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问题到了更困难的境地

杨建利


    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执政能力常常表现为把中国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弄到几乎无解的状态，土地问题是这样，计划生育问题是这样，民族问题也是这样。这次乌鲁木齐的血腥暴力事件是把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推到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认为中共当局在事件中实施非正义镇压的两个前提


    这次事件后，人们对事件的性质和责任的解释有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发生在民运人士中。但是，大家至少在两条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两条就是资讯传达的自由和真相不能被掩盖。

    我们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第一时间里尽其所能限制事件发生地与外界的各种通讯联系，对国内外记者关于此事件的报导进行控制和有限利用，致使今天外界对事件的粗略概况都没有确定的认识。几乎所有组织关于此事件的声明的第一条都是强烈要求中国有关当局迅速开放公民通讯自由，解除对非官方记者关于此事件报导的限制，并借此契机开放新闻自由。但是中共当局至今不采取这些措施，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有关当局在此事件中实施了非正义的镇压。

    即使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有关报导也可以看出，这一次维族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开始时采取的是和平的方式，但是和平示威迅速演变成血腥的暴力事件，令人震惊。因此，人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组成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具有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对乌鲁木齐事件以及作为该事件引发点的广东韶关事件进行调查，公布前后两个事件的真相，遵循公正的法律程序，对利用非法暴力镇压百姓者，对无辜民众实施暴力攻击者实施法律制裁，还社会一个正义。人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开放民间对此事件的独立调查。由此几种措施建立调查重大事件真相的模式。

    这两项要求不仅适用于此次事件，它本身具有基本的正当性，因此对瓮安暴动、石首骚乱、三鹿奶粉、东北蚁力神、杨佳杀警、邓玉娇刺官等等大大小小事件都适用。资讯不通，真相不明只能增加猜测怀疑，即使在只有汉民族人士参与的事件中，也会一点星火迅速成为燎原之势（看看近年来一个个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并无藏族人、维族人参与的突发群体事件就一目了然）；再有不同民族人士参与的事件中，更加会扩大民族之间的嫌隙，由此而滋生更难消弭的民族仇视。


以平等真诚的交流消除民族仇视


    有人会想共产党执政这怎么会如此无能和愚笨——由此引出另外一种合理的推测：也许这种民族间的仇视分裂正是中共政权维持统治所需要的，分化瓦解是专制统治惯用用伎俩。如果这时真的，那么，使人感到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民众常常会掉进专制者预设的陷阱中去。我们必须认识到许多汉维民众心中都有专制政府种下的仇恨少数民族的种子，常常在不了解对方的时候就仇恨对方了。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专制统治心灵腐蚀的受害者甚至牺牲品。

    非强制下的平等真诚的交流对于消除仇视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早在1995就开始组织各民族（汉藏维蒙等）、各特殊历史地区（港台澳大陆）人民之间的对话，在2000年更进一步创办了“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将交流活动更规律化地举办下去，至今为止已经举办了4期（第4期由公民力量负责主办）。有一个包含四条共识的重要的联合宣言在去年举办的第4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通过了，这四条共识就是：第一、各族群共同守这样的合作原则：尊重民族特性之间的差异，忠于人权普世价值，联合起来致力于宪政和民主的实现。第二、各族群共同坚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原则，以善胜恶。第三、各族群相互尊敬，相互关怀彼此的人权状况，并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帮助。第四、各族群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相互宽容，消除仇恨和误解，追求真理和真相，实现和解与彼此相爱。

    秉持四条共识，我在这一次乌鲁木齐事件发生后呼吁各方，所有组织和个人，停止任何煽动民族仇恨的言论和行动。全世界都在关注，在这样激烈的冲突中，良善与邪恶，理性与疯狂，和平与暴力，可以清楚显露出来。在这样的激烈冲突中，仇恨的种子会迅速发芽成长开花结出更恶质的果子。任何煽动民族仇恨，制造流血事件的个人和组织，包括政府，都最终不能逃脱历史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流血事件也为我们从心中除去仇恨种子创造了机会。为了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拥有和平的正义和正义的和平，我们今天应该在历代专制者为我们铺设的仇恨的路上勇敢地停下来。血的代价已经足够惨重的了。

    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延续惯用伎俩，宣称维族的“打砸抢”活动是境外势力煽动的。这不符合基本常识。在面临专制政权的残酷的镇压迫害的威胁下，没有冤屈不满或怨恨人们是不会冒着巨大风险参与公开抗议活动的，其实在中国大陆，大部分人即使有冤屈不满或怨恨也不敢于或者不愿意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到上级政府机关上访已经是善良的中国草民们活动的最高境界。可以这样说，中国大陆任何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是海外任何组织煽动不起来的。中共当局这一说辞无非是要掩盖事件发生的深层的社会政治原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信奉的专制大一统这个根本原因。乌鲁木齐事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与中共政权多年来对维吾尔民族的民族歧视的政策和实践有关。假如不承认歧视政策行为的存在，就是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更遥远的残酷统治我暂且不提，只说目前，维吾尔族在自己的家园上成为少数民族，各级政府的经济、文化的关键关口都有汉人把持，在自己的家园上说自己的语言竟然成为在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竞争中的劣势行为，更不用说宗教不能得到尊重，宗教活动受到限制了。


不能仅仅用民主制解决民族问题


    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组织了对民主化和民族问题的系列研究，推出等级联邦制宪法草案。研究结论认为，维持公正、民主统一的唯一办法就是联邦制，在民族地区实施真正的自治，浅白地讲，就是除外交和国防外，民族地区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所有事务完全由本民族循序民主的方式自决。在这里必须指出，仅仅多数决的民主制是不够的。任何非汉族的民族都是少数的，其实任何一个地区（省）相对整体都是少数，假如说这个民族（或地区）以外的选民想剥夺这个是民族（或地区）的自然的话，完全通过多数决的民主制进行。这样就形成多数暴政，显然是不合理。这个话题涉及太多宪政涉及的内容，本文无力深入讨论。只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呼吁中共当局检讨历年来的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平等对话，消除误解，实行民族大和解。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文化上，真心实意地实行联邦自治政策，实现维吾尔族，藏族等民族地区的真正的民族自治。

    当然其实这里面涉及到更深层更要害的东西，那就是和民族地区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作为人的根本问题——人权问题。这是所有民主应该共同效忠的价值，这也是无论汉族、藏族、维吾尔族民众都必须携手共进的反对专制，建设未来联邦宪政民主的根本基础。

    不得人心的稳定是不会长久的，对任何民众的抗议活动实施暴力镇压无异于饮鸩止渴。继续推迟民主变革，继续钳制言论、新闻等自由，继续实行民族歧视性政策将会把中国带入更深的灾难中。到头来任何责任者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