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鲜血下的思索
(台湾)吾尔开希
对于乌鲁木齐的流血事件,要得到完整、翔实和令人信服的真相报告,恐怕还要相当的时日。这个问题似乎又特别敏感,诸多民运团体、论坛在这样的报告出炉之前,表态多少有所保留,算是共产党此次影响舆论的成功之处吧。但至少,乌鲁木齐的流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让长期遭漠视的民族话题受到重视,这也许是目前仅能让无辜受难的维汉冤魂得到安慰的一点正面意义。在我看来,事实的本质并不难判断,作出有良知的表态算是中国民运人士应有的基本水准,感谢不少朋友的坚定的立场。在感激之余,浅谈我的看法。
一、集权政府的说法不可信
中共政府诬蔑此次事件是“境外遥控”,这种共产党的一贯伎俩几乎不值一驳。先说热比亚不可能预知事态的发展,至多影响发动事件最初的和平抗议示威;倘若可以预知中共的强力镇压,热比亚或者任何海外的维吾尔人都不可能作出这种由境内乡亲承担直接后果的建议;最后说到热比亚是否有能力遥控新疆的维吾尔人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推动民运多年的海外诸公应该可以有一个持平的判断。
所谓“恐怖攻击”的说法更是荒谬,哪有上街游行的恐怖攻击?哪有正大光明的恐怖行动?
最后说说“疆独、分裂势力”的指控,原本主张新疆独立,民族自决属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即使维吾尔人提出这种主张本也无可厚非,但此次乌鲁木齐事件首先爆发的和平游行,大学生们手中擎着的是五星红旗!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面旗帜所代表的含义是政治压迫,是文化灭绝,是几十年来的屈辱,然而,他们还是决定擎着这面旗帜,就是要表明一个立场——不是疆独!这种表态也许是功利的,也许是计谋的,也当然是无奈的,但在消解非理性仇恨的面向上,绝对是积极的。遗憾的是,这种作法并不能改变中国政府镇压的立场,但至少留下了历史记录,让我们能够在此仗义执言。
政府说此次事件是暴乱,是“打砸抢烧”。我要在此责问政府的只有一句:“是不是又是先镇后暴?”说“又是”是因为中共统治几十年来,每次镇暴几乎都是先镇后暴,20年前的天安门大屠杀也是如此,事后又都是混淆视听,倒果为因,把责任推给人民。我呼吁公正的调查,但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之下,对此不敢期待;唯提醒世人,在这个公正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别忘记中共的斑斑劣迹,别忘记是谁在阻止公正调查的出现,别忘记是谁掌握暴力。
二、对专制政府长期压迫的反抗
这次事件,是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专制政府长期压迫的反抗,同时,也是维吾尔人对汉人长期歧视的抗议。
政治压迫是维吾尔人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最首先也是最强烈的感受,这一点证据确凿无须长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对于人民长期实行专制统治,剥夺人民政治权利,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以及集会、结社的权利是事实,到了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这种政治压迫还多了一层民族压迫。在新疆,自治区主席依照法律必须由维吾尔人出任,但这个自治区主席一定还兼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服膺于公开的一把手——自治区党委书记之下;而且这所谓的自治区主席,实际上根本被排除在政治决策核心之外,连第二把手也是摆个样子。自治区以下,各自治州、地区、县、市、乡、镇,甚至到村,无不如此,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也都由汉人担任,我个人连一个例外都没听到过。职务分配影响的除了尊严,更直接的是资源的分配,文化、教育以及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源的分配。可以想见,维吾尔人在新疆完全不可能有任何当家作主的权力,连表面的当家作主的感觉都被剥夺。维汉矛盾及仇恨的根源全在于此。
而这么明显的政治歧视,政治压迫,被大家习以为常,在新疆的不少汉人,不仅没有因为自己也是专制制度下的被压迫者而对维吾尔人有任何的同情和理解,反而自动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上,常常挂在嘴边的就是维吾尔人享受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计划生育不及于少数民族等等。这种说法之中的“患不均”成分我可以理解,殊不知这些所谓优惠政策比起前面所讲的政治剥削和压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文化教育经济实际损失,根本连补偿的意义都不够,更不必说少数民族对于这些政策的形成根本无权置喙。换言之,如果以落实自治换取取消所有民族优惠,即使有历史性的不公平,维吾尔人也完全愿意接受!
另一种政府常说的说法,也是一些汉人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包括一些民运人士也常常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中国,新疆西藏至今只会更糟,人民只会更加苦难。”首先,这种历史虚拟假设完全无法论证;其次,我相信就算在1949年,新疆西藏比起内地平均发达水平有段距离(其实连这个前提是否属实都应该进一步讨论),那么如果过去60年间这两个地方没有共产党的掠夺和祸害,发展到今天超过内地的机会可能更大;再退一万步,就算果真新疆西藏真的“有幸”因为成为中国的自治区而取得了经济文化上的进步,持这种论调的人也不能就此证明征服、殖民和歧视的合理性。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军事、经济上比中国发达,而且也主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否可以说如果日本当年占领中国成功,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一定会更发达?是否可以因此得出日本侵略中国合理的结论?
维吾尔人在政治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专制政权的压迫,而汉人、尤其是在新疆的汉人支持甚至协助政府贯彻这些压迫和歧视性政策,助纣为虐,维吾尔人感受到的就绝不仅仅是专制的压迫了,而是对整个汉人的殖民心态、殖民政策的反抗和仇恨。
三、伸张正义与民族和解
虽然我常常坚信公义的贯彻始终是历史良性发展的不二法门,然而,在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上,我们可能必须同时追求贯彻公义与民族和解。消弭仇恨原本应该是在正义得以伸张之后,但也许我们根本没有伸张正义的机会就被仇恨所吞噬了。
民族和解谈何容易。尤其在强大的一方依然蛮横,无理的一方继续无礼时。维吾尔族人对汉人的满腔怒火绝对是事实,绝对可以理解,这种愤怒也在同时让和解变得遥遥无期,对于解决维吾尔今天面临的问题没有帮助。所以,长期以来,我对于表达愤怒,表达仇恨并不热衷。也常常呼吁我的维吾尔兄弟们认清这样一个严酷现实。我希望我追求民主,追求理性思考及对话的努力能够在解决维汉矛盾时能够起到正面作用。
和解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正义是和解的前提,而勇敢面对,理性讨论,又是维汉二族共同追求正义的不二法门。到了那天,七五乌鲁木齐的血,才不会真的白流,受难者也才能够真的安息吧。
(作者为1989年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维吾尔族人士——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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