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国梦
于大海
我今天想向大家报告一下我自己争取回国的经历。我在北京大学一毕业就来美国留学了，到美国的日子是1982年9月1日，也就是整整27年前。来美国时我21岁，现在我48岁，所以我的大半辈子是在美国度过的。到美国以后的开始几年里，我一直想着一毕业就回国工作，投身改革。1987年中共进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整肃了胡耀邦、方励之等人。这件事引起留学生的强烈反弹。我参与发起了留学生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从此成了敏感人物。1988年回国时，我发现改革已经奄奄一息，像我这样思想“反动”的人，回国工作是想都不能再想了。六四后，我又参加了民运组织的工作，从而连回国看看的条件也没有了。
我后来试探回国的可能性，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年由于民运组织发生分裂，我和今天在座的胡平、薛伟退出了《中国之春》杂志，另外创办《北京之春》。到了93年夏天，我觉得风平浪静一点了，就和纽约领事馆联系，说我想回国看看，在国内期间可以保证不从事政治活动。领馆的人就约我去谈。谈来谈去，他们只讲了一个意思，就是我要先对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写一个认识。说白了，就是我要先交一份悔过书再说。说来奇怪，我当时一下就想起了中学时学过的叶挺写的几句诗。叶挺的诗是这样写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我反对叶挺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也反对他搞的暴力斗争、武装夺权。但我佩服他的骨气。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于大海没干什么错事，也没穷途潦倒到没饭吃，你们不让老子回去，老子不回去就是了。93年的这次试探，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到了1994年底，有一份限制入境的49人名单被泄露了出来。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早在1991年8月就上了这个黑名单。
这样一过就是几年。1996年我入了美国籍。对是否入美国籍，坦白地讲，我是有过思想斗争的。最后的结论是，即使入了美国籍，将来如果有机会，还是能回去为祖国效劳的。也许担任公职会有麻烦，但人生毕竟不是只有担任公职这一种选择、这一条跑道。这里顺便想提一句的是，不久前周义澄写了一篇谈回国权利的文章，写得很精彩（周义澄：“有感于中国当局拒绝给我入境签证”，发表于《北京之春》2008年11月号，总第186期——编者）。但文章中的一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这个说法是，对入了别国国籍的人来说，中国已经不是祖国了。我的感觉不是这样。在我的心目中，中国永远是我的祖国，我也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入美国籍的时候，我把名字从大海改成了大卫（David）。拿到美国护照后我就想，现在溜回国看看，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但我那时刚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写博士论文，什么事都顾不过来。 到了1998年初，论文写完了，工作也找好了，我就飞到香港，再次去碰回国的运气。我去外交部的派出机构办签证，居然很顺利地办成了。那时我真是高兴、激动得不得了。我约了一位当时在香港教书的朋友，说咱们中午到深圳吃饭去！我还提醒自己，过了海关以后，一定要先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躬下身来，亲吻一下祖国的土地。没想到，在过关的时候，检查证件的人把我的资料刚一输入，电脑马上发出“比比比”的声音。不一会儿，边防警察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让我等着。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最后，来了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接获上级指示，不准你入境，现在送你回香港去”。我问他姓甚名谁，上级又是谁，他统统不予回答，只是示意我往香港走。其实这个当官的和在场的另外十几个警察，每个人都至少比我矮半头。但他们人多势壮，所以我不得不转过头来往香港走。走了几分钟后，我忽然觉得听不到后面警察的脚步声了。回头一看，发现他们全停在了离我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跨过了罗湖桥的中线，回到了至少在那时还相对自由的香港。就这样，98年的这次试探，又以失败告终了。
现在，十多年又过去了，可是我的回国梦，却仍然只是个梦。这个梦，看来还要再作好多年。
中共不准流亡人士回国的政策，当然是不合理、不合法、不近人情的。但这个政策不过是中共专制统治的一个缩影。好在我们今天是在自由、进步的社会里流亡。虽是身处异国他乡，面前的机会倒也不少。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论语。泰伯》。）今天的西方世界，应该算是有道之邦了。所以我对孔子这句话的诠释是，生活在西方，如果没有钱、没有地位，或者搞不成一个像样的民运，那我们只有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其实孔子接下去还有一句话，就是“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我对这句话的诠释是，生活在中国，想要有钱、有地位，那首先脸皮一定要厚。如果脸皮不够厚，做不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就不必去羡慕那些挤入了权贵之列的旧知了。我们衹要做到一方面随遇而安，一方面继续为祖国的进步尽一份力就可以了。孔子的这两句话讲得很深刻，我在此愿意以此和大家共勉。
（这是作者在“中国海外流亡者回国权利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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