都很难躲。雪球滚得更快更大。

    文革中有个口号，叫“文攻武卫”。早先是河南一家群众组织提出来的，江青在一次讲话里表示支持这个口号，于是这个口号便传遍全国。这也是文革武斗的一大特点：双方都坚称自己是自卫，都说第一盆水是对方泼出来的。问题是，到底是谁泼的第一盆水，往往是一个争不清楚的问题。甲派说是乙派先开的枪，乙派说是甲派先动了刀棍，甲派又说是乙派最先大打出手，乙派则说是甲派第一个抄家抢东西，甲派又指责是乙派先恶意辱骂，乙派再指责是甲派先口出狂言，如此这般。且不说事情真相很难还原，就算有了真相往往也于事无补，因为在这种你来我往的武斗中，双方都很难坚持公平报复的原则（就算你公平报复，由于没有权威的第三方公证，常常也没有什么效果），自卫往往还带上反击，因为谁都不愿意示弱，谁都想证明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你打我三拳我至少要回敬你五拳。于是乎，在自卫的口号下，双方武斗逐步升级，愈演愈烈。就这样，搞到后来，第一盆水已经变得不重要了。

    文革武斗的恶性发展和当时特殊的权力结构有关。文革期间，地方政府基本上都瘫痪掉了，只剩下军队。于是军队就扮演起维持秩序的角色。军队先是奉命支持左派。可是，什么是左派？并没有一个各方都认可的衡量标准和程序。所以，军队支持左派，到头来就只是支持军队心目中的左派，或者是被中央承认的左派。这样自然会引出若干问题，姑且不论。更大的问题是，当互相争斗的两大派都被定性为革命组织时，彼此间的争执就更难裁决了。毛要求军队要“一碗水端平”。可是，怎么算平，怎么不算平，同样缺少公认的标准和程序，各方的判断很可能不一样。再说军队在介入两派事务后也很容易产生自己的倾向性，不同的军队对同一地区群众组织的评价还会有所不同，事情就更复杂更难办了。到最后，要么是军队强压下其中一派，要么是干脆两派都压下去。全国武斗差不多是靠全国军管来结束的。大多数平民百姓只觉得他们终于等来了渴望已久的秩序，至于说在平息武斗的名义下，官方又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受害者既无表达的机会，其他人也就很容易淡忘了。不少人还会从武斗灾难中得到这样的教训，以为有政府、哪怕是坏政府，也比没政府强。于是，那个坏政府，正是那个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的坏政府，到最后反而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大救星——这看上去那么自然，但又那么荒诞。

    顺便一提，文革时我在成都。四川武斗，全国有名。我始终反感武斗，曾经一度，我还和一批成都市的志同道合者为停止武斗、促成联合而奔走呼吁。其中一位是现今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徐友渔，一位是后来的北大同学、现在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我们三个是同级不同校，又分属三个不同的派别。不消说，我们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而且还免不了在本派内部被一些铁杆分子批为“右倾”。

    文革之后，照理说国人痛定思痛，起码也该建立起保障言论自由的机制和确立司法独立。从79到89，各界人士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六四枪响粉碎了此前人们的一切努力。政府成了黑社会，民间则弥漫暴戾之气。公权力毫无公信力，老百姓之间有了纷争也常常靠拳头解决问题。如果你问韶关事件中动手的汉人为什么不到法院控告调戏乃至强奸汉族女工的那几个维族人，他们一定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官府不公，官府偏袒维族人。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


4、新疆事件的关键是先镇后暴


    不难想像，当韶关事件的消息，借助于现场的录像，通过互联网，传到新疆维族人那里，会激起何等强烈的反应。肯定会有很多维族人摩拳擦掌：“他们打了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回来！”

    然而，好几天过去了，新疆地区并没有发生什么维族人用暴力报复汉人的事（在互联网时代，如果发生了这种事，除非是程度很轻而且零零星星，否则总是会传出来的）。这是为什么？是有某位维族领袖秘密号令维族人，几月几日几时几分一齐动手吗？不可能。在“老大哥”无处不在的新疆，维族人不可能拥有如此发达的组织系统和联络系统，也没有具备如此超级号召力的领袖。“老大哥”可不是吃素的（当然，如果确实有维族人在做这种大规模仇杀的布置，而官府又决不可能不掌握情况——这种拿刀拿棍棒的原始仇杀可不是像911那样防不胜防啊，那么以后发生的事，其性质就更恶劣了。那就不只是什么维族三股势力的罪恶，而更是政府的滔天大罪了。倘如此，第一个该杀的是政府。谁敢说不是？）。况且，就像我下面还要说明的那样，面对强大的现代化装备的中共军警，没有人会愚蠢到号令本族人用刀棍去打杀汉人，因为那必然招致官方的无情镇压。如果竟然有人发出这样愚蠢的号令，又有多少人会愚蠢到付诸行动呢？

    我们看到的是，7月5日下午，维族人举行了和平抗议。可见，维族人本无意报复汉人，而希望政府主持公道。按照官方报道，7月5日下午6点20分，一些维族人士聚集广场游行，向政府讨个说法。据香港的《亚洲周刊》（这可不是什么“反共刊物”）报道，当时维族游行队伍四周都有维族人控制，以避免和邻近汉人发生冲突。但就是这样和平理性的游行，还是立即招来当局的打压，当场就抓走70多人，整个游行队伍也被驱散。接下来的局面势必就有些混乱了。不过就是按照官方报道，打砸抢主要也是在8点18分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在一开始，当局不是派军警打压，而是出面和游行者对话，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你也许会说，由于政府本来就缺少公信力，又由于一些维族人本来就冲动好斗而且高度亢奋，就算政府及时出面与和平抗议者对话，打砸抢烧杀仍然不可避免。我绝不相信这种假设。我绝不相信在当时，政府无论怎么做结果都一样。照你这么说，好政府和坏政府还有什么区别？仁慈干练的官员和昏庸残暴的官员还有什么区别？退一步讲，我可以承认，在当时的情势下，即便政府作出积极回应，也未必能让所有的维族人接受。在这里，要怪，首先就要怪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非作歹，以至于公信力全失。这就是孔夫子说的“民无信不立”，于丹居然把这句话解释成人民要信仰政府而不是政府要取信于人民。真是糟蹋圣贤。

    再退一步讲，假如政府及时作出积极回应，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即便不是所有人，至少也是很大一部分人会作出理性的反应。即便还有极少数人会闹事，起码不会闹到如此大的规模和程度，结果总会好出许多许多。这点殆无疑问。另外，政府这么做，也就是把抗议者中间的理性的力量和纯破坏性的力量相区分，米是米，糠皮是糠皮。更何况，政府的理性应对也会催生朝野双方的良性互动，它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又何止于这一时一事呢。

    如前所说，当广东韶关事件的消息传到新疆后，维族民众的不满就已经相当强烈。自六四以来，中共当局对任何和平抗议活动一概严加打压，维族人也不会不明白。但就是这样，有些维族人仍然采取了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而且在将近两小时的时间里都基本上维持了和平的方式。你不能不承认，这些维族人已经为坚持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必须向他们表示极大的敬意。我们没有理由不和他们站在一起。

    然而，当这样的努力彻底失败后，一些维族人中的暴力倾向必然猛烈发作，流血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很明显，这次新疆事件又是先镇后暴。在这里，暴是镇引起的。注意：这并不是说，有镇在先，暴就有理了。这只是说，一旦有了先前的对和平游行的镇压，只要你对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有所了解的话，你就该知道，后面的暴就在所难免了。平时我们说，人穷不应志短，穷了也不该当盗贼。然而我们又都知道，当社会经济状况大幅恶化时，盗贼必将大幅增加。这并不是说，人穷了，当盗贼就有理了；尤其是你偷你盗的又并非贪官污吏为富不仁而只是普通人甚至常常也是穷人（很多盗贼恰恰是如此），当盗贼就更没理。不过，就像孔子所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当经济状况恶化时，君子能守得住本份，小人多半就守不住了。而在经济状况正常的时候，小人，起码是多数小人，在财务上也是能守本份的。

    应当看到，那些和平游行的人和后来打砸抢的人，即便有交叉重叠，但基本上还是两拨人。我们知道，在任何族群中都有少数极端分子。这种人就是在平时也爱惹事生非。不过总的来说，如果该族群处于比较正常的状态，那么在其中，总是那些比较理性的人会占上风；在这种情势下，那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也会比较收敛。这就是为什么在和平游行开始那段时间，旁边的极端分子们并没有大打出手的原因。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政府不是对和平游行的人迅速打压，而是积极回应，承认以和平方式表达意见是正当的、合法的，是要受到保护而绝不会镇压的，当场宣布和游行者认真对话，诚恳地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那么，骚乱就很可能消弭于无形。就算还有些暴徒闹事，也只可能是极少数，决不至于酿成大祸。然而，一旦和平的努力遭到重挫，一旦整个族群被推入困境，理性的人横遭摧残，那少数极端分子就如脱缰野马，姿意妄为了，甚至有些本来不那么极端的人都有可能卷入这股狂暴的洪流之中。

    中共当局镇压维族人和平游行在先，少数维族人打砸抢烧杀在后。这是认识新疆事件的关键。我们必须说，中共当局应该为此后发生的一切后果负主要责任。


5、暴政的自我实现预言


    如前所述，当我说这次新疆事件是先镇后暴时，我并不是说，有镇在先，暴就有理了。凡是指向无辜者的暴都是无理的，都是犯罪，都该受到惩罚。实际上，想来大家也都不会怀疑，这次事件中的暴徒是会受到惩罚的。假如说在过去，维族人与汉人发生冲突，政府有时会对维族人从轻处置，那无非是怕把事闹大，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大得不得了了，所以这一次政府在惩罚时决不会手软——有官员已经说了，要从重从快。这势必又引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会不会趁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对此我们实在无法乐观。

    更严重的问题是，假如上面我的分析大体不错的话，那么在这次事件中，即便不算上以往几十年的错误，即便我们只考虑在这次韶关事件和乌鲁木齐和平游行的处置，政府也是首要的和最大的责任者。那么，谁又来惩罚政府呢？至少在眼下，没人有能力惩罚政府。政府自己更不会惩罚自己，根据以往的经验，例如去年西藏事件，政府甚至连摘下一两个高级官员的顶戴花翎都不大可能。而且正像我多次讲过的那样，专制统治者还很可能把由于它自己的一贯错误打压政策而导致的社会动乱反过来当作加强自己暴政的藉口：“暴政酝酿动乱。相比于动乱，暴政似乎倒是一个较小的恶。于是，暴政自己就给自己制造了最方便的存在理由。”这就叫暴政的自我实现预言。


6、荒谬可笑的指控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随即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这“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场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暴力恐怖事件”。

    且不说热比娅是否有那么大的能量从境外成功地策划和组织起这么大的一场暴力恐怖事件。问题是，假如她想策划想组织，那又该怎么策划怎么组织呢？假如热比娅们对新疆的维族人说：7月5日这一天上街打砸抢去，打汉人杀汉人去。对方势必要问：中共的军警那么强大，乌鲁木齐离边境那么远，边境线的防卫又那么严，我们打了杀了以后怎么办呢？共产党抓我们杀我们怎么办呢？显然，除了傻瓜，没有人会被这样的策划而付诸行动的，热比娅也不可能做这样的煽动。

    其实，中共当局自己很清楚，他们对于热比娅的指控完全是虚假的。否则，他们干嘛不要美国政府引渡热比娅呢？本拉登东躲西藏，美国政府找不到。热比娅就住在华盛顿，几天前还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中美之间虽无引渡条约，但是像热比娅这样的突出个案，中美双方总是可以交涉的。不久前，美国就把潜逃至美国的中国大贪污犯、前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行长余震东遣返回中国。另外，几年前，中方也曾就引渡关押在关塔纳莫的“东突”份子向多次美方交涉，媒体均有报道。如果中国政府果真掌握有热比娅策划组织所谓暴力恐怖事件的真凭实据，它怎么会容忍一个骇人听闻的暴力恐怖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在美国逍遥法外呢？很简单，中国政府之所以没有要美国引渡热比娅，就因为它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

    前几天，王军涛在接受多维记者专访时讲到，新疆党委书记王乐泉提出的75事件是由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三股势力一手策划这一说法，估计在中共最高层并未获得一致同意，温家宝可能就不同意，因为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王军涛说：这“是我听到的说法中最荒唐的说法，用意恶毒，理由愚蠢”。王军涛的批评完全正确。没有比这一谎言更拙劣的了，中共高层不可能没有反对者。但就是这样一个荒谬可笑的谎言，中共至今仍在坚持。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共坚持要对外一致，话一旦说出去就不改口。因为它害怕一改口会暴露内部有分歧，会被外界认为心虚，所以，哪怕它明知原先的说法不好，也要硬着头皮坚持下去。第二，尽管中共高层不会不知道把热比娅指为这次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它需要确立一个具体的攻击目标，以便掩盖自身的失误。哪怕这个目标选得极其荒谬，那也顾不上了。但是，第三，我们也不要以为，中共这一指控既然如此荒谬，因此不会产生任何对它有利的效果。那倒未必。因为中共可以借着这一指控，再一次把维族人以和平方式表达自己声音的做法和少数人的暴力行为混为一谈。一些汉人可能在愤怒之下，不是去维护维族人和平抗争的权利——这也是维护汉人自己的同样的权利，而是为中共对维族人和平抗争的非法打压呐喊助威——这实际上也是帮助中共打压了自己的和平抗争空间。


7、关于75事件伤亡数字


    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75事件伤亡惨重，其中，受害者大部分是被维族人伤害的无辜的汉人民众。有人说，被政府伤害的维族人数量更大，只不过被官方刻意隐瞒；还有人说，是当局派出特务假扮维族人的模样搞打砸抢。这种手段被证实在过去就用过。我们不能排除上述可能。不过我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按照官方的说法，事情也远不是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按照官方说法，75事件伤亡者大多数是汉族民众。这是有可能的。根据过去类似的情况看，每当民众以和平方式向政府抗议时，当局的打压总是迅速的；而每当一部分民众暴力攻击另一部分民众或相互暴力攻击时，当局的反应则常常是迟缓的。这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当民众与民众发生暴力冲突时，现场的伤亡较大；而当政府打压民众时，现场的伤亡反而可能比较小。

    道理很简单，因为政府垄断了暴力机器，政府可以有效地制止民众彼此之间的互相伤害。这也就是说，老百姓要伤害老百姓，只能利用政府出面制止之前的空档，所以他们造成的伤害，几乎全部都发生在暴力行为的现场。政府却不一样，政府整治人，有很多种方式，现场的打杀只是其中一种，而且常常是最少用的一种，往往是不得已才用的一种。政府要整你，还可以逮捕，判刑，长期徒刑短期徒刑直至死刑，严刑拷打，强迫劳动，蹲小号，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吊销户口，停职停薪，监控软禁，跟踪，骚扰，黑社会式的绑架殴打，没收财物，等等等等，举不胜举。有这么多整治手段，为什么还非要在光天化日下的示威抗议现场开枪杀人不可呢？除非是控制不住现场。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军警一开枪，老百姓知道无法抵挡，只好束手就擒或者逃跑。因此，在游行抗议的现场，民众的伤亡可能倒是一个较小的数字。接下来，政府可以有条不紊、一步一步地收拾你。昔日八九民运，全国有大大小小300多个城市卷入，共产党也只是在六四那一个夜晚、在北京天安门长安街那一个“局部地区”开了枪。你能只用现场被打死打伤的民众来定义六四镇压的规模和程度吗？当然不能。在衡量六四镇压时，难道我们不是必须要把此后遍布全国城乡的逮捕、关押、判刑、劳改劳教、酷刑折磨、开除公职、降职降薪、批斗检讨等等都统统算进去吗？


8、猜忌与敌意是怎样造成的


    也许，对大多数汉人而言，这次新疆流血事件有如晴天霹雳，令人震惊，更出人意外。但海内外也不乏有识之士，早就预料到这种惨案的发生。这些年来，著名的海外网络作家芦笛，就像他说的那样，“反复在网上大声疾呼，告诉愚昧的汉族，尤其是居住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汉族，赶快放弃那种全民种族歧视态度，停止将少数民族当成异类加以鄙视，否则日后迟早要为此付出鲜血的代价。”

    幸亏芦笛是在几年前发出警告的，要是现在才说这些话，一定会招来很多人的攻击。他们会责怪他说：明明是维族人打杀我们汉人，你却还说是我们汉人不对。

    如果有人这样责怪芦笛，那就是完全误解了芦笛的本意。芦笛的本意首先是提醒我们汉人，要意识到，长期以来，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人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关系日趋紧张，其中，特别是维族人和汉人的相互猜忌、敌意乃至仇恨在迅速地增长。如果我们对此麻木不仁，必将自噬苦果。包括芦笛和其他一些朋友，也包括我自己，我们力图说明的是，在这种日趋紧张的关系中，很多汉人同胞的认知实在有太多的盲点与误区。

    也许，在流血事件爆发后的今天，有些人从情绪上就拒绝阅读这方面的文字。但在流血事件未曾爆发前，他们又对阅读这种文字毫无兴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批判政府，因为它长期以来压制有关问题的公开讨论。人家王力雄自己去新疆深入调研，反倒被当局关押；辛辛苦苦写成的书又不准在国内出版，致使大多数人无从知晓。首先是政府自己，不说它的自私，单单是它的愚蠢无知，就足以把事清搞砸了。虽说在眼下，我们完全看不出政府有虚心检讨反省的意思，但至少我们要向我们的同胞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深入了解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汉维两族关系的方方面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