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流亡政治运动的重要议题

周义澄（亚衣）


各位朋友：

    我非常同意刚才宣读的冯正虎的书面发言所说的，旅居海外的中国流亡者回国权利主要是，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做的问题，行动的问题；同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研究课题。或者说，这也是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只要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存在，流亡者回国权利问题也就与之相伴随。（我这里所说的“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指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以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者为主体的，对中国共产党现政权持反对、批评态度，意图用文明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取代一党专制的运动，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海外中国民主运动。）


第一，共产党专制制度制造了海外中国政治流亡运动和流亡者


    当代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当权的中国共产党制造出来的，60年来，执政者不断为老百姓制造麻烦，制造问题，也制造出一系列理论研究议题。它常常把本来不成问题的事情制造成为一个问题，甚至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海外流亡者问题和回国权利问题就是共产党一手制造出来的。

    很多人知道中国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流亡运动是在1989年64镇压之后发生的，几百名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的学生、工人与知识分子被迫相继逃亡，成了海外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重要力量。但是事实上，中国被压迫者的政治流亡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就已经开始。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之后，在历次全国性政治迫害运动中，从上世纪40至50年代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对右派分子运动到60至70年代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一些不愿忍受极权制度迫害的个体，设法通过各种方式逃离中国大陆；即便是通过合法途径出国探亲、求学、访问者，也在自由世界熏陶下对极权政治体制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和80年代的对外开放，出国人员迅速增加，其中包括一些在国内参加过各个时期政治反抗运动的个人。不过，有组织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现政权的异议运动，是1985年王炳章在美国创建的“中国之春”运动和随后成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开始的。1989年之后的流亡潮流则是使得这个运动规模突然加大。

    这一点我是来到海外之后，在陆续采访了几十名海外中国流亡者之后才认识到的。在我担任《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编辑记者10多年里的采访对象中，我发现其中包括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化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有30年代延安时期的老共产党人，50年代向共产党进攻的“右派”，“文革”中为保护自身人权不受侵犯的造反派，70、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民主墻的精英，八九年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领袖。所以2005年在我把这些访问记编成一个集子出版的时候，取了个书名叫《流亡者访谈录》。

    最早的老一代的流亡者，如刚刚庆贺了90大寿的司马璐先生，是1950年离开大陆的，他18岁就加入共产党，在延安待过，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对共产党腐败的本质有先见之明，所以流亡得也最早；另外一位就50年代从国外回到中国，后来被打成右派，劳改，60年代逃亡香港，1985年在美国创办民主教育基金会的黄雨川老先生，已经在1998年去世了。

    1989年之后，又有一些异议人士以不同方式被赶出国境。经历了10多年波动，近几年来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海外流亡政治运动中出现，这就是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新移民，他们以读书、探亲、婚嫁甚至偷渡的方式来到海外。由于他们的加入，在各国中共使领馆面前接连不断出现抗议示威，在六四纪念活动中也重现了热烈的场景。这是中共当局制造出来的新一代的流亡者，包括今天在座的许多朋友在内。其中很多人正在为身份，为就业问题操心，奔波，为什么？这就是一个流亡生活带来的问题。这些新流亡者在中国原先大多和异议政治没有关系，但是向往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他们不喜欢专制政权，于是来到美国这类民主国家，于是想做这样现代国家的居民。美国政府每年给予一定数量来自中国的难民以政治庇护，就是对中国存在政治迫害这一现实的承认。这些新移民、新难民将自身利益与民主理念结合起来，参与民主人权运动，在一系列实践中，一些原先没有民运经历，缺乏民主理念的人由自发到自觉，最后真正成了海外中国流亡政治运动中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的专制制度为海外流亡政治运动不断提供了新鲜的血液。而前面发言的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根本就是一个温和的中国公民，硬是被逼到了流亡者的边缘。


第二，中国当局在流亡人士回国问题上的现行政策带有很大随意性


    前面说到大多流亡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流亡的，所以自然有一个回国的权利问题。现时身在海外各国而不能回到中国去的各色人等中，按照其国籍身份状态，我觉得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且拥有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人员，例如原美国中国21世纪基金会会长，现在的中国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和现任美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主席周健等人，这一类人比较稀少；第二种是具有中国公民身份但是已经没有合法的中国护照的人员，他们的中国护照因为政治原因而被中国当局吊销，或者不给正常延期以及更换新护照，例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王丹、主编胡平、中国宪政协会理事长王军涛，这类人有一大批；第三种是已经改变国籍，成为他国公民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例如亚利桑那大学教授方励之、《北京之春》发行人于大海、经理薛伟，不久前被拒绝进入香港的中国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德国国籍）、民阵副主席盛雪（加拿大国籍）等，这类人不少。

    上面三种人的回国内容也不一样，前面一、二种是回国短期、长期或者永久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后面一种衹是短期的探亲、访友或者旅游而已。

    在中国，各地区、各层次地的执政者的决策带有很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所以他们的行为方式常常使人摸不着头脑，在海外流亡者的回国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人说，某些著名“民运头头”现在出入中国通行无阻，有的“反共分子”在大陆被奉为上宾，其种原因深不可测。正因为深不可测，所以不能妄加猜测。1996年9月加拿大的盛雪回中国在北京机场被拒绝入境，最后遣返。盛雪曾经问警察为什么原先参加民运很活跃的一些人可以回国，她不可以？警察说“那人家都有明确的表示的。”去年9月，我想回国探望老母亲，会见老同学，申请回中国签证被中国领事馆拒签，我当时也弄不懂，为什么有的民运头面人物来去中国很方便，而我这个普通编辑却被拒绝。拿老前辈来说，对于王若望、刘宾雁，中共当局不让回国，最后客死他乡；但是，同样是老前辈的于浩成，前几年回中国，现在仍然积极参与国内的维权运动；另外有些老前辈也被容许回国，因为身体不好或者其他原因，在国内再也没有发出任何不同声音。

    中国当局在流亡人士回国问题政策上的随意性，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是一个非法治的国家，没有关于海外流亡者回国权利的清楚的法规，或者有了之后也不依法实施；第二，中国又是一个中央权威逐渐衰落，私人关系侵犯党纪国法的国家，文化革命时期那种领袖一声号令全国上下贯彻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

    在这种随意性造成的古怪事实面前，不能简单地说现在可以回国的海外人士一定与中共具有什么勾结，有什么默契，而不能回国的人士就是了不起的民主英雄。当然，不可否认有人背后与专制政权在做层次不一的交易。对于这一类人，需要提醒他们一下，在中国专制政权垮台之日，今天的各种暗盘交易总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是犯罪行为，也难逃受到起诉和法律制裁，所以这些人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第三，从理论上和法律上研究流亡者回国权利问题


    我在去年10月《北京之春》上发表了“有感于中国当局拒绝给我入境签证”文章。其中提出一个建议，举行回中国权利研讨会，让有兴趣的朋友找个机会聚在一起，就海外人士回中国的法律人道问题开个研讨会。今天这个会议举行了，我觉得很好。

    我认为需要从法理上弄清楚，中国当局不准各种类型的海外流亡人士入境，哪些是合法的，那些是非法的；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出入境管理法律，是否符合中国已经签署的国际公法；或者虽然合法，但是侵犯了人权，违背了一般伦理——比如儿女回乡探望高堂的伦理。

    上一期《北京之春》发表了由中国留日创业者联盟组织起草的关于回国权利的法律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由上海的法律专家执笔，北京等地知名律师、法学教授、法学博士参与修改，并在网络媒体上公开征求意见，最后定稿本交由《北京之春》发表。作者们研究了国籍法、护照法、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此外还有公安部的《公安部关于执行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说明》《关于实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中检查、监护和阻止出入境等问题处理办法的通知》、《出境入境边防检查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公务员法》等等。结果证明上海有关当局禁止冯正虎这样的中国公民入境是完全非法，完全违背中国现有的法律和国际公约。

    我现在存有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已经加入外国籍的流亡人士，中国政府不给予签证，是否有法律或者道义上的错失，我想请法学专家提供帮助。从一个方面来说，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领馆在拒绝给外国公民入境签证时是不需要解释任何理由的。一般国际公约也只是指出国民有权回到“自己的国家”（本国），而不是别的国家（他国），所以去年作为美国公民的我被中国领馆拒签之后也没有向他们去询问原因。但是我心中知道，这是因为政治上思想上的原因。而因为政治、思想原因禁止外籍人士探望原母国亲人，是否缺乏法理的依据（违背人道原则是肯定的），希望法学专家朋友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北京之春》杂志和我个人都有兴趣对海外中国流亡者回国权利问题总体上作一个仔细的调查，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况弄清楚，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我相信，海外中国流亡者在回国权利问题上的任何进展，都是与整个中国在民主自由道路上的进步休戚相关的。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海外流亡者回国权利研讨会上的发言）◆